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城的狂欢仍在继续，绿白红三色旗几乎插满了每一条街道的窗口，欢呼声浪仿佛要掀翻这座永恒之城的古老穹顶。然而，仅仅隔着一条台伯河，在梵蒂冈的高墙之内，气氛却如同极地冰封，死寂、凝重，弥漫着无以复加的悲愤与冰冷的敌意。
教皇庇护九世，这位年事已高、性情固执且在此刻深感被上帝和世人共同背叛的老人，自意大利军队跨过庇亚门的那一刻起，便彻底断绝了与外部世俗世界的一切友好往来。他召回了所有派往意大利境内的代表，将自己严密地封闭在梵蒂冈宫殿的深处。通过一份由枢机主教团联署、措辞严厉到极致的通谕，他向全世界发出了自己的怒吼。
通谕中，他痛斥意大利王国的行为是“亵渎神圣的掠夺”、“撒旦的胜利”，是“对基督在世代表的公然绑架”。他宣布自己从此成为“梵蒂冈的囚徒”，以此控诉这“骇人听闻的暴行”。他发誓绝不踏出梵蒂冈一步，也绝不再给予“篡位者”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王任何宗教意义上的认可——那传统的“宗座祝福”永远消失了。最严厉的是，他宣布开除国王和首相亚历山德罗·科斯塔的教籍，尽管在政治意义上，这道谕令已不如中世纪时那般具有毁灭性，但其象征性的诅咒力量，依然在全球十亿天主教徒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梵蒂冈成了一座自我封闭的孤岛，里面充斥着祷告、悲叹和一种绝不妥协的决绝。
站在奎里纳莱宫（已被定为新的王宫和政府所在地）的办公室窗前，亚历山德罗·科斯塔能够清晰地望见不远处圣彼得大教堂那宏伟的穹顶。军事上的胜利是干净利落的，但他深知，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一个充满敌意、且能调动全球性宗教力量的教皇，是刚刚统一的意大利在国际舞台和国内稳定方面一个巨大的、持续的负资产和隐患。这种尖锐的对立绝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必须被尽快纳入一个可控的、法理的框架之内。
“我们不能让世界认为意大利是一个依靠武力迫害信仰、掠夺教产的野蛮国家。”亚历山德罗在内阁紧急会议上，对核心成员们说道，语气冷静而务实，“我们必须主动出手，给全球天主教界一个看似合理的交代，更重要的是，给我们自己一个管理罗马、处理教廷关系的法律依据。我们需要一部法律，来界定这种前所未有的、畸形的政教关系。”
他授意司法大臣菲诺基亚罗伯爵，以内阁的名义，以最快速度起草了一份《教皇及其圣座保障法》（简称《保障法》）草案，并立即提交给正在适应新环境的罗马议会审议。
草案内容一经公布，立刻在议会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激烈辩论，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关于经济或军事的议题。
保守派和虔诚的天主教议员（尽管人数不多，但声音尖利）激烈反对：“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们光明正大地收回了自古属于意大利的罗马，为什么还要像进贡一样，承认那个失败者拥有‘主权’？还要用纳税人的钱给他巨额年金？这是胜利者的屈膝。”
另一极，激进左派和强硬统一派同样极度不满：“太过妥协，太过软弱。教廷已经失去了世俗权力，成了瓮中之鳖，凭什么还享受如此超然的特权和巨额供养？我们应该趁机彻底清算教产，将教会完全置于国家法律和管理之下，实现真正的政教分离。”
以亚历山德罗为首的主流务实派则力主通过。亚历山德罗亲自走上议席，进行了一场冷静而极具说服力的演讲：“先生们，请清醒一点。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失去了领土的世俗君主，他是全球亿万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武力可以占领城墙，但无法征服人心，更无法熄灭信仰。我们的目标不是毁灭天主教，而是构建一个现代的、世俗的意大利国家。《保障法》不是屈辱，它是智慧和实力的体现，是用法律和金钱换取实质稳定和国际理解。”
他逐条剖析法案的深层目的：“第一，它向世界宣告：意大利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教皇的宗教权威在其狭小领域内（梵蒂冈）将得到绝对保障，他依然是圣彼得的继承者——这安抚了全球信徒。
第二，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境内享有‘主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实质上是将他的活动范围和法律地位固定化、无害化，解决了‘囚徒’这个煽情称号带来的道德困境，把他圈定在一个精致的‘笼子’里。
第三，巨额年金（每年322.5万里拉）看似高昂，但这是为我们终结教皇国千年统治支付的‘补偿金’，买断的是他未来以‘贫困’为由向国际天主教界求援、制造事端的可能性，显示的是王国的‘慷慨’与‘负责’。
第四，保障其通讯和外交使节权利，维护其宗教职能，则是为了减少国际行政运作的麻烦。
而这一切的交换条件是什么？”亚历山德罗声音陡然提升，目光锐利地扫过全场，“是教皇国世俗统治的永久、法律上的终结。教廷必须，也只能在这个法律划定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力。这不是谈判，先生们，这是胜利者单方面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为了国家最高利益而采取的主动、理性的措施。”
经过数周异常激烈的争吵、个别条款的微调和政治妥协，在亚历山德罗的强力推动和统一党的多数席位优势下，《教皇保障法》最终在议会获得通过。
法律文本被精心装裱，由一位高级特使正式送往梵蒂冈。结果毫无悬念，庇护九世教皇甚至拒绝亲自接见来使。梵蒂冈发表声明，措辞冰冷地拒绝这份“邪恶的、无效的、不道德的”礼物，谴责其是对神的亵渎，宣称教皇绝不接受一分一厘的“亵渎之金”，也绝不会承认意大利对罗马的主权。他坚持其“囚徒”身份，将其作为对抗意大利“暴政”的永久象征。
亚历山德罗得知回应后，只是面无表情地对菲诺基亚罗说：“意料之中。法律既已生效，执行即可。”于是，一种奇特的、冰冷的僵局形成了。意大利政府单方面按照《保障法》规定，将第一笔巨额年金拨付至一个指定的、由教廷低级事务官管理的银行账户（而教廷官方则对外宣称“分文未动”）；意大利警察和士兵尊重那条无形的边界，绝不踏入梵蒂冈一步，但也严密监视着其进出的一切人员；教皇依旧可以自由地向全球发布通谕、任命主教，但他在意大利境内的所有世俗管辖权彻底化为乌有。
《保障法》未能获得教廷的承认，但它成功地为意大利处理与教廷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看似“文明”的法律框架，极大地缓解了来自法国、奥地利等天主教国家的国际压力，也使得国内众多虔诚信徒（尤其是南方）的激烈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疏解和安抚。它像一道精心构建的冰冷堤坝，将汹涌的宗教冲突约束在一条虽不友好但至少可控的河道内。
这是一种没有和平的和平，一种充满持续敌意的强制性共存。亚历山德罗明白，与教廷的真正和解或许需要几十年甚至更久。但眼下，这部法律已经完成了其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为刚刚完成统一、百废待兴的意大利，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国际舆论空间和内部缓冲期，让他能够将宝贵的精力，重新投入到更紧迫的国内建设与外部机遇的捕捉之中。罗马的归属权问题，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已尘埃落定。剩下的，唯有交给时间，去慢慢融化那从梵蒂冈高墙内不断散发出的、刺骨的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