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音的三味线彻底停了，手指死死攥着琴拨，指节泛白。龟田却像没看见，自顾自往下说：“说什么14年抗战，太浅了。从丰臣秀吉那时候起，我们就想登陆大陆了，只是当年没能成功。明治维新后更不用说，山县有朋直接把你们东北划成了日本的‘利益线’，这是国策，代代相传的国策！你们觉得我们是突然发难，其实我们准备了上百年。”
“就像对付一头僵死的骆驼，豺狼怎么会不扑上来？”他猛地拍了下桌子，矮桌又晃了晃，“你们自己看看，1937年北平刚丢，王克敏就带着一群人成立了伪临时政府，帮我们管华北的税收和治安；南京陷落后，梁鸿志又搞了个维新政府，连教育都改成我们定的教材。后来汪精卫更直接，在南京建了‘国民政府’，打着青天白日旗，却帮我们征粮征兵，还组织伪军打你们自己的抗日队伍。这些人不是我们逼的，是他们自己凑上来的！”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气顺着鼻孔往外冒：“我们的情报人员穿着长衫，在你们的茶馆里听消息；我们的学者打着考察的旗号，丈量你们的山川地形；甚至你们的科举档案、地方志，我们都翻遍了——你们中国人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我们比你们还当回事。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民，我们不进占，难道等着别人来捡便宜？这就是丛林法则！”
雪子端着新的冷盘进来，脚步轻得像猫，刚想把盘子放在桌上，就被龟田挥手拦住：“不用换，听我说话。”他转头盯着我，眼神里的傲慢几乎要溢出来，“曹君，你们课本里只会写日军多凶残，却不会写有多少中国人帮我们运军火，多少商户给我们送物资。那些历史你们看不到，也不敢看——因为那会戳破你们‘众志成城’的谎话。”
我指尖的酒杯早已凉透，却依旧稳稳地攥着，没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窗外的风突然大了，掀得纸窗哗啦响，倒像是谁在暗处发出的一声冷笑。龟田见我始终沉默，以为我被他的“真相”镇住，愈发得意，又开始絮叨起伪满洲国时期如何利用汉奸管理矿山，如何靠着从东北掠夺的资源发展军工，唾沫星子溅在桌面上，与那精致的冷盘格格不入。
龟田见我始终沉默，只当我是被他说中了要害，脸上的得意几乎要漫出“松风阁”的纸窗。他又给自己倒了杯清酒，指尖沾着酒液在桌面上画圈，圈出的痕迹歪歪扭扭，却像在他眼里成了某种“预言”。
“曹君觉得我在胡说？”他冷笑一声，酒气混着唾沫星子喷在空气中，“你们总说‘汉奸’是过去式，可我告诉你，只要有利益，汉奸就永远不会少。当年我们占东北，最先给我们递消息的是你们的税吏；占华北，帮我们征粮的是你们的乡绅；到了江南，替我们管理工厂的是你们的民族资本家——这些人哪个不是先富起来的？哪个不是把‘家国’挂在嘴边，转身就把脊梁骨卖给了外人？”
他猛地拍了下桌子，渍梅子的核滚到榻榻米缝里，他也不管，只顾着往前探身，眼神里透着股近乎疯狂的笃定：“现在你们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好啊，这就给我们留了机会！那些住别墅、开豪车、把孩子送出国的老板，你以为他们真的在乎什么‘家国情怀’？他们在乎的是手里的钱能不能再多些，在乎的是自己的生意能不能在日本的企业里分杯羹！”
“去年我去大阪参加贸易会，碰到个中国的地产商，”龟田掰着手指，像在炫耀什么战利品，“他跟我谈合作，说只要我们帮他拿到东京的地块，他愿意把国内项目的三成利润分给我们。我问他‘不怕被人说汉奸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生意就是生意，家国情怀不能当饭吃’——你听听，这就是你们先富起来的人！”
他端起酒杯，却没喝，只是晃着里面的酒液，冰块撞着杯壁的声响格外刺耳：“他们的私心早就膨胀到装不下家国了。平时捐点钱做慈善，就把自己包装成‘爱国企业家’；可真到了关键时刻，只要我们给的利益足够多，他们能把你们的基建图纸、能源数据，全打包送到我们手里！这就是人性，是你们中国人自己没看透的人性！”
“我不敢说现在的日本能打赢中国，”龟田的声音压得更低，却带着股穿透力，像毒蛇吐信，“可我敢断言，真要是有一天，我们再想做点什么，你们的汉奸绝不会比当年少！那些在海外有资产的、跟我们日本企业有合作的、甚至只是想保住自己富贵生活的人，都会成为我们的‘助力’——他们会帮我们说话，帮我们疏通关系，帮我们把你们的‘团结’撕开一道口子！”
