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早春，寒意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南方的清晨里。革新街道那间由大会议室改造的临时审查室，墙皮在经年累月的烟熏火燎中泛着青黑，唯有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白底黑字标语依旧扎眼。
煤炉的铁皮烟囱从标语中间穿过，下半截被熏出蜿蜒的蛇形黑痕，像一道结了痂又被反复撕扯的伤疤，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油腻的光——这里是胡老栓“投机倒把”专案审查的临时据点。
我裹紧洗得发白的棉袄推门而入，冷风卷着煤渣灌进来，领口的绒毛瞬间结了层细霜。
张文书伏在桌上拨算盘，珠子碰撞的脆响混着煤炉偶尔的“嘶嘶”声，在“严”字最后一笔的折角处撞来撞去，像困在笼子里的雀鸟。
“小张早啊。”她抬头时，丹凤眼蒙着层葱油饼的油雾，用袖口擦脸的瞬间，露出的眼白在昏暗中亮得惊人，“叶组长特意交代从今天起，来专案组报导的人，得24小时提高警惕，做好看护工作，一定要敲开那老狐狸的嘴。”
角落里的行军床陷着人形凹痕，褥子边缘卷着毛边，显然被反复摩挲过。我拉开办公桌最下层抽屉找记录纸，指尖触到一叠糙黄的纸——审讯“投机倒把分子胡某某”的记录。纸页边缘卷得厉害，像被水泡过又晒干，签名处竟有个烟头烫出的焦黑小洞，边缘卷曲如收拢的蝶翼。
叶革明从检察院借来的《资本论》第一卷正垫在搪瓷杯下，杯底茶渍在“剩余价值”章节洇开浅黄，书页上还落着几粒葱油饼渣。
他坐在桌前狼吞虎咽，见我进来，嘴里塞着饼含糊挥手：“今天必须撬开他的嘴！”说话时，饼渣随着下巴动作蹦到书页上，不偏不倚落在“剥削”二字上，那点焦黄碎屑，倒成了铅字外最荒诞的注脚。
七点整，走廊传来皮鞋踏地的闷响，民警汪昌盛押着胡老栓进来。这个45岁的男人曾是街道综合商店承包人，此刻穿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第三颗铜纽扣被磨得锃亮，在昏暗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给顾客开啤酒时总用的“老伙计”，铜绿缝隙里还嵌着半片暗红指甲油，不知是哪个姑娘蹭上的，他竟一直没舍得换。
脱衣检查时，胡老栓的手在左胸口袋顿了顿，声音压得极低：“里面是女儿寄的照片，从农村来的……”叶革明猛地拍桌，搪瓷缸里的茶水溅出半杯：“少耍花招！破坏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就是投机倒把分子！”
话音刚落，胡老栓突然哼起《何日君再来》，调子跑得没了边，像钝锯子在空气里慢慢拉锯，刮得人耳膜发疼。
墙角的潘明森正攥着英语单词卡默背，听到歌声，捏着卡片的手猛地收紧，笔尖把“confiscate”（没收）那页戳出个小洞，纸背透出的孔眼，像几颗没来得及引爆的子弹。审讯室的日光灯不知是不是镇流器出了问题，嗡嗡作响，日光灯的光刺得人有些眼疼，胡老栓靠在椅背上，交叠的双手平摊桌面，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连中山装衣服褶皱里都透着股不肯折腰的挺括。
“胡老栓，45岁，综合商店负责人。”叶革明念着档案抬头，“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吗？”
胡老栓轻笑一声，眼神里没有丝毫慌张：“我想，应该是有人举报我了。”他的声音平静得近乎轻慢，“不过检察官，我觉得是你们搞错了什么。”
“搞错了什么？”
胡老栓缓缓摇头，嘴角勾起一抹让人不寒而栗的笑：“我从来不认为市场经济行为是犯罪。恰恰相反——”他停顿的瞬间，眼中闪过近似骄傲的光，“我懂得市场的需求。”
轮到我做记录时，手指在墨水瓶旁顿了顿。窗外的风卷着雨沫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我故意手一抖，蓝黑色墨水“啪”地泼在“倒卖白糖数量”那栏，墨汁迅速晕开，像片突然涨水的湖，把那些刺眼的数字全吞了进去。
胡老栓眼角的皱纹颤了颤，像春风吹过冻裂的土地。趁叶革明瞪着我训斥“毛手毛脚”的空档，他的手飞快掠过我的掌心，塞进来个小东西。是用香烟锡纸折的千纸鹤，翅膀沾着点烟草末，带着他手心的温度，摸起来潮乎乎的，像揣着颗刚从胸口掏出来的心跳。
当晚值班，煤炉的火渐渐弱下去，屋里弥漫着煤烟和烤红薯的甜香。我躲在炉子旁，借微弱火光展开千纸鹤，发现翅膀内侧用针尖刻着行小字，笔画歪歪扭扭：“综合商店王主任小姨子结婚，糖是剩的，票根在柜底。”锡纸被体温焐得发软，那些小字像活过来似的，在昏暗中闪着光。
