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秀平攥着剪刀的手在缝纫机板上划出深痕，二婶婆的唾沫星子溅在她给儿子改制的衣服上。一九六九年的钢铁气息还没散尽，她先闻到了老屋里硝烟的味道。】
高秀平在娘家生下二儿子李建国，跟随前去吃满月宴的公公婆婆返回婆家，看到二婶婆盘踞在原本属于自己的炕头上，依然一副女主人的气派，她的心猛地一沉。
她撕破脸皮将占据自己炕头的二婶婆撵到厢房，算是为公婆出了恶气。
公公李德昌向来好说话，他打心里佩服这个小刺猬似的儿媳妇:“守业媳妇，这个家全靠你了，守业他比我还好说话，他们早就算计这个老房子和那个金锁了。”
高秀平安慰公公:“爹，您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再欺负你的。”
没曾想，高秀平说了大话。她在自己的领地没过上多久，三叔公李会昌携带全家从沈阳返回老家。
这下，李家热闹了，老哥四个加上晚辈，把五间大瓦房和东西两边的厢房塞得满满堂堂。
李会昌是会计，他在沈阳的电器厂据说出现财务问题，被追究责任。好在他自己留了一手，没有被卷进去，但是，工作没法干了。
这些底细都是后来听外人说才知道的，李会昌可没有那么傻，他在家人面前一副“见过世面”的体面人姿态。
家人为他安排的接风宴吃出了鸿门宴的滋味。酒过三巡，李会昌撂下筷子，声音不大却压住了全场的嘈杂:“大哥，咱们李家这艘船，在惊涛骇浪里行得太稳，就容易搁浅啊。”
他目光扫过高秀平，最终落在公公李德昌脸上:“爹娘留下的那块金锁，是福气，但也得看挂在谁的脖子上。如今时代变了，守着老规矩，只怕要耽误一大家子的前程。”
高秀平心猛地一沉，她感到丈夫李守业在桌下死死拽住她的手，那块象征长房继承权的金锁，是三叔公一家归来的真正目标。
看着三叔公一家大包小包地搬进来，她心里暗暗叫苦。原本就拥挤的房子这下更没了空间，而且她心里清楚，这表面的拥挤根本不是事，真正的风暴正在路上。
家族会议后，李文昌定了规矩，但三叔公一家用行动写着另一套规矩。
被撵到厢房的二婶婆始终憋着口气，如今见老三一家回来占了高秀平的上风，便依着门框说风凉话:“早先的厉害劲哪去了？这炕头热乎不了三天！”
高秀平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刚想回怼，却被丈夫李守业用眼神制止。
夜深人静，高秀平难得安静下来，她看着正在逗孩子们玩的丈夫，忧心忡忡地说：“这三叔公一家回来，以后指不定有多少麻烦事儿呢，咱们得早做打算。”
李守业叹了口气说：“唉，都是一家人，能帮就帮吧，走一步看一步。”
高秀平心里烦闷，却也知道丈夫说得在理，只能暗自祈祷这日子别过得太糟。
日子在一大家子人的磕磕绊绊中过着，三叔公一家初来乍到，生活诸多不便，对高秀平家的一些东西也随意取用，高秀平虽心里不悦，但也不好发作。
这天，高秀平发现自己给二儿子准备的新棉衣不见了，一问才知道被三叔公的小孙子穿走了。高秀平这下忍不住了，找到三叔公理论。
三叔公却满不在乎地说：“小孩子穿穿怎么了，又不会弄坏。”
高秀平气得脸通红：“这是我专门给建国做的，你们不能不打招呼就拿走啊。”
两人正僵持着，公公李德昌走了过来，打圆场道：“都是一家人，别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秀平，就当给小侄子穿了。”
高秀平心里委屈极了，但也只能暂时咽下这口气。
三叔公在家里安顿下来，开始实施他的长远规划，他再一次在家人面前提到金锁:“这金锁的价值远不止锁头本身。”
李德昌很少在兄弟面前拿出长子的威风，但这次，他不得不表态了:“老三，这金锁是爹娘留下的，传给长房是老规矩，不能坏了。”
李会昌笑了笑，眼神却透着算计:“大哥，时代不同了，这金锁留在长房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不如拿出来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说不定能让咱们李家更上一层楼。”
高秀平听着这话，心里火冒三丈，刚要开口反驳，李守业轻轻拉了拉她的衣角。
这时，二婶婆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哟，老三说得也在理，这金锁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拿出来派上用场。”
