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布呢？”王婆突然抓住我的手，“秀安的红布，你带来了吗？”
我赶紧从怀里掏出红布。阳光下，上面的“林秀安”三个字格外清晰，像是用鲜血写的。
“这布沾了十三个人的怨气。”王婆的声音发颤，“它们被困在37路里，等着凑齐七个‘欠债的’，就能把当年的事再演一遍，让凶手偿命。张涛是第六个，你……”
“我是第七个？”我攥紧红布，指尖被边缘的碎针扎破，血滴在栀子花纹上，瞬间晕开，“可我没欠债。”
“你是‘债根’。”王婆看着我的眼睛，“没有你，秀安不会等在芦苇荡；没有你，张涛不会把你推上车；没有你，这债永远算不清。”
她的话音刚落，巷口突然传来“突突”的引擎声。
我和王婆同时转头看去——深绿色的37路公交车停在巷口，车门敞开着，驾驶座上的司机帽檐压得很低，嘴角叼着支没点燃的烟。
车厢里，老太太正拄着拐杖朝我招手，她身边的座位上，坐着面无表情的张涛，他的手背上，栀子花印记红得像血。
“该走了。”王婆把红布塞进我手里，“去芦苇荡。秀安在那儿等你把话说清。”
“说清什么？”
“说清你要不要替她报仇。”王婆的眼泪掉在我手背上，“也说清……你要不要认这个娘。”
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向公交车。脚踩上台阶的瞬间，怀里的红布突然发烫，像是林秀安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指尖。
车厢里的烟味更浓了，烧纸的甜焦味里，混着水草的腥气。老太太看着我手里的红布，突然笑了：“秀安的东西，终归要回到她手里。”
张涛坐在那里，眼神空洞，像个提线木偶。我在他身边坐下，红布上的“林秀安”三个字突然变得滚烫，烫得我皮肤发疼。
“下一站，芦苇荡。”司机的声音从前面传来，带着水泡破裂的“咕嘟”声。
车窗外，镇子慢慢后退，又变成了灰蒙蒙的废墟。老城区西站的站牌歪斜地立在路边，底下的鞋又多了一双——是张涛常穿的那双黑色皮鞋。
我低头看着红布，突然发现栀子花的花瓣里，藏着个极小的字，是用鲜血绣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是“杀”。
芦苇荡越来越近了，风里传来女人的哭声，一声比一声凄厉。我知道，这一次，林秀安不会再只是站在水里看着我。
她要的，从来都不是我的命，是债，是二十年前没讨完的，血债。
我握紧红布，手背上的栀子花印记突然炸开，红得像团火。车厢里的灯“滋啦”一声亮了，昏黄的光线下，我看清了其他座位上的人——穿雨衣的男人手里攥着张1998年的车票，一个缺了胳膊的小孩抱着块发霉的蛋糕，还有个脑袋歪着的老太太，正用没眼珠的眼眶盯着我。
他们都是当年的遇难者，他们都在等，等我这个“债根”，给他们一个了断。
车停在芦苇荡边时，车门“嘶”地打开，一股冰冷的风灌了进来。水面上漂浮着无数白色的纸船，每只船上都写着个名字，最前面那只，写着“林秀安”。
红布从怀里滑出来，飘向水面。我跟着走下车，脚踩在冰凉的水里，水没到脚踝，带着股刺骨的寒意，芦苇丛里，一个穿红裙子的身影慢慢走了出来。
她的脸不再腐烂，五官清晰，眉眼像极了我。脖子上的水草不见了，手里捧着块湿漉漉的襁褓，里面裹着个小小的婴儿，正在无声地哭。
是我，是二十多年前的我。
“你来了。”她开口，声音不再尖锐，带着种温柔的沙哑，像浸在水里的丝绸。
我举起手里的红布，看着上面的“杀”字，突然明白了王婆的话，这不是讨债，是认亲，也是……了断。
水面突然沸腾起来，无数只手从水里伸出来，抓向公交车的方向。张涛像被什么东西拽着，一步步走向水边，他嘴里不停地喊着“爹，救我”，可没人回应。
老太太拄着拐杖走下车，站在我身边，看着水里的林秀安，突然叹了口气：“秀安，差不多了。”
林秀安没理她，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淌下透明的水，像在哭，又像在笑。“娃，你要记住，娘没怪过你。”她把襁褓递过来，“但他们不能白死。”
我接过襁褓，里面的婴儿突然睁开眼，眼睛是两个黑洞，和司机的一模一样。
“该上车了。”司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帽檐下的脸，竟和张建军的照片有七分像。
我抱着襁褓，跟着他往公交车走。经过林秀安身边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红布上的“杀”字蹭过我的皮肤，烫得我一哆嗦。
“别回头。”她说，声音轻得像风，“也别念娘的名字。”
我没回头。
可我知道，她站在水里，看着我上了车，看着那些伸出来的手把张涛拖进水里，看着芦苇荡里的纸船一只只沉下去。
车启动时，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襁褓，婴儿不见了，只有块红布，上面的栀子花开得正艳，像用血浇过一样，老太太坐在我身边，把龙头拐杖放在腿上，轻轻说：“还剩五个。”
“什么？”
“欠债的。”她指了指车窗外，“当年见死不救的售票员，收了张家钱改证词的警察，还有……把这事压下去的地产商。”
我突然明白，这趟车不会停。
只要债没讨完，37路就会一直开下去，在现实与废墟之间穿梭，把一个个“欠债的”拉上来，送到芦苇荡，送到林秀安面前。
而我，这个“债根”，恐怕要一直坐在这车上，直到所有血债都还清的那天。
车窗外的芦苇荡慢慢消失了，又变成了熟悉的街道。夜宵摊的油烟味飘进来，老周拎着烤串站在站台边，朝我招手：“小陈，快下车，到科技园了。”
我看着他，突然发现他的脖子上，挂着块褪色的工作牌，上面写着“37路售票员，周志强”，1998年的遇难者名单里，有这个名字，他也是“常客”。
我没动，只是把红布紧紧攥在手里。手背上的栀子花印记红得发紫，像要渗出血来，司机转过头，帽檐下的黑洞洞眼眶盯着我，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笑。
“下一站，”他说，“地产大厦。”
我知道，下一个“欠债的”，要上车了。
而芦苇荡的风，正顺着车窗的缝隙钻进来，带着林秀安的哭声，在车厢里慢慢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