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来得急，刚进腊月，风就裹着碎雪粒子四处乱窜，刮在脸上像小石子砸得生疼。可这风没往年那样沉得让人喘不过气——它里子藏着股冲劲，顺着巷道的裂缝、家家户户的窗户缝往屋里钻，捎带着一个能掀翻十年沉寂的消息：恢复高考了。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谷建国待的知青点，那台用了快十年的广播早掉了漆，喇叭里总裹着“滋滋”的杂音，却像攒了半辈子力气似的，从天亮到天黑循环播着高考通知。先前还蹲在墙根晒太阳、眼神发空的知青们，猛地全站起来，围着广播挤成一团，耳朵竖得比谁都高。
有人攥着拳头，指节捏得泛白；有人眼圈红了，嘴里反反复复念着“真的？真能考大学了？”；还有人转身就往宿舍跑，翻箱倒柜找中学时的课本，纸页被抖得哗哗响，连带着积在书页里的灰尘都飞了起来——死气沉沉的知青点，就这么被一个消息盘活了。
谷建国早从别处得了小道消息，前阵子还托我帮他带过几本旧复习资料。这会儿听见广播里的通知，他兴奋得像个刚拿到糖的孩子，拉着我胳膊直晃：“张毅，我肯定能考上！等我金榜题名，就不用在这儿熬了！”后来我才知道，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真就凭着实打实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院——这是后话了。
消息传到市区，各条街道也炸了锅。老人们搬着小马扎，凑在向阳的墙根下，晒着太阳聊得热火朝天。
张大爷蹲在石墩上磕烟袋锅，烟灰掉了一衣襟也没察觉，嗓门亮得整条街都能听见：“这下好了！那些孩子在乡下苦熬这么多年，总算有出路了！”李奶奶手里攥着刚纳好的鞋底，针还别在蓝布上，说话时声音都发颤：“可不是嘛！以前总讲‘成分’‘出身’，现在能凭本事考，这才叫公道！”
就连我所在的街道门口，公告栏前天天都挤满了年轻人。有人踩着木凳，踮着脚逐字念公告上的报考时间、报名条件，念到关键处，底下还会有人喊“慢点儿！记不住！”；有人掏出皱巴巴的笔记本，笔尖在纸上飞快地划，生怕漏了一个字；还有人互相打听“你复习哪科？”“有没有数学资料？借我看看”，你一言我一语的热乎劲儿，把冬天的寒气都冲散了大半。
我挤在人群外头，听着那些滚烫的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烧着，暖得发烫——这团火，烧着我，也烧着无数个被“耽误”的青春。
那天我正在居委会的小办公室整理居民档案。屋子逼仄得很，靠窗的角落堆着半人高的档案盒，纸墨味混着旧木头的潮气，慢悠悠地在屋里飘。我握着支英雄牌钢笔，笔尖在登记表上写“王桂兰，58岁，独居，需每月定期走访”，最后一个字刚落，隔壁办公室传来的“恢复高考”四个字，像道闪电直直劈进脑子里。
我的手猛地一抖，钢笔“啪”地砸在桌子上，墨水溅出来，在白纸上晕开一小团黑。狂喜顺着指尖往头顶冲，心脏“咚咚”跳得像要撞开胸膛，连呼吸都急了，得扶着旁边的档案盒才能站稳。考大学？我也能考大学？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春天里的草，疯了似的往上长，再也压不住。
我先翻遍了办公室的柜子，没找着半本复习资料，又急匆匆冲回家里，跪在床底下掏那个积了灰的木箱。箱子里装着我中学时的课本、作业本，还有母亲给我缝的帆布书包，布面上的补丁都洗得发白了。
我把课本一本本掏出来，语文书的封皮原本是正红色，这会儿边角磨得卷了边，颜色也褪成了浅粉，像被岁月一点点啃过；数学课本上还留着我当年的批注，有的地方画着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有的地方写着“这道题不会，明天问老师”，那些稚嫩的字迹，此刻看着却比什么都亲切。
我用袖子把课本上的灰擦掉，指尖抚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课文，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中学教室——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本上，老师在讲台上讲“落霞与孤鹜齐飞”，同桌偷偷传纸条问我借橡皮，一切都清晰得像昨天发生的事。
从那天起，我的日子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居委会的工作，一半是高考复习。白天处理完手头的事——给新生儿办户口登记、帮老人写贫困补助申请、整理卫生防疫档案，只要一有空，我就掏出草稿纸，趴在办公桌上演算数学题。