高秀平瞪了二婶婆一眼，冷冷道:“二婶，您倒是大方，怎么不见您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用用？”
二婶婆被噎得说不出话。李会昌脸色微变，继续道:“守业媳妇，我这也是为了整个李家好，你们小辈的别乱说话。”
高秀平毫不示弱:“三叔，小辈也有发言权，您要是真为李家好，就别老盯着这金锁，先把自己家的事儿管好吧。”
一场关于金锁的纷争，在这火药味十足的对话中，愈演愈烈。李德昌胸口剧烈起伏:“爹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说过，等时局稳定，让我们去上海找他的世交，但并没有具体交代。”
李会昌说:“所以要去找找看，不找怎么知道有没有财富。”
李德昌说:“找不找，那是我的事。当初分家的时候，你们说好了家里的房子和其它任何东西都不要了，我和你弟这么多年在家守着老房子，钱都给你们了，你们现在又要……”
李德昌越说越激动，一阵头晕目眩，他转身离开。妻子孙玉良把他扶到炕上，李守业见父亲脸色惨白，赶紧去找赤脚医生。
医生的初步诊断，可能有肝病，需要做检查。
老叔公李文昌夫妇是家里的顶梁柱，李文昌的大队书记位置经过反复审查，深刻检讨，最后竟然啥事没有，官复原职。
这件事情是李家的最大幸运，一家老小对李文昌毕恭毕敬，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有棵大树靠着，那就是颗定心丸。
李守业带父亲李德昌到县医院看病，确诊肝炎，断断续续吃了一年的中药，一直没有痊愈。
医生说肝病有传染性，考虑到小孩抵抗力差，高秀平随丈夫李守业带着两个儿子，搬到了收拾过的东厢房。
厢房纸棚半夜总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三叔家带来的沈阳耗子在啃梁柱。
她不再计较什么领地，一家人肉烂在锅里，作为长子的公公早就把管事的权力让给小弟李文昌，毕竟，全家就出这么一个能人，必须支持他。
虽离开了正房的热炕头，但也算暂时清静。她心里明白，三叔公一家从城里回来，带着失落和怨气，绝非长久安分之人。
日子看似平静地过着，可暗潮涌动。果然，矛盾很快从细微处滋生。
三婶婆做饭时，会“顺手”多抓一把高秀平瓮里的小米；三叔公家的小子丫头，会穿着高秀平纳给儿子们的新鞋满院子跑，踩得满是泥污。
高秀平几次想发作，都被丈夫李守业默默拉住，公公李德也总是唉声叹气地说：“秀平，忍忍吧，都是落难的亲人。”
唯有老叔公李文昌，因其大队书记的位置稳固，成了全家真正的主心骨。他出面主持，召开了家庭会议，定下了“规矩”：各房开支尽量自理，公共支出按男丁数量分摊，家务活由女眷轮流。
这规矩看似公平，实则将三叔公一家回来的负担，转嫁到了每个小家庭头上。高秀平心里憋着一股火，却无法反驳，只能更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自己这个小家。
进入七十年代，集体的日子依旧紧巴。春耕夏耘，家里的大人要下地挣工分。工分就是口粮，就是活命钱。
高秀平干起活来从不惜力，像个男人一样抢重活、脏活，只为多挣那半个工分。烈日下，汗水浸透了她打补丁的衣衫，指尖因为长时间除草而磨得粗糙开裂。
然而，挣来的工分兑换的口粮，在交完公粮后，往往所剩无几。灶间的粮食缸总是见底得快。
三叔公一家户口刚转回来，挣的工分少，按规矩分摊的口粮却不少，无形中又加重了其他几房的负担。
高秀平有时半夜饿醒，听着身边两个孩子均匀的呼吸声，心里一阵阵发慌。
她只能偷偷在自留地里多种几垄红薯，秋天时把红薯叶、红薯梗都当成宝贝收起来，掺在稀粥里，努力让孩子们的碗里能有点实在的东西。
如今家里人多，自己两个孩子需要照顾，裁缝的活也很少干。那本雷锋日记放在枕头底下很久，她实在没心情学习。
这一年，二婶婆依旧时不时阴阳怪气，但慑于李文昌的威严和高秀平日渐冷硬的眼神，也不敢太过分。
只是，高秀平发现自己藏在厢房柜子底层的几尺珍藏的蓝布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那是母亲买给她的，本想给孩子们做件像样的过年新衣。
她心里明镜似的，却苦于没有证据，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吞咽苦水，生活的艰辛，不仅来自体力的透支，更来自这种亲人内部无休止的算计和消耗。
事情远没有高秀平想得那么简单，几天后，那珍藏的布料变成了三婶婆女儿身上崭新的褂子。
