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一转，余山再次看到宝尔的时候，他已经再次躺在了病榻上。
他浑身发烫，高烧不退，整个人像是风中的柳絮一般，颤抖不停。
工程在秋末冬初开始，紧接着就是暴雨、大雪和零下几十度的严寒。
这段时间，宝尔他们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破屋，睡在水泥地上，穿着永远湿漉漉、结冰的衣服。
食物是单调的黑面包，常常还不够吃。
没有像样的工具，医疗条件几乎为零。
每天都是超负荷的劳动，在泥泞、冰雪中从事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强力体力劳动，还要忍受匪帮的骚扰。
伤寒，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如同死神一样在筑路队中蔓延开来。
宝尔干的最卖力，所以病得也是最重的。
此刻，他躺在冰冷潮湿的地铺上，身下只垫着薄薄一层干草，破棉絮盖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只有一阵阵刺骨的寒意与体内翻江倒海的热浪在激烈交战。
每一次沉重的呼吸都牵扯着撕裂般的痛楚，喉咙里像是塞满了滚烫的沙砾。
汗水混着泥浆的军装紧贴在皮肤上，此刻被体温烘得半干，却又在高烧的蒸腾下再次变得粘腻冰冷，结成一层薄薄的冰壳。
昏沉中，他听到周围此起彼伏的呻吟和咳嗽声，那是同样被病魔击倒的战友们。
意识时而像沉入漆黑冰冷的深潭，时而又被灼热的火焰托举到半空。
恍惚间，他仿佛又听到了那响彻荒原的《国际歌》声，听到了铁镐砸在冻土上“哐嚓”、“哐嚓”的铿锵节奏，看到了同志们一张张在风雪中冻得通红却依旧坚毅的脸庞。
他下意识地想要撑起身子，回到那片风雪弥漫的战场，回到那属于他的队列中去，可身体沉重得像被冻土彻底埋住，连动一动手指都耗尽了他残存的力气。
剧烈的咳嗽猛然袭来，几乎要将他的肺腑震碎，口中弥漫开一股铁锈般的腥甜。
他咬紧牙关，将那口涌上的腥热强行咽了回去，只是更紧地缩起身体，抵御着那无孔不入、仿佛要将灵魂都冻结的寒冷与虚弱。
那枚冰冷的证，依旧贴身藏在他心口的位置，隔着单薄的衣衫，传来一丝微弱却无比清晰的坚硬触感。
这触感像黑暗中唯一的光点，提醒着他，只要心脏还在跳动，他的战斗，就仍在继续。
几天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好转，只能被送往了后方医院。
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他抬上挤得满满当当的列车，把他塞在一个上铺。
一个同行的妇人看着他毫无血色的脸和紧闭的双眼，同情地说：“瞧这孩子，怕是熬不过去了……”。
但是，他熬了过来。
在卧床一个月后，苍白消瘦的保尔终于能够挣扎着站起来，颤巍巍地扶着墙壁，摸索着试着在房间里行走了。
只是他的好转，也只是暂时。
他的身体已经从根子上垮了，这些年来不计成本的工作，已经让他的生命力已经透支到了油尽灯枯之际。
这，并非药食可以医治。
他现在能站起来，也全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信念。
“大夫，我已经能站起来了，眼睛是不是也快要恢复了，是不是很快我就又能投入到工作中了？”宝尔满怀期待的向主治医师问道。
主治医师张了张嘴，眼底闪过了一丝敬佩和悲悯，他不知道该如何将实情告诉眼前这个充满热忱的布尔什维克战士。
他才二十五岁，还那么年轻。
可是生命，却已经像是风中残年，他究竟是有多么的拼命，才让自己的身体到了这一步!
想了想，他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这样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不应该被谎言欺瞒，也相信他有足够的信念面对任何的雨打风吹。
“我很遗憾，宝尔同志，他的脊柱损伤已无法挽回，双腿瘫痪和双目失明是永久性的。炎症和疼痛将伴随他的余生。您的身体已经不支持您再投入到繁重的工作当中了，您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好好休养，”主治医生轻轻的说道。
医生的话通常是平静、客观，甚至带着一丝同情的，但对于保尔来说，这却是一把刺入心脏的匕首。
他不敢置信的看着大夫，“大夫，一定是哪里出错了，你看我这不是站起来了吗？而且我还能依稀看到一些光亮”。
“不能了，这些都是暂时的，随着炎症和压迫的加重，您会逐渐完全看不见，双腿也会瘫痪，”主治医师的话冰冷的响起。
天不怕地不怕的宝尔，第一次感到害怕了。
然而，他所害怕的并非身体上的折磨和死亡的到来。
对于将工作、斗争视为生命全部意义的保尔来说，“无法工作”等于宣判了他精神的死亡。
他感觉脚下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碎裂了。
他一生信奉的准则是——“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而现在，他被告知他再也无法为这个事业斗争了。
这直接动摇了他生存的根本意义。
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同志们要为他这个“废人”付出无尽的精力，强烈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几乎将他吞噬。
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成了他人的负担。
他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在战场上冲锋、在铁路工地上鏖战的自己。
那时，尽管环境艰苦，但他的身体是武器，是工具。
如今，这具身体成了禁锢他灵魂的牢笼。这种对比带来的痛苦无比尖锐。
他沉默地接受这个事实，但内心却如同海啸般翻涌：
“休息？休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成了一个只能呼吸、吃饭、睡觉的活死人，一个需要别人伺候的累赘。国家抚养我，培养我，不是为了让我在角落里‘休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