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顾昭那封充满战争意志的电令，如同电流般划破深邃的海底，抵达遥远的南洋时，共和国最新、最强大的三艘铁甲战舰——“镇海”号、“定远”号和“致远”号，也正喷吐着浓郁的黑烟，在长江口与东海舰队汇合，组成了一支前所未有的、令人生畏的“中央特混舰队”，浩浩荡荡地向着南海的碧波深处，犁开一道决绝的航迹。
战争的阴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马六甲那片连接着两个大洋的咽喉水道上空聚集。
然而，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风暴的“制造者”——英国皇家海军“狮”号舰队司令，爱德华·纳尔逊爵士，却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享受的、猎人般的从容。
在他的旗舰，“胜利君王”号那极尽奢华的船长室里，这位在欧洲海战史上留下过赫赫威名的老将，正悠闲地享用着他的“午餐”。
巨大的船尾方窗外，是马六甲海峡碧波万顷的壮丽景色。阳光透过昂贵的威尼斯水晶玻璃，洒落在铺着波斯地毯的地板上，照亮了墙壁上悬挂的油画和交叉的佩剑。空气中，弥漫着西班牙雪茄的浓郁香气与法国波尔多陈年葡萄酒的醇厚芬芳。
纳尔逊爵士舒服地靠在天鹅绒包裹的扶手椅上，轻轻摇晃着手中的高脚杯，杯中那深红色的液体，如同流动的红宝石。他灰蓝色的眼眸里，带着一种久经沙场的宿将，在面对一场胜券在握的战斗前，所特有的、混杂着轻蔑与期待的神情。
“看看他们，乔治，”纳尔逊对着他的大副，一位同样出身贵族、年轻而傲慢的军官，举了举酒杯，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就像一群受惊的鸭子。”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远处的海面上，几艘属于共和国南洋舰队的蒸汽-风帆混合动力巡洋舰，正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如同小心翼翼的牧羊犬，徒劳地监视着这群闯入他们领地的钢铁雄狮。那些战舰的轮廓很奇特，低矮的船舷，光秃秃的甲板，以及一根直愣愣指向天空的、不断喷吐着黑烟的烟囱，在纳尔逊这些看惯了高耸桅杆与洁白风帆的传统海军将领眼中，显得丑陋、笨拙，且毫无美感。
“他们甚至不敢靠近。”大副乔治轻笑一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我听说，他们把这种喷着黑烟的玩意儿叫做‘铁甲舰’，真是个愚蠢的名字。一块漂浮在水上的铁，难道还能指望它战胜我们用百年橡木和无数场胜利铸就的战列舰吗？”
“铁块永远只是铁块，乔治，”纳尔逊爵士慢悠悠地说道，用银质的小刀切下一块烤得恰到好处的羔羊排，“而海权，真正的海权，不是靠几艘奇形怪状的船就能拥有的。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流淌在我们不列颠人血液里、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荣耀。它是在特拉法加角，在格拉沃利讷，在无数次与风暴和敌人的搏斗中，用勇气、纪律和鲜血浇灌出来的神圣之物。”
他将一块沾着薄荷酱的羊肉送入口中，细细咀嚼，仿佛在品味着某种至高的真理。
“这些黄皮肤的商人，他们或许懂得如何在账本上斤斤计较，懂得如何用丝绸和瓷器换取黄金。但他们不懂这个。他们不懂得，大海，只承认一个法则——那就是强权。这场战争，对我们而言，将像一场轻松的猎狐，我们只是去取回那些本就应该属于强者的东西。”
纳尔逊的话，代表了当时整个欧洲，尤其是老牌海洋帝国，对于这个世界的普遍心态：一种根植于种族与文明的，极度傲慢的自信；一种对非白人文明发自内心的蔑视；以及对殖民利益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贪婪。
在他们固化的思维里，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相信，一个非欧洲的国家，能够拥有与他们平等对话，甚至挑战他们霸权的真正实力。他们将共和国海军在巴达维亚的胜利，归结为荷兰人的腐朽和无能，而不是共和国自身的强大。
就在这份傲慢达到顶峰的时候，纳尔逊爵士做出了一个进一步加剧局势的决定。他下令，以“检查可疑船只”为名，强行扣押了三艘正准备通过马六甲海峡、悬挂着共和国黑底白虎旗的大明商船。
紧接着，一封由他亲笔签署的、措辞极其傲慢的最后通牒，被一名英国使者，送往了位于雅加达的共和国南洋舰队司令部。
此刻的雅加达，早已不复当年荷兰人统治下的巴达维亚那般混-乱。在共和国的治理下，这座城市被重新规划，街道变得整洁，港口效率大大提高，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的海军要塞，拔地而起。
南洋舰队司令部内，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自从舰队司令施琅被紧急召回本土，参与“中央特混舰队”的组建后，此地的指挥权，就暂时交由了一位名叫邓世昌的年轻将领代理。邓世昌，年仅三十岁，是西山讲武堂海军学院第一届的优秀毕业生，思想开明，纪律严明，是新生代海军军官的典型代表。
当那名趾高气扬的英国使者，将那份散发着墨香的通牒，递到他的面前时，邓世昌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波澜。