我终于开口，声音冷得像窗外的夜风：“龟田议员，你说的这些人，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只是少数被利益熏心的败类。”
他却猛地打断我，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败类？曹君太天真了！等利益足够大的时候，‘败类’就会变成‘聪明人’！你们的历史早就证明了，只要能保住富贵，总有人愿意当‘聪明人’——而我们，只需要给这些‘聪明人’递一根稻草，他们就会顺着稻草爬到我们这边来！”
雪子在一旁脸色发白，几次想插话，都被龟田挥手拦住。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重重把杯子砸在桌上，杯底的酒渍在桌面上晕开，像一块丑陋的污渍：“你们中国人总说‘众志成城’，可在富贵面前，那‘城’早就塌了！我等着看那一天，等着看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怎么帮我们把你们的‘家国’，变成我们的‘利益’。”
龟田说着，忽然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个皮质笔记本，指尖在封面上摩挲着，那模样像在炫耀什么宝贝：“去年我去上海考察，碰到个做芯片生意的中国人，姓赵。他跟我抱怨，说国内的政策限制太多，想跟我们日本的企业合作，又怕被人说‘通日’。你猜我怎么跟他说？我说‘生意不分国界，能赚钱才是本事’。”
他翻开笔记本，指着上面潦草的字迹：“你看，这是他给我的报价单，说只要我们愿意提供技术，他能把国内的芯片价格压到一半，还能帮我们绕过你们的贸易壁垒。他还偷偷跟我说，他早就把老婆孩子送到了东京，买了房子，连户籍都在办了——你说，这样的人，算不算你们口中的‘潜在汉奸’？”
我指尖攥得更紧，指节泛白，却依旧没动怒，只是看着他：“一个人的选择，代表不了所有中国人。”
“代表不了？”龟田嗤笑一声，把笔记本扔在桌上，“我再给你说一个。前年，我们东京市议会接待了一批中国的企业家，其中有个做房地产的，姓李。酒过三巡，他拉着我的手说，‘龟田议员，你们日本的养老制度真好，我想在北海道买块地，建个养老社区，以后老了就住这儿’。我问他‘那你国内的产业怎么办’，他说‘让儿子管着，实在不行就卖了，反正钱够花了’。”
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酒液顺着嘴角流到下巴，他也不擦：“这些人，手里握着钱，心里想的只有自己的日子。他们嘴上说‘爱国’，可真到了关键时刻，第一个跑的就是他们。你们总说‘家国情怀’，可在他们眼里，‘家国’不如一套东京的房子，不如一张日本的绿卡，不如手里的真金白银！”
“还有那些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龟田又开口，语气里满是不屑，“很多人来了日本，就不想回去了，说日本的环境好、福利好、工作稳定。他们在网上说‘日本的月亮比中国圆’，说‘中国的发展全靠模仿’——这些人，不也是被我们日本的‘好’收买了吗？等真有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帮我们说话？会不会帮我们传递消息？你敢说不会？”
雪子终于忍不住，轻声打断：“龟田议员，时候不早了，要不要再添点清酒？”
龟田却摆手，眼神依旧盯着我，带着挑衅：“曹君，你别不爱听。这就是现实——你们中国现在发展得快，可越快，就越容易出这种只看利益的人。他们赢了富贵，就忘了根，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我们日本就是要等，等这些人越来越多，等你们的‘团结’越来越松散，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你们自己就会出问题！”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那模样像只斗胜的公鸡：“我明年要是当选了众议院议员，第一件事就是推动跟中国企业的‘深度合作’——不是为了帮你们发展，是为了把更多这样的人拉到我们这边来。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家国情怀’，能不能抵得过真金白银的诱惑！”
