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政权中，”赵天成开始系统论述。
“居于上位者，由于其位置、环境、接触人群的限制，其获得的信息，天然地会经过筛选、过滤、甚至扭曲。这并非一定是有人故意欺瞒，有时也是信息传递链条过长、利益立场不同导致的必然结果。如同一个人站在高山之巅，固然能望得远，却难以看清山脚下草木的细微形态，更听不清虫鸣蚁语。”
“而广大的被统治者，他们身处社会生活的第一线，是各项政策的最终承受者，他们对政策的好坏、吏治的清浊、生活的甘苦，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他们的意愿、诉求、不满，构成了社会真实的‘民意基础’。”
“一个健康、稳固的政治体系，”赵天成强调。
“必须建立起畅通的、多元的渠道，使这些来自底层的、真实的‘民意’能够相对准确、及时地反馈到决策层。同时，决策层也要主动地去‘采集’这些民意。这套机制，就是政治学中所说的‘政治沟通’与‘民意反馈’系统。你们现在要建立的官员调研制度，就是这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极具操作性的部分。”
“历史上，凡能较好处理这一问题的时期，往往能出现治世。”
赵天成举例说明。
“例如西周成王、康王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典章制度，同时强调‘明德慎罚’，注重体察民情。与其统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并回应社会需求，缓和矛盾，是分不开的。反之，若此系统阻塞或失效，则危机暗藏。”
“所以说，”赵天成总结道，“建立并维护一个有效的调研与信息反馈系统，其意义远不止于防止官吏欺瞒，更在于它关系到政权能否准确把握社会脉搏，及时调整政策，化解矛盾，巩固统治根基。它是决策的‘眼睛’和‘耳朵’，是检验政策效果的‘试金石’，也是预警社会危机的‘烽火台’。”
“具体到操作层面，”赵天成继续深化。
“这套系统还应包括对调研信息的汇总、分析与运用。不能光是收集上来，堆在档案馆里落灰。朝廷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整理分析各地报上的调研报告，从中提炼出共性的问题、趋势性的动向、区域性的差异，形成定期的‘民情报告’，供决策参考。”
“在分析时，要特别注意区分个别现象与普遍问题，局部困难与全局风险。例如，某个郡报告粮价略有上涨，可能只是局部供需波动；但若多个产粮郡同时报告粮价持续上涨，或仓储不足，那就可能预示着全国性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朝廷高度重视，提前应对。”
“此外，”赵天成补充了一个重要观点。
“调研的目的不仅仅是‘了解’，更是为了‘回应’。对于调研中发现的普遍性、紧迫性问题，朝廷必须有所作为，要么调整政策，要么整肃吏治，要么赈济灾荒。如果官员千辛万苦调研反映上来的问题，朝廷置若罔闻，毫无反馈，那么久而久之，这套调研制度就会失去公信力，官员也会失去调研的积极性，重新回到敷衍了事的老路上去。”
“此即所谓‘取信于民’、‘令行禁止’之延伸。”赵天成再次引用典故。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徙木立信，目的就是树立朝廷法令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调研制度亦然，朝廷通过认真对待调研结果，及时解决反映的问题，才能树立起这套制度的权威，让天下人相信，向朝廷反映真实情况是有用的，是会被重视的。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包括官员和百姓，愿意说真话，报实情。”
嬴政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赵天成这一番关于官员调研制度及其政治学意义的论述，信息量巨大，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从具体操作一直上升到治国哲学的高度。
他仿佛看到了一条如何打破信息壁垒，如何使帝国统治更加精准、高效、乃至更加“接地气”的可行路径。
这套方法，结合他正在推行的“皇帝新法”，似乎能有效地解决新法推行中遇到的“执行走样”和“数据失真”问题，更能从根本上增强朝廷对庞大帝国的掌控力和应变能力。
“先生……”良久，嬴政才缓缓开口，声音中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郑重与豁然开朗后的明悟。
“今日之教，于吾，于大秦，可谓石破天惊，洞见症结。这‘官员定期调研制度’，辅以‘随机核查’与‘上位垂范’，再佐以‘信息分析’与‘有效回应’，实乃一套缜密而深远的治国良策。吾当与李斯、蒙毅等详加议定，尽快拟定章程，颁行天下郡县。”
他站起身，对着赵天成，郑重地拱手一揖：“先生虽身在此间，然心系天下，屡献良策，开阔吾等眼界。此情此谊，吾铭记于心。”
赵天成看着嬴政那极其认真的样子，只是随意地摆了摆手，又重新瘫倒回躺椅，恢复了那副万事不关心的模样。
“行了行了，老爷子，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了。”
嬴政深深地看了赵天成一眼，不再多言，转身离开了房间。
嬴政的步伐坚定而有力。他脑海中已经开始勾勒如何将这套“官员调研制度”与现有的监察体系、上计制度相结合，如何选拔培训负责核查的官员，如何设计奖惩机制……一个更加注重实地、注重真实、注重民意的帝国治理新模式，似乎正在他的构想中逐渐清晰起来。
他知道，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然会遇到阻力，需要不断调整完善。
但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剩下的，便是执行与坚持的决心。
回到皇宫的嬴政，将自己的思路重新捋了一遍。
这件事情要是从朝廷重臣要求可能有点困难，但是从哪些地方官吏开始要求可能阻力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