他展开通牒，逐字逐句地阅读。
通牒的内容，充满了令人发指的狂妄：
一、限中华国于三日之内，就“无故击沉”大英帝国商船一事，公开道歉，并赔偿白银五十万两。
二、立即交出策划袭击的“凶手”，即大明东印度公司南洋分部的所有负责人，交由英国方面审判。
三、即刻全面开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港口，允许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自由贸易、自由传教，并在此三处港口，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
通牒的最后，写着一句毫不掩饰的威胁：“若以上要求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怒火，将烧尽这片东方的海域，直至每一艘悬挂着那面丑陋白虎旗的船只，都沉入海底。”
看完通牒，邓世昌的内心，早已是怒火滔天。这已经不是勒索，而是彻头彻尾的羞辱与宣战。但他牢牢记着顾昭从本土发来的、最高级别的加密电令——“敌不先开火，我不先开火。敌若挑衅，寸步不让。尽一切可能，拖延时间，直至主力抵达。”
他抬起头，平静地看着眼前的英国使者，将手中的通牒，轻轻地放在了桌上。
“贵方的要求，毫无道理，且极度无礼。”邓世昌的声音，沉稳而清晰，不带一丝火气，“首先，关于所谓‘失踪’的商船，你们至今未能提供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与我方有关。这更像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污蔑。”
“其次，五十万两白银的赔偿，以及交出我方官员的要求，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怀疑贵使是否清楚，你正在对一个主权国家，提出何等荒谬的要求。”
“至于开放港口和治外法权，这更是对我中华共和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我必须提醒你，这里不是未开化的非洲部落，这里是中华共和国的疆域！”
英国使者显然没料到，眼前这个年轻的东方将领，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如此镇定地逐条反驳。他冷笑一声：“将军阁下，我只是个传信的。我的任务，是带回一个‘是’或‘否’的答复。你要知道，纳尔逊爵士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的答复是，”邓世昌微微一笑，开始了他“太极推手”式的表演，“此事关系重大，远非我一个代理司令所能决定。我必须立刻通过电报，将贵方的‘要求’，上报南京护国主府。在得到本土的明确回复之前，我无法给您任何答复。”
“你需要多久？”英国使者不耐烦地问道。
“电报的往返，加上内阁的讨论，或许需要四十八个小时，或许更久。”邓世昌摊了摊手，“毕竟，不像贵国，我国的护国主，在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前，是需要与内阁进行充分商议的。”
他巧妙地将皮球踢回了南京，将决策的责任，推给了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护国主府”，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缓冲时间。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邓世昌将这种东方式的博弈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一会儿派人去和英方交涉，要求他们提供所谓“失踪”船只的详细航海日志和船员名单；一会儿又对英国人提出的“证据”——一块据说是从“失事地点”捞起的船板——的材质和来源，提出了专业的质疑。
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不急不躁地，用各种看似合理、却又无法立即证伪的程序问题，拖延着病人的发作。
与此同时，他指挥下的南洋舰队，也展开了积极的行动。数十艘航速较快的蒸汽巡洋舰和驱逐舰，如同不知疲倦的猎犬，以“监视海盗活动，确保航道安全”的名义，开始在英国“狮”号舰队的周边，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骚扰式侦察。
它们时而靠近，时而远离，利用自己灵活的机动性，不断地试探着英国舰队的警戒范围，用测距仪反复测量着对方的舰船参数，并将这些宝贵的一手数据，源源不断地通过电报，发往正在南下的中央特混舰队。
这种“牛皮糖”式的战术，让骄傲的英国人烦躁不堪，却又无可奈何。他们是来打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战的，而不是来和这些小苍蝇玩捉迷藏的。
纳尔逊爵士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地耗尽。他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懦弱的拖延战术。
然而，他并不知道，就在他于船长室里，又一次不耐烦地摔碎了一个酒杯的时候，遥远的南海深处，三座如同移动岛屿般的钢铁巨兽，其庞大的轮廓，已经出现在了海平线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