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宜城像被扔进烧得发红的砂锅里。柏油路被太阳烤得软塌塌，脚一踩就能粘住鞋底，连街旁的老槐树都蔫了叶子，枝桠间的蝉鸣聒噪得让人心里发慌。
但长江边石化水厂围墙外，那截巨型排水管下却是片难得的清凉——这管子直径足有两米，是水厂排出地下水的主管道，管壁常年沁着潮气，一到暑天就凝满密密麻麻的水珠，顺着黑黢黢的铁皮往下滴，砸在地面的碎石子上，溅起细碎的凉雾。风一吹，连空气都裹着沁人的湿意，活脱脱一台天然空调。
我就缩在这凉雾里，背靠着湿滑的管壁。水珠时不时渗进那件洗得发白的浅灰色衬衫——这是我调去丽民服装厂办公室后，特意攒钱买的“体面衣裳”。宿舍里只有一台旧风扇，转起来“嗡嗡”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倒不如这排水管下，能安安稳稳捧起书。
膝盖上摊着本深蓝色封面的《英汉词典》，边角被磨得发毛，内页夹着好几张写满注释的便签纸，都是我白天在办公室整理报表、打印单据时，挤着空闲记下来的。
手指在书页上慢慢滑过，指尖还带着打印机油墨的淡香，我盯着“Garment”这个词，嘴唇轻动，声音不大却咬得极准：“Garment...服装...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刚念完，一滴水珠正好落在“装”字旁边，晕开一个浅蓝色的圈。我赶紧抬胳膊，用袖口去擦——袖口还留着淡墨印，擦过书页后，留下一道浅浅的灰痕。
“张毅，又来这儿念洋文啦？”
傍晚时分，水厂家属院的人吃完晚饭，都搬着小马扎跑到江堤上出来纳凉。说话的是王大娘，手里摇着印着红牡丹的蒲扇，身后跟着几个摇扇的老头老太太，慢慢走了过来。
我抬头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大娘，晚上凉快，趁天没暗多学两句。”
王大娘蹲下来，看看我膝盖上的词典，又看看我的右腿，叹了口气：“你这孩子，腿本就不利索，白天在厂里忙一天，晚上还不歇着，遭这份罪图啥？办公室的活儿多稳当，还不够你踏实的？”
旁边的刘大爷也跟着点头：“就是啊，咱这小地方，会说洋文能当啥用？你现在在办公室当差，不比以前在机修厂管钢筋钢板强？别折腾了。”
我笑了笑没反驳，只是把词典往膝盖里挪了挪，又低头念起来：“cultural...文化...Anchor...锚点...”我知道大伙是好意，可我心里清楚，不能只满足于“稳当”。
去年从机修厂调到服装厂办公室，全靠自己肯学——吴厂长听说我的情况，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才调我来当办公室主任。可办公室的活儿看似轻松，实则藏着竞争。自从考上电大，我就省吃俭用，在旧书摊淘了这本词典，又借了同事的成人英语教材，每天下班就往这排水管下跑，雷打不动地学。
宿舍区的半大孩子也爱凑过来。几个小子穿着背心短裤，手里攥着弹弓，围着我转圈，学我的样子歪嘴念：“英格里希！英格里希！”有的还伸手想摸词典，被王大娘拍了手背：“别捣乱！人张毅哥正经读书呢，再闹我告诉你妈！”孩子们吐吐舌头跑开，没一会儿又凑到不远处的树下，叽叽喳喳地议论，时不时往这边看，眼里满是好奇。
我不管这些，只管盯着书页。有时候念得入了神，蚊子叮在胳膊上都没知觉，直到痒得钻心才抬手拍——胳膊上早落了好几个红疙瘩，有的被挠破了皮，渗着点血珠。我随身带个小铁盒，装着最便宜的清凉油，痒得受不了了就挖一点抹上，清凉感瞬间散开，却也带着股刺疼。
这天傍晚，天比往常更热，连排水管下的凉雾都裹着暖意。我念得口干舌燥，正想从帆布包里掏水壶，身后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还带着股淡淡的香皂味。回头一看，是翁副厂长。
翁副厂长三十多岁，大眼睛，长得白净，总穿件挺括的浅粉色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声音温柔，却带着让人信服的劲儿。
她是本地人，懂技术又懂管理，刚来厂里没几个月，就把车间的生产效率提了上去，大伙都服她。之前我给她送报表，她还夸过我报表做得细、字写得工整。
她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没说话，只盯着我膝盖上的词典，又看了看我胳膊上的红疙瘩，秀眉轻轻皱了皱。过了会儿，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绿皮风油精瓶子，标签崭新，拧开闻了闻，又拧紧，轻轻搁在我旁边的石头上：“这个比清凉油管用，防蚊也提神。你天天在这儿看书，蚊子多，别被咬坏了。”
我赶紧想站起来道谢，可右腿一使劲，一阵酸麻涌上来，身子晃了晃。翁副厂长赶紧伸手扶我：“别起来了，坐着吧，地上凉，小心腿不舒服。”她的手很软，掌心带着点温度，扶着我胳膊时，轻却稳。
“翁厂长，谢谢您...”我的脸有点红——没想到她会注意到我，更没想到会特意送风油精。
翁副厂长笑了笑，蹲下来拿起词典翻了翻，书页发出“哗啦”的响。“你这是在准备电大的课程？我听办公室的小周说，你最近总问英语的事。”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连这都知道，点点头，声音轻了点：“嗯，想试试，多学点开窍。”
