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他担忧的吏治弊病。
父皇和李斯丞相想必也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在新政中试图调整考课方式，但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其难也。
“还有一个着名的例子，能同时说明‘沉没成本’、‘损失厌恶’和‘激励扭曲’。”
赵天成似乎谈兴愈浓。
“就是春秋末年，智伯瑶联合韩、魏攻打赵襄子，引水灌晋阳城。”
“当时，晋阳城被围困多年，沉灶产蛙，易子而食，形势极其危急。但赵襄子手下民心不散，坚守不下。这时候，智伯瑶的‘激励’出了问题。他过于骄横，在巡视水势的时候，当着韩康子、魏桓子的面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这话什么意思？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他直接把未来的威胁摆在了盟友面前。”
扶苏点头，这段历史他亦熟知，智伯的骄横是导致联盟破裂的直接原因。
赵天成分析道。
“从智伯的角度看，他为了攻打赵氏，已经投入了巨大的兵力、物力，围城数年，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他极度厌恶‘损失’掉这次可能吞并赵氏的机会，所以他一心只想尽快拿下晋阳，忽视了盟友的心态变化。同时，他对韩、魏的‘激励’也完全扭曲了。他本该用赵氏的土地和财富作为共同利益来激励韩魏，巩固联盟。但他却用威胁来对待盟友，这等于告诉韩魏，跟着我智伯，今天打赵氏，明天可能就轮到你们了！这简直是反向激励！直接把盟友推到了对立面。”
“反观赵襄子，”赵天成继续道。
“他身处绝境，反而没有‘沉没成本’的包袱，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对‘损失’的厌恶也降到了最低，最多就是城破人亡。他敏锐地抓住了智伯激励扭曲带来的机会，派人秘密联络韩魏，陈说唇亡齿寒的道理，成功策反了二者。结果就是韩赵魏三家联手，反灭智伯，瓜分其地，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
“你看，”赵天成总结道。
“智伯败亡，表面是骄横，深层是陷入了‘沉没成本’的执着，对‘损失’攻城机会的过度厌恶，以及对盟友实施了完全扭曲的、甚至起反作用的‘激励’。而赵襄子，则因为身处绝境，反而摆脱了这些心理枷锁，做出了最理性的抉择。”
牢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扶苏的脑海中，闪过赵天成所列举的一个个历史场景。
邯郸围城、宋襄公恪守仁义、秦军争抢首级、郡守追求户口数字、智伯瑶水灌晋阳……这些他原本熟悉的故事，在“沉没成本”、“损失厌恶”、“激励扭曲”这几个概念的透视下，焕发出全新的、令人心惊的意味。
“先生……”良久，扶苏才缓缓开口。
“今日听先生一席话，学生……学生方知，读史并非仅仅知晓兴替，更需洞察这兴替背后，那无形无影，却又无处不在的……人性与制度交织的规律。”
他抬起头，目光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清明与沉重。
“沉没成本令人固执于过去，损失厌恶令人畏惧于改变，激励扭曲令人迷失于指标……此三者，若不能明察而规避，纵有强兵富国，亦难免决策失当，根基动摇。学生以往所思所虑，终究是过于肤浅了。”
赵天成看着扶苏那副深受震撼、认真思考的模样，难得地没有出言嘲讽，只是懒洋洋地重新坐回太师椅上。
“知道厉害就行。这些东西，说起来简单，真要时时刻刻用在决策里，难如登天。”
他仿佛看到了咸阳宫中，父皇那孤寂而威严的身影，以及围绕在他身边，那些形形色色、各怀心思的臣子。
自己将来，如果……如果有可能站在那个位置，又该如何避免这些陷阱？
如何设计出更能“激励相容”的制度？
如何让自己和朝臣都能摆脱“沉没成本”和“损失厌恶”的束缚？
“先生，”扶苏抬起头，目光灼灼地望向对面那个仿佛能洞悉一切规则的赵天成。
“您屡次提及‘激励相容’之重要，言其能引导人之行为，趋利避害。然则，学生愚钝，尚有一问。是否存在一种……一种完美的激励？能使个人谋求自身利益之行为，恰好亦能达成集体之目标？使上下同欲，官民一心？若有，此道何名？又该如何达成？”
赵天成闻言，原本半眯着的眼睛微微睁开，嘴角那抹标志性的戏谑笑意再次浮现。
“嘿！苏公子，你这问题，算是问到点子上了！从扭曲激励跳到理想激励了？有长进！”
“说白了，就是制度设计得好，让你为自己打小算盘、奔自己前程的时候，捎带手就把公家的事、大家的事也给办漂亮了！不用谁拿着鞭子在后头抽，也不用天天喊什么忠君爱国的大道理，利益自己就会推着你往对集体有利的方向走。”
他看扶苏眼中光芒闪烁，显然极感兴趣。
“说一个更早的，算是激励相容的典范，”赵天成继续深入。
“管仲在齐国的‘四民分业’定居政策。”
“管仲将国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群体，让他们分别集中居住，职业世袭。比如‘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看起来是限制自由，对吧？但深层次看，这也是激励相容的设计。”
“对于工匠而言，集中居住，同行交流，技术不易失传，子弟从小耳濡目染，更容易掌握技艺。他们钻研技术、提升工艺的直接受益者是自己和家族产品更畅销，地位更稳固，而齐国则得到了更精良的武器、工具和器物，增强了国力。”
“对于商人而言，集中在市井，信息流通快，交易成本低。他们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自然会努力贩运货物，互通有无，这直接促进了齐国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活跃。”
“对于农民而言，定居田野，专事耕作，心无旁骛，有利于精耕细作。他们为了自家收成更好，会努力耕种，这保证了齐国的粮食安全。”
“管仲通过这种制度安排，让士、农、工、商四大群体，都能在追求自身利益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这难道不是一种高明的‘激励相容’吗？”赵天成反问道。
扶苏恍然大悟，他只知管仲治齐称霸，却未深思其“四民分业”背后竟有如此精妙的激励逻辑。
“当然，有成功的，就有失败的，或者说‘激励不相容’的例子。”
赵天成话锋一转，开始剖析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