窗外的夜风更紧了，纸窗被吹得哗啦作响，像是在为他这番荒谬的言论发出无声的驳斥。我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忽然觉得可笑——他以为抓住了少数人的私心，就能看透整个中国；以为靠着利益诱惑，就能动摇一个民族的根基，却忘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有更多人愿意为了家国，守住心底的底线。
龟田的话像淬了冰的针，扎在心里，让我攥着酒杯的手不自觉地发紧。暖帘外的三味线声早就停了，只有他得意的呼吸声在包厢里打转，混着清酒的烈气，格外刺耳。我望着他那张扭曲的脸，脑子里却翻涌着百年的时光——从甲午年的硝烟到卢沟桥的枪声，从南京城的血泪到长津湖的冰雪，那些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从来都不是“汉奸多”就能轻飘飘带过的。
是啊，当年的确有败类为了苟活低头，可更多人是攥着刀、扛着枪，在雪地里啃着冻硬的土豆，在地道里忍着烟熏火燎，用命把侵略者赶出去。龟田只看见王克敏、汪精卫的谄媚，却看不见杨靖宇胃里的棉絮和树皮，看不见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看不见千千万万无名战士倒在冲锋的路上。他说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可正是这文化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四万万同胞拧成一股绳，把“东亚病夫”的招牌踩碎在脚下。
日本的入侵是恶，可这恶也烧醒了沉睡的中国。从洋务运动的尝试到戊戌变法的呐喊，从辛亥革命的枪声到新中国的成立，我们走了多少弯路，流了多少鲜血，才换来今天的挺直腰杆。龟田以为少数人的私心能代表整个民族，却忘了，中国人最骨子里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年如此，现在更如此。
我还在沉思，龟田已经站起身，整理着西装下摆，语气里满是施舍般的傲慢：“曹君，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你们中国人要想在世界上站得住脚，就得学我们日本的‘务实’，别总抱着那些没用的‘情怀’。”说完，他大摇大摆地往玄关走，雪子连忙跟上去，脸上还挂着不得已的笑意。
直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口，我才松开攥得发疼的手，指节上的红印久久没消。凛斗走进来，递过一瓶温水：“别跟这种人置气，他就是仗着自己是议员，到处大放厥词。”我接过水，喝了一口，心里的翻涌却没平息——我知道，下次再见到龟田，我不会再沉默。
果然，没过一周，龟田又来华月馆，依旧点名要“松风阁”，依旧摆着高高在上的架子。他刚坐下，就朝我扬了扬下巴：“曹君，上次我说的话，想明白了吗？”
这次我没站在一旁，而是在他对面坐下，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龟田议员，上次你说的话，我想明白了——你只看得见汉奸的谄媚，却看不见中国人民的抗争；只看得见少数人的私心，却看不见整个民族的骨气。”
龟田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只是想跟你说说你没看见的历史。”我看着他，声音清晰，“当年日本入侵中国，的确有败类投降，可更多人是用命抵抗。杨靖宇在东北打了五年游击战，弹尽粮绝时还在跟日军周旋；赵尚志带着抗联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行军，连棉衣都没有，却从没说过投降；还有南京大屠杀里，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就算被刀架在脖子上，也有不少人宁死不跪——这些，你在你的‘历史’里，恐怕从来没见过吧？”
龟田的手指攥紧了酒杯，指节泛白：“你少跟我提这些！那些都是你们编造的谎言！”
“谎言？”我冷笑一声，“那你怎么解释，日本战败后，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兵不敢回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你们的教科书里，连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都敢篡改？你们不敢正视历史，就只能靠编造谎言来麻痹自己，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