夜班换岗时，我和潘明森、汪昌盛、小朱挤在煤炉边。小朱举着本翻得卷边的英语书，神秘兮兮地笑：“你们看，A面是‘how are you’，b面我抄了邓丽君的词。”小江的速写本摊在膝头，上面画着个女知青，眼角被他添了颗泪痣，笔尖顿了顿，声音压得很低：“听说高干子弟都在偷偷准备高考，说是……要恢复了。”
正说着，煤炉上的红薯“啪”地裂开道缝，焦糊的甜香涌出来。单间里的胡老栓突然喊：“我女儿寄的高粱米，分你们点？”铁栏杆外没有回应，他蜷在月光里的身影缩成一团，像枚被生活磨圆了棱角的石子，又像颗憋着股劲、随时会爆开的蚕豆。
审查进入第三个月，胡老栓的交代材料越写越厚，纸页边缘被他翻得起了毛。叶革明对材料里前后矛盾的情节追得极紧，时而拍着桌子要他“老实交代”，时而又把《资本论》摊开在他面前，用红笔圈出“投机倒把”的理论依据。胡老栓的额角开始沁出细汗，回答时偶尔会卡壳，手指在桌下悄悄绞着衣角——那是他紧张时才有的小动作。
我却在其中一页材料里，发现半张1977年的先进工作者奖状，边角卷得厉害，背面用铅笔写着：“王主任扣着平反章，说我女儿的知青返城指标能换两箱茅台。”
那天潘明森教胡老栓写“justice”，胡老栓眯着眼，用上海话打趣：“这词儿没‘平反’好懂。”
汪昌盛听后突然“啪”地合上速写本，煤炉上的红薯烤出焦糊的香，恍惚间，我想起谷建国知青点飘来的《草原之夜》——那是被明令禁止的“黄色歌曲”，却像早春的草，从冻土的裂缝里拼命钻出来，带着股挡不住的劲儿。
五月的某个雨夜，窗外的雨“噼里啪啦”打在窗棂上，像无数只手在拍玻璃。胡老栓突然用上海话背诵起《资本论》：“剩余价值率……就是……无偿劳动的占有……”
叶革明惊得手一抖，茶缸“哐当”打翻，热水在“坦白从宽”标语下的玻璃台板上烫出个水渍圆圈，黑色墨迹在水里晕开，像朵迅速凋谢的水墨花。
潘明森的英语单词卡里夹了张纸条，是他用铅笔写的：“今晚十点，收音机短波段。”我们偷偷调频时，沙沙的电流声里突然飘出《乡恋》的旋律，李谷一的声音软得像团棉花。
胡老栓闭着眼跟着哼，眼角的皱纹里蓄着泪光，像盛着两汪没敢落下的雨。
审查进入第六个月，胡老栓的交代材料里开始出现数学公式，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股执拗的认真。
我在某页边缘发现用针尖刻的算式：“15%管理费x300斤糖=45斤亏损，但王主任要的是茅台。”
那天潘明森带来几份不知从何处借来的数理化试卷，胡老栓凑过来帮着演算，突然停下手，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女儿要是能考大学，我宁可坐十年牢。”
汪昌盛的速写本上，女知青的泪痣被他改成了雨滴，正落在刚写的“思想解放”四个字上，墨水晕开，像片化了的雪。
专案组宣布结案前夜，胡老栓从床板缝里摸出张字条，是用牙刷灰写的，字迹在昏黄的灯下闪着冷光：“旧货市场34号柜有1976年粮票，换你寄封信给农村的女儿。”我捏着字条，摸到背面有道深深的凹痕，像是用钥匙反复刻划的“等”字，一笔一划，刻得极深。
结案会上，叶革明念逮捕令时，钢笔突然没水了。他转身换笔的刹那，我看见逮捕证的日期被他的袖口牢牢遮住——正是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天。胡老栓盯着那只手，嘴角弯起个诡异的弧度，说不清是在笑，还是在哭。
专案组解散那天飘着雪，细小的雪粒落在煤炉上，瞬间化成了水。潘明森把一摞材料扔进煤炉，火苗“腾”地窜起来，那张写着“justice”的单词卡卷成灰蝴蝶，在烟里打着旋儿飞。我在床板缝里摸到那张先进工作者奖状，背面新写着行字：“1978.9，王主任被查，听说家里搜出三箱茅台。”汪昌盛的速写本最后一页，画着审讯室的煤炉，上面摆着个烤糊的红薯，旁边一行字被泪水洇得发蓝：“我们数着别人的罪名，却算不清自己的时代。”
胡老栓被转走那天，天放晴了，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我用他留的那颗铜纽扣开了瓶北冰洋，气泡“滋滋”地往上冒，像无数个没说出口的秘密。他总说：“集体账要比私人账精，可人心不能算太精。”
后来听说潘明森考上了大学，学了法律；汪昌盛回到了公安系统，小朱上了大学，后来留校当了教师。
而我在街道办公室整理档案时，发现胡老栓的案卷里，那页被墨水污染的记录上，有人用铅笔描出片模糊的湖——像极了他女儿插队的嘻子湖，湖面上飘着半张被雨水泡烂的粮票，字迹早已看不清。
天桥路旧货市场34号柜底，1976年的5斤粮票下压着封信。收件人是“xx县xx乡xx大队”，信封上两个指纹重叠着，一个是我的，一个是胡老栓的。雪落无声，可屋檐的冰棱正在融化，1978年的冬季将要过去，那些藏在褶皱里的期盼，终将在日渐回暖的风里，慢慢洇开。
柜门内侧，有人用粉笔画了个小人，举着块写着“平反”的牌子，脚下堆着空酒瓶——那是胡老栓没说完的话，也是我们当年没敢问出口，却在心里悄悄盼着的未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