“有这份心就好。”她把词典放回我膝盖上，指尖不小心碰到我的手，发觉我的手有点凉，又补充道，“晚上别待太晚，你腿不好，凉着了麻烦。要是办公室晚上没人，你也可以在那儿看书，灯亮，也干净。”说完她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拎着帆布包往水厂方向走——她住在水厂家属院的临时宿舍，离这儿不远。浅粉色的衬衫在夕阳下晃了晃，像朵温柔的花，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我的脚边。
我拿起风油精，拧开盖子，一股清凉气扑面而来。往胳膊的红疙瘩上抹了点，瞬间就不那么痒了。看着翁副厂长的背影，心里暖烘烘的，再低头看词典时，手指停在“opportunity”（机会）这个词上，念得比刚才更有力气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更拼了。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先在宿舍背一个小时单词，再去厂里上班。中午同事都去宿舍休息，我就留在座位上看英语教材，打印机旁的角落里，总放着我的水杯和词典。晚上下班，要么去排水管下，要么留在办公室，直到门房来锁门才走。有时候厂里赶订单，我帮着打印出库单到深夜，也会趁间隙复习电大课程。
江边附近的人，也渐渐习惯了排水管下的我。王大娘有时候会给我带个馒头或一碗绿豆汤，说“读书耗脑子，得吃饱”；刘大爷把家里的旧台灯拿给我，让我晚上念书写字能亮堂点；连之前捣乱的孩子也不吵了，有时候还凑在旁边，看着我在本子上写英语单词，虽看不懂，却看得认真。
可天有不测风云。七月底的一天下午，天突然变了。原本晴朗的天空，转眼间被乌云盖得严严实实，风刮得越来越大，老槐树的叶子被吹得“哗哗”响，像在哭。我看着天，心里有点慌——早上把写好的文稿带来了，那是给外贸系统征文准备的，题目是《论中国服装制造的文化锚点》，写了整整三个晚上，改了五遍，还请电大的英语老师润色过，要是被雨淋了，就全完了。
我赶紧把词典和课本塞进帆布包，又把征文小心翼翼折好，放在最里面，想往办公室跑——办公室有柜子，能锁起来。可还没走两步，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紧接着是雷声，“轰隆隆”的，震得耳朵疼。
雨越下越大，像瓢泼一样。排水管里的水突然暴涨，浑浊的泥水顺着管口往外漫，没一会儿就淹到了脚踝。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厂里走，没走几步，就听见帆布包“哗啦”一声——拉链没拉好，文稿被风吹了出来，飘进了水里。
“我的稿子！”我急得声音都变了，顾不上别的，蹚着水就追。雨水混着泥，没到小腿肚，冰凉的水顺着裤腿往上渗，冻得我直打哆嗦。好几次差点摔倒，手在水里胡乱抓，终于揪住了征文稿的一角。
可就在这时，一阵急流冲过来，把我手里的稿纸又冲出去几张。我眼疾手快，赶紧扑过去，用身体挡住水流，把那几张纸捡了起来。等把所有稿纸都捞上来时，我浑身都湿透了——衬衫贴在身上，裤腿裹着泥，头发往下滴水，脸上全是雨水和泥水，分不清是汗还是泪。但我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叠纸，稿纸上的墨迹被水洇开，黑蓝色的字顺着纸纹漫延，有的地方沾了点泥点，倒像幅晕染开的山水画。
我一步一步往服装厂走。雨还在下，风还在刮，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稿子毁了，这是我的希望。
第二天早上，雨终于停了。太阳出来，金灿灿的，照在地上的积水里，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一早就到了厂里，把湿透的课本、词典和文稿都摊在办公室的窗台上——窗台向阳，能晒透。窗台不宽，我就把稿纸一张张错开摆好，整整齐齐的，像一排小小的旗帜。
我蹲在旁边，看着阳光一点点漫过纸页。纸页慢慢变干，边缘开始蜷起来，一圈圈的，像河里涨水时的浪头，又像我这些日子熬过来的日日夜夜。伸手摸了摸，纸页还潮乎乎的，却比昨天好多了。
忽然，我看见征文稿中间一页上有个红圈——那是电大英语老师帮我批改时画的。当时老师说：“张毅，你这篇文章写得好，尤其是‘中国制造需要文化锚点’这句话，点到了关键，把咱们服装里的文化味儿写出来了。”现在这句话被水洇了点，红圈的颜色也淡了些，却依旧扎眼，像黑暗里的一点光。
我盯着那个红圈看了很久，想起在排水管下的日子，想起翁厂长给的风油精，想起王大娘的绿豆汤，想起刘大爷的旧台灯，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劲——不管多难，都要坚持下去，不能让帮过我的人失望，更不能让自己失望。
风从窗户吹进来，纸页“哗啦哗啦”响，像在跟我说话。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右腿还是有点酸麻，却比以前好多了。抬头看窗外，太阳正明晃晃地挂着，把我的影子拉得很短，却很扎实。
不远处传来同事上班的脚步声，还有翁副厂长跟车间主任打招呼的声音。我笑了笑，拿起窗台上的词典，拍了拍上面的灰尘，往自己的座位走去。我知道，接下来的路还很长，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我不怕——因为我心里有个“锚点”，那是对未来的希望，是对知识的渴望，是对“中国制造”的一份期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