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郑城中弥漫着亡国前的绝望哭泣，韩王安在冰冷的王座上瑟瑟发抖，准备着屈辱的降表之时，与之相隔不过数百里的赵国都城邯郸，却呈现出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近乎病态的“平静”与“繁荣”。
深秋的邯郸，天空似乎都比新郑要明朗几分。市井之间，车水马龙，人流如织。酒肆里飘出诱人的肉香与酒气，商贩们卖力地吆喝着来自四方的新奇货物，贵族们的华丽车驾在街道上招摇过市，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勾栏瓦舍之中，丝竹管弦之声靡靡，舞姬曼妙的身影摇曳生姿……这一切，仿佛都与那近在咫尺的战争阴云隔绝开来，构成了一幅醉生梦死的浮世绘。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那座金碧辉煌的赵王宫，以及宫中最核心的那对君臣——赵王迁与他的宠臣郭开。
赵王宫，昭德殿内。
与韩国王宫的冰冷绝望截然不同，这里温暖如春，香气馥郁。巨大的铜兽炭盆中，上好的银炭烧得正旺，驱散了深秋的寒意。殿中央，一队身着轻纱、身姿婀娜的舞女正随着悠扬的乐声翩翩起舞，水袖翻飞，眼波流转，媚态横生。
赵王迁斜倚在铺着柔软貂皮的御榻上，年纪不过二十出头，面色因为长期的酒色而显得有些虚浮，眼神迷离，显然已经微醺。他一手持着精美的玉杯，里面盛满了琥珀色的美酒，另一只手则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敲击着榻沿，完全沉浸在这片温柔富贵乡中。
侍坐在他下首最近的，是一位面白无须、笑容可掬的中年官员，正是赵王迁最为宠信的臣子——郭开。他善于察言观色，谄媚逢迎，更精通各种玩乐之道，深得年轻君王的欢心。此刻，他正亲自为赵王斟酒，口中说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市井趣闻，逗得赵王哈哈大笑。
“大王，您看那领舞的胡姬，”郭开指着殿中一个身段尤其火辣、舞姿也格外大胆的异族女子，压低声音，带着一丝暧昧的笑意，“据说其舞姿乃西域一绝，更能做掌上之舞……臣已命人仔细调教，今晚便可为大王单独献艺，以助酒兴。”
赵王迁眼中淫靡之色更浓，哈哈一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还是郭卿知朕心意！赏！重重有赏！”
就在这时，一名内侍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份密封的奏疏，弓着身子来到御阶下，低声道：“大王，北境李牧将军有紧急军情奏报。”
欢乐的气氛为之一滞。赵王迁的眉头不耐烦地皱了起来，挥了挥手，如同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又是李牧！整日里不是军情紧急，就是兵饷不足，烦也不烦？没看见朕正在欣赏歌舞吗？搁那儿吧！”
内侍不敢多言，将奏疏放在一旁的案几上，躬身退下。那封来自北方边境，可能关乎赵国生死存亡的急报，就那样被随意地搁置着，上面很快落上了些许从舞女袖中飘出的香粉。
郭开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与阴冷，他凑近赵王，用一种看似忧国忧民，实则充满挑拨的语气说道：“大王，这李牧将军……也未免太过小题大做了。秦国如今明明是在攻打韩国，与我赵国何干？他远在北境，却屡屡上奏，言必称秦军威胁，要求增兵、拨款……这知道的，说他是尽忠职守；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拥兵自重，故意夸大敌情，以揽权柄呢……”
这话如同毒液，悄无声息地渗入赵王迁那本就多疑而昏聩的内心。赵王迁冷哼一声：“郭卿所言极是！李牧此人，仗着有些军功，便不将朕放在眼里！动不动就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来搪塞！秦国打韩国，让他紧张什么？难道秦军还能飞过太行山来打朕的邯郸不成？”
