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站长，我想去看看忠芳。
她忽然说。母亲在一旁赶紧拦：
别去！她现在是反革命家属，躲都来不及，你还往上凑？
她是我堂妹。
姬忠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她嫁给羌忠远，不是为了当反革命家属。
姬忠芳的家在村西头的破庙边上偏房，原本是地主家的祠堂，土改时分给了贫农。
后来又因羌忠远的事被收了回去，只留了间堆放杂物的偏房。
姬忠云找到她时，她正蹲在地上翻晒发霉的玉米种，头发乱得像草，身上那件红棉袄——本是嫁衣，如今沾满了灰，袖口磨出了棉絮。
姬忠芳抬头，眼窝深陷，颧骨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像是受了风寒，又像是熬了太久的夜。
屋里......就你一个？
姬忠云扫过空荡荡的偏房，墙角堆着半捆干柴，桌上摆着个豁口的粗瓷碗，碗底还沾着点玉米糊糊的残渣。
姬忠芳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墙角的泥块，
羌家的亲戚都躲着我，娘家那边......说我丢人，不想我回去。
姬忠云挨着她蹲下来，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草药味：
你病了？
老毛病，风寒。
姬忠芳扯了扯棉袄，把脖子缩得更紧。
结婚那天淋了雨，没来得及换衣裳就......
她没再说下去，可两人都知道后面的话——公安人员冲进来时，红烛刚点上，羌忠远的新鞋还没踩红毡，就被反剪着胳膊押上三轮摩托带走了，红绸花掉在泥水里，被无数只脚碾过。
忠芳，羌忠远他......
姬忠云想说点安慰的话，却发现喉咙发紧。
说什么呢？说他是被冤枉的？可判决书都下来了。
说他会回来的？可八年的光阴，足以磨掉太多东西。
姐，你别替他说话。
姬忠芳忽然笑了，笑声干巴巴的，像风吹过破窗棂。
我知道他是啥人。他跟我提过，说自己是李家的种，不是羌家的狗崽子。
他说等站稳脚跟，就去县里查档案，把名字改回来......
她的声音低下去。
现在说这些，没用了。
姬忠云看着她冻得发紫的手，那双手本该像自己一样，要么握着农具，要么捧着针线，可现在却只能在破庙里抠泥块。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忠芳总爱跟在自己身后，像条小尾巴，抢着帮她割猪草，说长大了要跟她一起去东北开拖拉机。
那时的忠芳，眼睛亮得像星星，说要做新社会的好姑娘。
忠芳，你跟我回公社吧。
姬忠云抓住她的手，冰凉刺骨。
农机站缺个烧开水的，王站长......
不去。
姬忠芳猛地抽回手，像被烫着似的。
我是反革命家属，去了只会连累你。
再说......她朝祠堂正屋瞥了一眼，那里住着看守祠堂的老光棍，总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瞅她。
我走了，这屋里的东西......
姬忠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正屋的门帘动了动，露出双浑浊的眼睛。
她忽然明白，忠芳留下，不仅是因为反革命家属的身份，更是因为这破庙外的世界，早已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在那个把当命根的年代，一个嫁给反革命的女人，就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连呼吸都带着罪。
那......我常来给你送点吃的。
姬忠云站起身，拍了拍她的肩膀:
天凉了，把棉袄再絮点棉絮。
姬忠芳没应声，只是低头盯着地面，像在数砖缝里的草。
姬忠云转身要走时，她忽然说：
姐，东北的向日葵，真能长到两米高？
姬忠云愣了愣，回头看见忠芳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像快要熄灭的火星。
她用力点头，
能长到比人还高，花盆能当脸盆用。
那就好。
姬忠芳低下头，声音轻得像叹息，等他回来，我跟他说。
走出破庙边房时，夕阳正沉进洪泽湖，把湖水染成一片血色。
姬忠云望着对岸模糊的芦苇荡，忽然明白河东河西四个字有多残忍——
有人拼尽全力想从河西渡到河东，却在岸边被浪头拍碎。
