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刚搬到墨尔本那会儿，口袋里没几个钱。父亲说，这里是机会之地，可我只看到满眼的陌生。我们从义乌来，带着十几大箱小商品——手机壳、充电线、迷你电扇、造型奇特的钥匙扣，还有会发光的陀螺。这些在国内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在这里居然能卖上价钱。
仓库位于城市西北边的工业区，铁皮屋顶，水泥地面，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又冷得刺骨。仓库被隔成两半，前面摆货架，后面是我们住的两个房间，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石膏板。夜里，我总能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开运动会。
但最奇怪的，是那些声音。
搬到这里的第三晚，我就被吵醒了。那时已是深夜，工业区死一般寂静，连货车的声音都消失了。
“你从来就不听我的！”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带着哭腔。
“听你的？听你的能有什么出息？”年长者的声音沙哑而愤怒。
然后是一个女人啜泣的声音，微弱却持续，像永远不会停的雨。
我坐起来，耳朵贴在墙上。声音不像从邻居那里传来——这附近仓库间隔至少五十米，且大多只做仓储，没人会住在这种地方。那声音仿佛就源自我们这间仓库的某个角落，却又无处可寻。
第二天早餐时，我提起这事。母亲的手抖了一下，热茶洒在了桌上。
“我也听见了。”她轻声说，眼睛不敢看我们。
父亲哼了一声，“是风的声音，仓库区晚上风大，穿过铁皮缝就像人哭。”
但那天晚上，声音又来了。这次我听得更清楚些。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年轻声音问。
“选择？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吗？”年长者回击。
哭泣声始终作为背景音存在着，不激烈，但绝望。
我悄悄起床，顺着声音寻找。声音引导我走向仓库前面的货架区。月光从高高的窗户洒下来，在那些来自义乌的商品上投下诡异的影子——塑料娃娃的眼睛反着光，一排排手机壳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微型电扇的叶片偶尔被夜风吹动，轻轻转动，仿佛有人在旁边经过。
声音似乎就是从那片货架区传来的，可当我走近，却又突然消失了，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声。
第三天，父亲带我一起去市场摆摊。那是周末露天市场，各色人种穿梭在摊位之间。父亲的中式英语听起来很费劲，但他坚持自己与顾客交流。我负责找零和装袋。
下午三点左右，一位华裔老人来到我们摊前。他仔细地看着每一样商品，手指轻轻抚过一支玉石发簪。
“从义乌来的？”老人问，口音像是广东一带的。
父亲点点头，“刚来两个月。”
“住哪里？”
“附近仓库区，租了个带房间的仓库。”
老人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他抬头直视父亲：“是不是晚上能听见声音？”
我和父亲对视一眼。父亲皱眉：“什么声音？”
“争吵声。父子争吵，母亲哭泣。”
我后背一阵发凉：“您怎么知道？”
老人放下发簪，眼神变得深远：“那仓库我二十年前也住过。从香港来，带着所有家当——几个大箱的电子表和计算器。那时候，很多新移民都住那种仓库，前面卖货，后面住人。”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那声音，我也听过。我父亲凶，我性子倔，几乎天天吵。母亲总是在哭。后来父亲车祸走了，我和母亲搬了出去。”
“您是说...那是您过去的声音？”我问。
老人摇摇头：“不止我。那仓库换过好多租客，都是刚来的移民家庭。压力大，父子冲突多。听说好几个人都听过那声音。有人说那是回声，不是某个家庭的回声，而是所有移民家庭都会经历的痛苦的回声。”
父亲付之一笑：“迷信。”
但老人神情严肃：“小心为好。那声音...会传染。”
当晚没有争吵声。我反而睡得不安稳，凌晨四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起床到前面的货架区整理货物。母亲早已在那里，对着账本发呆，眼圈黑得像被人打过。
“妈，你没睡好吗？”
她勉强一笑：“想起刚跟你爸结婚那会儿，也是住小房子，经常为钱吵架。现在条件好了，反而...”
她没说完，但我懂她的意思。来澳洲后，父亲压力更大，脾气更急躁了。
又过了三天平静日子。我以为那声音消失了，直到周五晚上。
那天因为货单问题，我们可能被罚款。父亲整天黑着脸。晚饭时，我只是说了句“不想再去市场摆摊，想专心准备大学申请”，就点燃了导火索。
“大学？你知道学费多少吗？我们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父亲摔了筷子。
我积压已久的情绪也爆发了：“不是为了让我重复你们的生活吧？天天蹲市场，跟人讨价还价，回到这个冰冷的仓库听 ghost 的声音！”
“Ghost？哪有 ghost？只有不知感恩的小鬼！”
“你从来就不理解我！从来不听我的想法！”我喊道，忽然愣住——这话如此熟悉。
父亲也愣住了，显然他也意识到了。
母亲在一旁开始哭泣，那种压抑的、绝望的啜泣，与我们在夜里听到的一模一样。
就在这一刻，仓库的灯突然闪烁起来。货架深处传来清晰的声音——不是争吵，而是一段对话：
“爸，我拿到工程师执照了。”
“好，好孩子。”
“谢谢你这些年...”
“是爸该谢谢你...”
然后是一阵轻微的笑声，混合着欣慰的哭泣。
声音消失了，灯也不再闪烁。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那不再是痛苦的循环，而是一种和解的回声，来自某个终于走出困境的家庭。
父亲先走向我，手臂抬起，似乎想拥抱，最后却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申请大学需要什么？”他问，声音沙哑。
“需要成绩单和申请费，还有...”我深吸一口气，“还需要一份家庭收入证明。”
父亲点头：“明天我去开证明。”
母亲擦干眼泪，走过来握住我们两人的手。她的手掌粗糙，却温暖有力。
那晚之后，声音再没出现过。一年后，我们搬出了仓库，租了真正的公寓。我如愿进入大学，父亲的市场摊位变成了一个小商店，母亲则开始学习英语，交到了本地朋友。
去年冬天，我们听说那间仓库又搬来了一户新移民家庭，来自越南。我特意回去一趟，假装要看货。
年轻的主人带我参观，脸上写满疲惫和焦虑。在他身后，一个少年正不情愿地整理货箱，女人抱着婴儿，眼神惶恐。
临走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说道：“这仓库挺好的，就是晚上有时候能听到一些声音。”
越南男人立刻抬头：“什么声音？”
“像是父子吵架，母亲哭泣。”
他的眼睛瞪大了：“您怎么知道？我们昨晚才...”
我笑了：“别担心，这只是回声。不会永远这样的。”
“你怎么确定？”
“因为我和父亲曾经在这里吵得不可开交，而现在，”我指了指门口——父亲正从车上下来，给我送忘在他那里的课本，“我们现在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父亲走进来，自然地与越南男人握手，看了一眼仓库内部，眼神里有怀念也有感慨。
“刚开始总是难的，”父亲用他仍然生硬却充满诚意的英语说，“但这地方……有种神奇的力量。坚持下去，你们会听到好消息的回声。”
越南男人疑惑地看着我们，又回头看看正在赌气的儿子和疲惫的妻子，最后目光回到我们身上。一丝希望在他眼中点燃。
离开时，父亲轻声问我：“你真的听过好消息的回声？”
“您没听到吗？那天晚上，灯闪烁的时候......”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我听到了。所以才相信你会不一样。”
夕阳西下，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不再像刚来时那样渺小而无助。仓库里，越南少年正走出来，有些不情愿地递给父亲一瓶水。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也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和解。
有些回声，穿越时空，提醒着我们痛苦不会是永恒；而有些回声，则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为后来者留下希望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