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第一次意识到“更好吃”三个字的分量，是在他八岁那年的暴雨天。
那天放学时，豆大的雨点砸得校门口的梧桐叶簌簌发抖，他缩着脖子冲进巷口的杂货铺，浑身已经湿透。老板娘正蹲在煤炉前翻烤红薯，铁网下的炭火明明灭灭，把她的侧脸烘得发红。“来个烤红薯？”她抬头时，鬓角的碎发沾着细密的汗珠。
陈默摸出兜里皱巴巴的五毛钱，看着老板娘从炉边拣出个裂皮的红薯。焦黑的外皮上沾着几粒炭灰，撕开时却冒出金黄的热气，甜香混着烟火气直往鼻子里钻。他蹲在屋檐下小口啃着，红薯心绵密得像要化在舌尖，连带着被雨水浇透的寒意都散了。
“这红薯咋这么甜？”他含糊地问。
老板娘笑着往炉里添了块炭：“得等霜降过了才挖，经了冻的红薯，糖分才沉得下来。”
那时陈默不懂什么叫糖分沉淀，只记住了那个雨天里，烤红薯在舌尖化开的瞬间，比任何零食都要好吃。
后来他成了五星级酒店的甜品师，每天对着精密的电子秤称量原料，用温度计监控烤箱温度，做出的马卡龙色彩均匀得像印刷品，慕斯的切面光滑如镜。食客们总会举起手机拍照，说这是“艺术品”，但陈默偶尔会盯着那些精致的甜点发呆——它们很好看，却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让人想蹲在屋檐下啃的冲动。”后厨帮工的张婶总这么说。张婶是乡下请来的厨娘，擅长做些家常菜，她腌的酸豆角能让陈默多吃两碗白饭。
转折发生在酒店接手的一场私人宴会上。主办方要求做一道“能让人想起童年”的甜品，陈默试了二十多种配方，从桂花赤豆糊到焦糖布丁，都被主厨摇头否决。“太刻意了，”主厨敲着他的配方单，“好吃不是堆料，是让人觉得‘就该是这个味道’。”
那天晚上，陈默回了趟老巷。杂货铺早就拆了，原址上建起了玻璃幕墙的写字楼，他站在霓虹灯下，突然想起老板娘烤红薯时，煤炉里跳动的火光。
他开始往乡下跑。在霜降后的田埂上，他跟着老农挖红薯，沾着泥的块茎沉甸甸的，剥开薄皮，生吃都带着清甜。在山坳里的养蜂场，他看着蜂农摇蜜，琥珀色的蜜液顺着竹筛往下淌，滴在搪瓷碗里发出清脆的声响，尝一口，带着野花的微涩，比超市里的蜂蜜多了层余味。
他不再依赖电子秤，而是学着用手掂量面粉的分量，凭手感判断面团的软硬。他把山里采的野山楂熬成酱，酸得人眯眼睛，却比进口果泥多了股鲜活的劲；用土法发酵的米酒做慕斯，酒香里带着点微微的酸，像夏夜的风拂过稻田。
新推出的甜品叫“霜降”，底层是烤得焦香的红薯泥，中间铺着野山楂果冻，最上面浇了层薄如蝉翼的米酒啫喱。第一次试吃时，张婶舀了一勺放进嘴里，突然红了眼眶：“这味儿，像我妈当年在灶台上蒸的红薯粥。”
陈默看着她，突然明白了“更好吃”的真正含义。不是更精致的摆盘，更稀有的原料，而是让味道钻进记忆里，在某个瞬间突然冒出来，让人想起某个雨天的屋檐，某个灶台上的身影。
那天宴会结束后，有位老太太拉着陈默的手，说那道“霜降”让她想起了小时候，外婆在灶台边烤红薯的味道。“那时候穷，可总觉得，外婆烤的红薯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陈默笑着点头，心里突然暖暖的。他想起八岁那年的暴雨天，想起老板娘递过来的烤红薯，想起那些带着烟火气的、粗糙却真诚的味道。原来所谓的“更好吃”，从来都不只是舌尖的感受，而是藏在味觉深处的，那些关于温暖和记忆的密码。
后来，他在酒店后厨隔出了一个小小的炭火炉，每天限量烤些红薯。来吃的人总要排队，有人说这烤红薯比五星级甜品还好吃，陈默听了，只是笑着往炉里添了块炭，就像当年那个巷口的老板娘一样。
炭火明明灭灭，映着他的侧脸，也映着那些在味觉里流转的，关于“更好吃”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