有人站在河东的高地上，却被一阵风刮进河西的泥沼。
而她和忠芳，就像两粒被风吹散的种子，不知道会落在干涸的河岸，还是淹没的滩涂。
回到公社时，赵大虎正蹲在农机站门口抽烟，见她回来，赶紧掐了烟站起来：
忠云同志，那台东风......我试着开了圈，还是老熄火。
姬忠云没说话，径直爬上驾驶座。
赵大虎在下面急得直摆手：
天黑了！路不好走！
可她已经拧动钥匙，引擎地响起来，像头苏醒的巨兽。
王站长从办公室跑出来，举着马灯喊：
忠云！去哪儿？
南坡。
她探出身子喊，声音被引擎声裹着，飘得很远，
明天要犁地，我去看看墒情。
拖拉机驶离公社大院时，母亲站在门口哭，骂她，骂她自讨苦吃。
姬忠云没回头，只是把油门踩得更深。
南坡的土路坑坑洼洼，履带碾过碎石子，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像在敲一面破锣。
月光洒在地里，把未收割的稻茬照得像一地银针，扎得人心头发紧。
她想起东北的夜，自己开着拖拉机巡田，车灯劈开黑暗，能照见远处的篝火——那是其他拖拉机手在烤土豆，见她过来，会喊着忠云快来，把最面的土豆塞给她。
那时的夜再黑，心里也是暖的，因为知道身边有同伴，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又能在地里撒欢儿。
可现在，身边只有一台不会说话的铁牛，只有风吹过稻茬的呜咽。
她忽然把车停下，趴在方向盘上，肩膀止不住地抖。
不是哭，是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像潮水似的漫上来，淹没了喉咙，淹没了眼睛，淹没了那个在东北敢跟男拖拉机手比谁犁地直、敢在零下三十度抢修机器的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她抬起头，看见仪表盘上的油灯亮着，像颗小小的星星。
她忽然想起老站长的话：机器不怕累，就怕搁着。人也一样。
她擦干脸，重新挂挡，拖拉机又突突地往前跑，履带在地里轧出两道深沟，像两行倔强的脚印。
回到农机站时，天已经蒙蒙亮。
王站长披着棉袄在门口等，眼睛熬得通红：
忠云同志，你可回来了！
李干事刚才还来问......
让他问。
姬忠云跳下车，脸上沾着露水和油污，却笑得很亮，只要这铁牛还能跑，我就有地方去。
她转身去检查拖拉机的履带，看见上面沾着新鲜的泥土，带着湿润的腥气，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
她忽然蹲下来，把脸贴在履带板上，泥土的凉气透过薄薄的工装传过来，让她打了个寒颤，却也清醒了许多。
太阳升起来时，社员们扛着锄头去南坡，看见地里已经有了两道笔直的犁沟，像画在大地上的平行线。
有人说：那女拖拉机手，是真把铁牛当命了。
有人叹：可惜了，没户口，再好的技术也白搭。
姬忠云没听见这些话。
她正在给拖拉机换机油，阳光洒在她的侧脸上，把绒毛照得像镀了层金。
她忽然想起羌忠远送她的那把河泥，原来不是土腥气，是土地的味道，是根的味道。
或许她永远成不了河东人，永远拿不到那本红皮粮本。
但只要这双手还能握住扳手，只要这铁牛还能在地里跑，她就还是她自己——那个从苏北走出去，又回苏北来的姬忠云，那个相信土地不会骗自己的女拖拉机手。
风又吹来了，带着洪泽湖的潮气，吹得广播喇叭响，还在喊着批斗的口号，还在说打倒一切反革命。
但这一次，姬忠云没再发抖。
她拧紧油底壳的螺丝，站起身，望着南坡上那片等待耕种的土地，忽然觉得，命运这条河再宽，也挡不住一颗想扎根的心。
河东也好，河西也罢，只要肯弯腰播种，总有一天，会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向日葵，在风里朝着太阳，笑得金灿灿的。
她不知道的是，许多年后，当她的侄子姬永海坐在常务副县长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会想起姑姑这段在农机站的日子。
那时的姬永海，正被一桩莫名其妙的案子牵连，每天在审查室里写材料，忽然就懂了姑姑当年为什么要抱着铁牛哭——有些时候，机器比人更可靠，土地比公章更实在。
而那些在河东河西之间颠沛的命运，那些被时代浪潮裹挟的人生，终究会像南坡上的犁沟，被新的种子覆盖，却永远在土壤深处，留下抹不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