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开学，课表跟往年没差多少。对班里大多数同学来说，这不过是高中最后一年按部就班的日子，空气里飘着股 “快解放” 的松弛劲儿。
毕竟熬完这年，没有高考压着，拿了毕业证就能想办法进工厂，日子好像就该这么平稳过下去。
可苏禾的节奏，跟周遭其他同学的轻松格格不入，像独自上紧了发条的钟，转得又准又快。
课间十分钟，别人忙着凑堆聊天，说百货大楼新到的碎花布多好看，或是传看翻得卷边的小说，她总埋着头：要么快速翻两页课本，把下节课的公式先过一遍；要么掏出小本子，盯着上面的外语单词默记，笔尖偶尔在手心画两下拼写。
放学铃一响，同学约着去看露天电影、逛供销社，她背着书包就走，要么往体育馆赶，雷胜男还等着教她新的格斗技巧；要么回苏家那间小房间，摊开旁人眼里 “顶没用” 的外语书，一啃就是半宿。
她这份着急，只有自己知道缘由，恢复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像悬在头顶的灯，亮得她不敢有半分懈怠。
这份 “早知道” 没给她多少优越感，反倒压着股没人能说的压力，还有种孤军奋战的慌乱。
有时看着同学笑得轻松，她也会愣两秒，可很快又握紧笔。
学校的课，她不敢放松。
数理化的公式、文史地的考点，尽量在课堂上就吃透，作业从不敢拖到第二天，哪怕熬夜也要写完。
每周一次的武术训练更没断过，雷胜男的要求越来越严，实战对练时拳头砸在护具上 “砰砰” 响，体能练到最后，她连抬胳膊都费劲，汗水把练功服后背洇出一大片湿痕。
可每次感受到自己反应快了点、出拳有力了点，又觉得这些累都值。
英语对她来说，倒像耕熟了的地。
上辈子的底子还在，加上《许国璋英语》《新概念》和那本厚得压手的《林语堂词典》，学起来不算费劲。
她给自己定了死规矩：每天早上必须记 20 个新单词，旧的也得复习；课间挤时间做一篇阅读，语法错题本攒了厚厚一本；晚上睡前读两段英文短文，哪怕读得慢，也得保持那股语感。
就这么天天练，进步看得清清楚楚，有时读通一段复杂的句子，还能尝到点驾驭语言的乐趣，比啃高中课本有意思多了。
真正难啃的是德语，完全陌生的领域。
名词要分阳性阴性中性，格位一变，词尾也得跟着改；动词变位更是绕，一条规则后面跟着一堆例外，像在搭一座复杂的积木，稍不注意就塌了。
她也没老师可问，只能抱着顾淮安寄来的教材和词典，一点点抠。
专门备了个厚笔记本，上面记满了词尾变化表，句型分析旁边画着密密麻麻的批注，有时为了搞懂一个介词该怎么用，能对着例句琢磨小半天。
最难的是发音，对着教材上的音标，一个音节反复练，练到舌头发麻，还得对着镜子看口型对不对。
这过程枯燥得让人想扔书，挫败感总跟着。
可每次搞懂一个语法点，或者能流利读出一小段对话，那种从无到有的成就感，又让她舍不得放弃。
像爬山时终于登上一个小坡，往下看时满是踏实，又有劲儿爬下一个坡。
还有那台从黑市淘来的短波收音机，是她能接触到真实外语环境的唯一门路，可风险也大。
要是被发现听 “敌台”，后果想都不敢想。苏禾琢磨了好久，终于想出个办法。
每周日学校放假，宿舍楼里没几个人，背上帆布包出门。
包里藏着用厚布裹得严严实实的收音机、几节电池，还有德语笔记本和笔，像个小心的地下工作者。
先坐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到郊区终点，再沿着土路往山里走，走得远远的，直到看不见村庄的哄烟。
然后拨开半人高的野草，找个能完全遮住身子的灌木丛，或者几块大石头夹出的角落，先在周围观察 个半天，才敢掏出收音机。
戴上耳机，屏住呼吸转调频旋钮，耳边全是 “滋滋啦啦” 的杂音，偶尔混进几句模糊的中文广播。
得有极大的耐心，在这堆杂音里找那丝微弱的外语信号。
有时是 bbc 的英语新闻，有时能撞上几句德语广播。
信号时好时坏，杂音常常盖过说话声，得竖着耳朵分辨，连猜带蒙地记。
可就这短短几十分钟，能听到母语者的真实语速和语调，对她来说比什么都珍贵。
这股 “拼命” 的劲儿，让好朋友赵晓娟又吃惊又不解。
有次课间，赵晓娟拉住正默写德语单词的苏禾，皱着眉问：“小禾，你成绩都这么好了，回回考前面，为啥还这么拼啊？又是看不懂的洋文，还老往外面跑，多累啊！你这成绩，到时候肯定能进个好工厂，还不够吗？”
苏禾抬起头，看着赵晓娟眼里的真切关心，心里暖了暖。
她没法说恢复高考的事，也不能提想离开苏家的计划，只能放下笔，揽住赵晓娟的肩膀，笑着说：“晓娟，你想啊，学习哪有够的时候？多学一点，就多一分底气，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呢？知识这东西，装在自己脑子里，谁也偷不走。”
她晃了晃赵晓娟的胳膊，语气更轻快了：“咱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好朋友就得一起进步，对吧？你不能光看着我跑啊！
来，我教你认音标，可有意思了，保证比你想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