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春，宜城的冬寒还未完全褪尽，整座城像刚从绵长冬眠里醒转的生灵，街角屋檐下偶尔还挂着未化的残冰，风里却已悄悄裹进一丝若有似无的暖意——那是种要挣开寒冬束缚、朝着新生奔去的温度。
城南街道办事处门前，浆糊的酸涩气味在晨风中漫开，带着旧纸张与新油墨混合的独特味道。文书小杨踩着条半旧的木凳，年轻的脸上满是郑重，指尖捏着从《人民日报》上剪下的报道，指腹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他个子不算高，得踮着脚才能够到“学习园地”最显眼的位置，双手虽有几分轻颤，贴报纸的动作却格外仔细，连边角的褶皱都一点点捋平。
那报道的标题《新时代的春天——经济特区建设纪实》用的是黑体字，在灰白的黑板报上格外扎眼；旁边配的深圳高楼施工照有些模糊，油墨晕开了些许轮廓，可仍能看清塔吊的钢铁臂杆直指天空，成片的楼房像雨后春笋般从土地里冒出来，粗粝的水泥墙体间，仿佛能听见钢筋碰撞的清脆声响。那些尚未完工的高楼，像一群沉默却充满力量的巨人，立在报纸的方寸之间，朝这座南方小城散发着遥远又强烈的吸引力。
不过半袋烟的工夫，宣传栏前就围拢了人。刚到岗的办事员揣着搪瓷缸子，买菜路过的居民拎着竹篮，连隔壁杂货店的老板都暂时关了店门凑过来，一个个伸长脖子，目光全黏在那张报纸上，嗡嗡的议论声像刚烧开的水，一下子就漫了开来。
“特区？这玩意儿跟旧社会的租界有啥不一样？”说话的是老姚，在办事处干了几年聘用的老会计，鼻梁上架着副用胶布粘过镜腿的老花镜，他伸手推了推眼镜，眉头拧成个疙瘩，语气里满是忧虑。这话一出，人群瞬间静了静，好些人都跟着点头，眼里露出相同的疑惑。
“你瞅那楼，比咱城郊的大龙山还高半截！”饮食店的王师傅拎着刚洗过的铁锅铲，铲沿还挂着水珠，他指着照片里的高楼，嗓门又亮又响，“这得砸多少钱进去？万一收不回来咋办？”他常年跟柴米油盐打交道，算惯了细账，眼里满是实打实的怀疑，仿佛已经看见白花花的银子打了水漂。
“嗨，你们懂啥！”一个穿米白色夹克的青年挤进来，嘴里叼着支烟，烟雾在他眼前绕了圈，他故意眯起眼，语气夸张得像说评书，“我表哥在广州打工，说深圳那边遍地是黄金，蹲马路牙子上捡个易拉罐，都比咱上班一天挣得多！”说完还冲人群眨了眨眼，逗得周围人一阵哄笑，议论声也更热闹了，有信的，有骂“吹牛”的，还有人凑过去追问“真能挣那么多？”
我扶着那辆骑了好几年的永久牌自行车，车把手上还缠着去年冬天冻裂的胶带，静静地站在人群外围。视线越过攒动的人头，落在报纸上那片遥远的“春天”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下，又轻又沉。
那是种说不清楚的滋味——有对南方热土的好奇，有对新鲜生活的渴望，可更多的是对“改变”的不安，像站在河边想下水，却又怕被浪头卷走。风轻轻掀动报纸的一角，带着点潮湿的气息，恍惚间竟像是从南海之滨吹过来的，咸咸的，裹着机器的轰鸣与人群的喧嚣，飘进了这座安静的小城。
小吴辞职前南下的前一晚，由于我和他都是单身，街道值班室格外静。只有一盏昏黄的白炽灯挂在天花板上，灯泡上蒙着层薄灰，投下的光也带着点朦胧的暖意。桌上摆着个玻璃罐头瓶，里面装着半瓶散装啤酒，瓶盖没拧紧，冒着细密的泡沫；旁边放着包炒花生米，边缘有些焦黑，是我傍晚在传达室借用看大门王老的煤炉炒的，还带着点烟火气。
小吴坐在桌旁的木椅上，背挺得笔直，可眼神却有些飘。他一会儿盯着桌上的啤酒瓶，一会儿又看向窗外的夜空，情绪像坐过山车，刚说起深圳时眼里亮得像有光，转瞬又会闪过一丝迷茫。他从口袋里摸出根火柴，没点烟，而是捏着火柴棍在水泥地上画起来，歪歪扭扭的线条慢慢连成中国地图的轮廓，画到东南角时，他突然用火柴头狠狠点了个黑印，声音陡然拔高：“喏，就这儿！深圳！”
他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语速飞快：“我托人打听了，那边的服装厂招工人，一条牛仔裤卖出去，提成就够咱在这儿挣一个月！”话里满是对财富的渴望，还有点年轻人特有的冲动，声音在空荡荡的值班室里回荡，撞在墙上又弹回来，显得格外清晰。
“我算是想通了，”他拿起罐头瓶，猛灌了口啤酒，泡沫顺着嘴角流到下巴上，沾在没刮干净的胡茬里，看着有点狼狈，却透着股不管不顾的豪迈，“在这儿天天抄报表、写总结，一眼能望到退休那天，有啥意思？不如出去搏一把，就算输了，也比蹲在这儿强！”
他的目光落在我的右腿上，那是小时候得小儿麻痹落下的毛病，走路总有点跛。刚才还亢奋的语气瞬间沉了下来，带着真心的惋惜：“张毅，你是真有本事，写的文章能上区里的简报，要是你这腿没问题……咱俩一起去深圳闯，肯定能成事儿！”他说得认真，眼里的遗憾像潮水似的漫上来，我知道他没说假话，可这话却像根细针，轻轻扎在我心上。
其实他不说，我也懂。谁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深圳的高楼、南方的海风、未知的机遇，这些念头像野草似的在我心里长了很久。
可我更清楚，当初为了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大集体指标，我跑了多少趟市劳动局和区里，反复展示自己能写能算，才终于得到这份全民单位改为大集体指标，才好不容易觅得这份伏案工作——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份安稳的工作，就像寒冬里的炭火，攥在手里，怎么也舍不得松开。
