“这是什么意思？”赵天成自问自答。
“‘持盈者与天’——在顺境时要懂得顺应天道，不骄不躁。越国当时是逆境，这点用不上。‘定倾者与人’——在国家危难时，要懂得利用人事，包括外交、谋略，甚至……忍辱负重。勾践去吴国为奴，就是极致的人事运用，目的是麻痹夫差，换取生存和发展的时间。”
“‘节事者与地’——就是要根据客观条件来制定政策，积蓄力量。”
“你看，这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复兴路线图。”赵天成强调。
“不是一成不变的死计划，而是根据吴越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当吴国强大时，隐忍蛰伏，发展生产，甚至进献美女以惑其心志。当吴国北上争霸、内部空虚时，果断抓住时机，一举灭吴。这种对时机的把握，堪称精准！”
嬴政微微眯起眼睛。
他横扫六合，何尝不是一种大规模的动态博弈？
只是他更多依靠的是绝对的实力碾压。范蠡这种在绝对劣势下，通过策略、忍耐和时机选择实现翻盘的过程，无疑更具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未来可能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时。
“更体现范蠡系统思维的，是他对勾践性格的分析和自身的抉择。”
赵天成语气带着一丝感慨。
“他看出勾践‘可与同患，难与处安’，能共苦不能同甘。所以在灭吴之后，功成名就之时，他选择了急流勇退，悄然离去。这叫‘识人性，明进退’。他不仅算计敌人，也算计盟友，甚至算计自己的君主，一切都是为了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保全自己，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这套‘风险控制’意识，可不是每个功臣都有的。”
扶苏听到这里，心中凛然。
他自幼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死而后已。
范蠡这种带有“算计”性质的功成身退，无疑冲击着他的价值观，但也让他隐隐感觉到一种现实政治的冷酷与智慧。
“再说他离开越国之后，三次聚财，三散家财，成为名传后世的‘陶朱公’。”赵天成笑道，“这更是将他那套方法论用到了商业上。他的经济思想，核心是‘积着之理’和‘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 ‘积着之理’就是囤积货物的道理。他讲究‘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赵天成详细解释。
“当货物价格高涨时，要像抛弃粪土一样赶紧卖出；当价格低廉时，要像获取珠玉一样大胆买入。这本质上是对市场周期的一种把握，逆向操作。这需要极强的洞察力和反人性的冷静。”
“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意思是要抓住时机获利，而不是去苛求、抱怨他人。他善于观察天时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从而预测粮食的丰歉和价格波动，提前布局。”
“他还提出了‘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原则，就是在夏天准备皮货，冬天准备细葛布，天旱时准备船只，水涝时准备车辆。这都是典型的逆向投资和未雨绸缪思维，是基于对事物发展周期规律的深刻认识。”
嬴政和扶苏再次被震撼。
范蠡将辅佐君王的那套系统思维和动态博弈，完美地迁移到了商业领域，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在某些层面上，治国理政与经商致富，其底层的思维逻辑是相通的！
都是对资源、时机、人性和规律的把握与运用！
“范蠡的方法论，精髓在于‘系统性、动态性、预见性’。”赵天成总结道。
“他总是从事物的整体联系和发展变化中去思考问题，不拘泥于一时的得失，善于在动态中寻找最优策略，并且能够基于规律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无论是复兴越国，还是经商致富，他都是这套思维模式的成功实践者。他的成功，同样离不开勾践提供的平台、吴越争霸的乱世，以及后来选择的陶地这个商业中心。”
嬴政靠在桶壁上，热水依旧温暖，但他的内心却因为赵天成这番剖析而变得无比清醒和敏锐。
范蠡的案例让他意识到，作为帝王，不仅要有强大的执行力和决断力，更需要一种俯瞰全局、洞察变化的系统性思维，以及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策略的灵活性。
“前面说的都是偏重于政治、经济、战略层面的人物。”赵天成话锋一转，“咱们再换一个角度，说说那些专注于‘技术’和‘逻辑’，试图从另一个层面改变世界的人。比如……墨家，尤其是他们的创始人墨翟。”
“墨家？”嬴政的眉头微微一动。
墨家学说在秦初并非显学，甚至因为其“非攻”、“兼爱”等主张与秦的耕战政策有所抵触而受到压制。
但他也知道墨家弟子多擅长守城器械和手工技艺。
“对，墨家。”赵天成的语气带着一种难得的认真。
“在我看来，墨翟和他开创的学派，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实证、逻辑与标准化’。”
“先说实证精神。”赵天成道，“墨家非常重视实际经验和效果验证。他们提出判断言论真伪的三个标准，叫做‘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考察历史经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依据百姓的实际见闻。”
“‘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将其付诸实践，看是否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你们看，这里面有历史归纳，有经验观察，更有实践检验！”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坐而论道，而是强调要用事实和效果来说话。这种思想，非常接近后世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扶苏心中剧震。
儒家也讲“格物致知”，但更多是内向的道德修养。
而墨家这种外向的、强调客观经验和实践效果的认识论，无疑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他不由得想起赵先生制作肥皂的过程，不正是这种“实证精神”的完美体现吗？
“第二是逻辑学。”赵天成的语气带着钦佩。
“墨家在华夏历史上，几乎独立发展出了一套非常严密的逻辑体系，他们称之为‘辩学’。他们研究概念（‘名’）、判断（‘辞’）、推理（‘说’）的规律，提出了‘类’（归类）、‘故’（原因）、‘理’（法则）等逻辑范畴。”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强调‘以说出故’——就是要通过推理来阐明原因和依据。”
“比如，他们讨论‘小孔成像’的光学现象，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通过观察和逻辑推理来解释为什么光线穿过小孔会形成倒立的像。这种追求严密推理、反对诡辩的思维方式，是推动技术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