他完全忘记了（或者说根本不愿去想）尉缭的“远交近攻”和嬴政那“灭韩之后，即刻压迫赵国”的战略。在他那被酒色和谗言填满的脑子里，固执地认为：秦国打韩国，是天经地义，而且打完韩国肯定要消化好几年，赵国安全得很！
“大王圣明！”郭开连忙奉承，“秦国与我赵国，近年来并无大的冲突，甚至还互有使者往来，可谓是友好之邦。李牧将军如此紧张，若非别有用心，便是年老胆怯了。大王不必为此等小事烦心，以免扰了雅兴。” 说着，他又为赵王斟满了一杯酒。
“哈哈，说得好！秦赵友好！来，满饮此杯！”赵王迁举起酒杯，将那所谓的“军国大事”彻底抛诸脑后，再次沉浸到歌舞升平之中。
然而，在这片虚假的繁华与君王的麻痹之下，暗流却在汹涌澎湃。
郭开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诋毁李牧，安抚赵王，除了争宠固位的私心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早已被秦国的“金弹”击中了。
就在数日之前，在这同一座邯郸城内，一间不起眼的民居密室中，郭开秘密会见了一位来自秦国的“商人”。那位“商人”没有多费唇舌，直接推上了一箱价值连城的珍宝和大量的秦国金饼。
“郭相国，”那位“商人”（实为黑冰台的高级间谍）笑容可掬，“久闻相国乃赵王之股肱，一言九鼎。我主秦王，对相国仰慕已久。些许薄礼，不成敬意，只望相国能在赵王面前，多多美言，维持秦赵之友好。”
郭开抚摸着冰凉滑腻的玉璧，感受着金饼那沉甸甸的分量，心跳加速，脸上却故作矜持：“贵使这是何意？秦赵之事，乃国之大计，岂是郭某一人所能左右？”
“相国过谦了。”间谍笑道，“无需相国做太多，只需在赵王问及秦韩战事时，言明此乃秦韩私怨，与赵无干；再者……那李牧将军，拥兵北境，屡屡对秦表现出敌意，长此以往，恐伤两国和气啊……若相国能设法，让赵王对其稍加……约束，则我秦王，必另有厚报！”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收钱，办事。一是让赵国保持中立，不援韩；二是找机会搞掉对秦国威胁最大的名将李牧！
郭开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接下了这桩“买卖”。既能得巨利，又能借秦国之力除掉政敌李牧，巩固自己的地位，何乐而不为？至于赵国的安危……那与他郭开的荣华富贵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便有了方才他在赵王面前那番“秦赵友好”、“李牧揽权”的谗言。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还会不断地、用各种看似无意的方式，在赵王迁那本就脆弱的信任堤坝上，挖掘着针对李牧的裂缝。
与此同时，在北境代地，顶着凛冽寒风巡视边防的老将李牧，看着手中那份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的奏疏，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忧虑与无力感。他深知秦国的可怕，更明白嬴政的野心绝不止于韩国。他屡次请求加强邯郸方向的戒备，增派援军，却一次次被朝廷（实则是郭开等人）以“国库空虚”、“勿要惊扰百姓”、“秦志在韩”等理由驳回。
他仿佛已经能看到，在韩国这面盾牌倒下之后，赵国那赤裸的胸膛，将直接面对秦国那锋锐无匹的矛尖！然而，他的警告，他的疾呼，在这片邯郸的醉梦之中，显得如此微弱，如此不合时宜。
赵国君臣的麻痹大意、内部的倾轧猜忌、以及那被金帛收买的背叛，共同为秦国下一步那“压迫赵国，伺机而动”的战略，创造了近乎完美的条件。一场针对李牧，也针对赵国国运的阴谋，正在这片虚假的繁华背后，悄然编织着罗网。
而当新郑的降表送出，韩国的烽火熄灭之时，这层覆盖在邯郸上空的、名为“麻痹”的薄纱，也将被来自西方的铁蹄，无情地撕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