更让高秀平血气上涌的是，在井台边，三婶婆当着众人的面，笑眯眯地拎起褂子:“秀平啊，你这布囤得可真好，你看，我这袖口缝得粗糙，你手工好，得空帮婶子扦个边儿？”
那语气仿佛在使唤一个不要钱的裁缝，高秀平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夏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清查”风波席卷了村子。据说要深挖隐藏在群众里的“坏分子”。
谁都没想到，最先被波及的竟是老实的李守业。当戴红袖标的人指名要带他走时，高秀平看到了三叔公脸上一闪而过的神情。
她瞬间明白了，这是一支从背后射来的冷箭。而三叔公李会昌在沈阳电器厂的那段经历却被人说成是诬告，那个诬告的人竟然是李守业。
这都是什么狗血的剧情，几个戴红袖标的青年闯进了李家院子，他们的表现真的很诡异，不像是来执行任务，反而更像是来耀武扬威。
高秀平挡在丈夫身前，怒目圆睁：“你们凭什么抓人？”
顿时，全家乱作一团。婆婆哭天抢地，公公脸色惨白。关键时刻，老叔公李文昌站了出来。
他沉着脸，对那几个青年说：“李守业的问题，由公社革命委员会负责处理，你们要带人，拿公社的正式文件来！没有文件，别想从我李家带走人！”
李文昌多年大队书记的积威，此刻发挥了作用。那几人面面相觑，撂下几句狠话，悻悻而去。
高秀平感激老叔公顶住了压力，保全了李家暂时的安稳。然而，她心里也更加沉重，这个家，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都系于一人之身，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的不安，万一这棵大树倒了呢？
风波过后，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高秀平感觉更累了。她不仅要应付地里的活计、家里的琐碎，还要时刻提防着内部的暗算，以及外部可能随时降临的风雨。
二儿子李建国三岁了，瘦瘦小小的，远不如哥哥李建设同期壮实。高秀平心疼，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鸡蛋，想偷偷给儿子蒸个蛋羹补补。她刚把鸡蛋磕进碗里，三叔婆就循着味儿过来了。
“哟，秀平，开小灶呢？我们家小柱这两天也咳嗽，正好……”
高秀平积压了数年的怒火和委屈，在这一刻终于冲破了理智的堤坝。
她猛地转过身，手里还拿着搅蛋的筷子，眼神冰冷地盯着三婶婆：“三婶，这是我留给建国救命的！你们一家子从回来到现在，吃了我们多少，拿了我们多少？
“我高秀平不说不代表我傻！今天这口蛋羹，谁也别想动！想要，让你们当家的自己挣工分换去！”
她声音不大，却字字如钉，砸在三婶婆脸上。三婶婆被这突如其来的爆发镇住了，张了张嘴，最终没敢再说什么，灰溜溜地走了。
晚上，李守业从公社回来，听说了此事，沉默半晌才说：“撕破脸了，以后更难处了。”
高秀平看着窗外凛冽的北风，幽幽地说：“处处忍让，也没见我们过得更好。守业，这日子不能总这么过，我们得为自己、为两个孩子想想后路了。”
北风卷着枯叶，拍打着厢房的窗户。高秀平搂着两个熟睡的儿子，眼神在黑暗中闪烁着倔强而又迷茫的光。
从一九六八年她怀上老二，到一九七二年，四年时光，磨掉了她初来时的锐气，却也淬炼出更深的坚韧和对现实清醒的认知。
时光飞逝，转过年，也就是一九七三年，李守业从公社带来了好消息，有几个工农兵大学的名额，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可以报名争取。
高秀平让李守业不要声张，偷偷告诉老叔公李文昌，让他给儿子李敬业争取一下。可是这事让爱听墙根的二婶婆听到，一家人为了这个名额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李文昌赌气，把名额让给外人，自家人谁也没捞着。这事在三叔公李会昌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他对高秀平的成见扎下了根。
家族会上，满堂死寂，唯有高秀平眼中燃烧着着孤注一掷的火焰。她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石破天惊:“我们分家吧。”
这不是退缩，而是向这个吸食她血肉的家族，发起的最后、也是最决绝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