我没接话，只是低头剥花生米，“咔嚓、咔嚓”的声响在安静的值班室里格外清楚。小吴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酒气混着热气扑过来：“你放心！等我在深圳站稳脚跟，挣了钱，先给你寄条最时髦的喇叭裤！就是电视里演的那种，裤腿宽得能装下两条腿的！”他说得斩钉截铁，仿佛已经看到我穿上喇叭裤的样子，眼里又恢复了刚才的光亮。
我捏着手里的花生壳，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心里像装了五味瓶。有为他高兴的，有羡慕他敢闯的，可更多的是自己无法同行的失落，像嘴里含着块没化的冰糖，甜丝丝的，却又带着点说不出的苦涩。那啤酒的苦味还在舌尖打转，可比起心里的滋味，又算得了什么呢？
小吴辞职走后的那几天，我总睡不着。夜晚的办事处很静，只有窗外的梧桐树在风里沙沙响，偶尔有晚归的自行车路过，车铃声从远到近，又慢慢消失。我伏在那张掉了漆的木制办公桌上，面前摆着台老旧的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已经磨得看不清，敲下去时总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像在跟我对话。
我把这些天看到的、听到的都写了进去——宣传栏前的议论、小吴画在地上的地图、自己心里的渴望与不安，还有从报纸上查到的深圳往事：1979年3月改宝安县为深圳市，11月归广东省直属；1980年8月26日成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短短四年时间，就从一个只有几条土路的小渔村，变成了到处是工地、到处是机遇的城市，人们都叫它“深圳速度”。
我在稿子里写，想象着站在深圳的街头，看高楼之间的阳光，听汽车鸣笛的声响，那该是怎样热闹的场景；也写老周的忧虑、王师傅的怀疑，写小城人面对变革时的犹豫与不安；更写了自己——写我多想跟着小吴一起南下，可又因为腿疾，只能守着眼前的办公桌，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渴望飞翔，却又飞不高。
稿子改了三遍，每个字都反复斟酌，直到觉得再也没法改得更好，才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分别投给了市电台和《宜城日报》。从邮局出来时，风还带着点凉，可我心里却热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好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每天清晨，我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先把当天的《宜城日报》从头到尾翻一遍，连中缝的广告都不放过，生怕错过自己的稿子；中午吃饭时，耳朵也总朝着食堂的收音机，听里面播的新闻和文章；到了晚上，更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想“编辑会不会觉得我的稿子不好？”，一会儿又想“要是播出来，听众会怎么看？”
这种期待又忐忑的心情，像块湿毛巾，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有时正写着报表，突然就想起稿子的事儿，手里的笔停在纸上，半天没动静；有时听到别人说“今天的电台节目不错”，就赶紧追问“播了投稿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心里又会空落落的。
日子就这么在等待中一天天过去，直到几天后的一个午后。那天的阳光特别好，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落在打字机上，把键盘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坐在桌前，手里捏着笔，却没心思写东西，眼睛总不由自主地瞟向桌上的收音机——那是台红色的“熊猫牌”收音机，还是去年单位发的福利，平时主要用来听新闻。
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段熟悉的前奏，是“青年之友”节目的开场音乐，轻柔的钢琴曲像流水似的漫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紧接着，播音员那字正腔圆的声音透过扬声器传了出来，温和又富有磁性，像春日里的阳光，落在我耳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青年之友’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播送一篇特殊的投稿，它来自一位生活在小城的青年，字里行间满是对远方的向往，也藏着对时代的思考。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小城青年眼中的经济特区》。”
我的呼吸瞬间停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只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似的。窗外的梧桐叶在风里轻轻晃，阳光落在打字机的键盘上，亮得让我有些睁不开眼——我知道，有些东西，从这一刻起，不一样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