草稿纸一张接一张，很快就堆得比档案盒还高，上面写满了公式、解题步骤，有的地方画着圈做标记，有的地方划着横线改错题，密密麻麻的字迹里，全是我攥紧机会的模样。
同事们见了，都笑着打趣：“小张这是要考大学啊，劲头真足！”我笑着点头，手里的笔却没停——我比谁都清楚，这是我这辈子能抓住的，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半点都松不得。
到了晚上，整个楼道都静了，只有我房间里那盏电灯还亮着。昏黄的灯光摇曳着映在墙上，把课本上的字照得忽明忽暗，却也实实在在照亮了我心里的盼头。
我坐在桌前，一会儿背语文课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念得滚瓜烂熟，连标点都不敢错；一会儿啃数学题，一道几何题解不出来，就画图、查公式，熬到后半夜也不放弃，实在困了就用凉水洗把脸；一会儿又把好不容易弄来的政治复习资料摊开，把重点抄在巴掌大的小本子上，揣在口袋里，上下班路上、排队买饭时，都掏出来看上两眼。
电灯泡换了好几个，我的眼睛熬得布满血丝，可一点也不觉得累——我想凭着自己的脑子，补上腿的缺憾，敲开大学的门，再也不用被“残疾”的标签捆着过日子。
我那辆永久自行车，也多了个重要用处。每个星期天，我骑着它去几里外的市图书馆查资料、复习，一待就是一整天，连午饭都只是啃两个自带的馒头。
晚上我还报了个补习班，去上课的路上，车筐里总装着借来的复习资料，用绳子捆得紧紧的，生怕路上颠坏了。风刮在脸上，带着冬天的寒气，可我心里却满是甜劲儿，连蹬自行车的腿都觉得有劲儿。
一路上总能碰见同去补习的人，大家骑着车并排走，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重难点：“昨天那道物理题，你用的是受力分析还是能量守恒？”“数学的函数太绕了，你有没有简单的解题窍门？”“政治的时事部分，咱们抽时间一起整理吧”。
自行车铃“叮铃叮铃”响，说话声、笑声混在一起，空气里飘着的，全是失而复得的重生气息。我骑着车跟着他们往前冲，总觉得自己终于赶上了那班能改命的列车，只要再使劲儿点，就能看见不一样的未来。
1977年末到1978年初，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我穿着母亲给我缝的蓝布褂子，褂子洗得有些发白，却被我叠得整整齐齐。我骑着自行车往考场去，路上的雪还没化，车轮碾过雪地，留下两道浅浅的印子。
考场外挤满了人，有比我大好几岁的知青，脸上还带着乡下劳作的风霜；有刚高中毕业的学生，眼神里满是青涩；还有像我一样在单位上班的年轻人，手里攥着准考证，指节都有些发白。大家的眼神里都掺着紧张和期待，连呼吸都比平时轻了些。
进考场前，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心里的紧张压下去——这是我的机会，不能慌。考场里安静得很，只听见笔尖在试卷上沙沙作响的声音，像春蚕啃桑叶，又像梦想在纸上一点点跳跃。我看着语文试卷上的作文题《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心里一下子就亮了——我想起了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天，想起了翻出旧课本的那天，那些激动的、温暖的瞬间，顺着笔尖一点点流出来，写满了整整两页纸。
数学题有些难，我皱着眉，一边在草稿纸上画图，一边演算，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用袖子擦了擦，继续往下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交卷的铃声响起时，我才发现手心全是汗，可心里却松了口气——我把能写的都写了，没有遗憾。
等成绩的日子，比复习时还难熬。我每天上班都心不在焉，整理档案时会突然走神，想起考试时的某道题；给居民办手续时，听见别人提“大学”两个字，都会忍不住多问两句。
终于到了查成绩的那天，我天不亮就往教育局跑，教育局设在一个中学校园附近，彼时，这里早就挤满了人，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着分数，有人兴奋得手舞足蹈，有人则垂着头不说话。
我看见局机关工作人员手里拿着厚厚的成绩单，我的手都在抖，当我一步步挪到工作人员跟前，声音发颤：“老师，我叫张毅，麻烦您……帮我看看。”
这名工作人员翻了翻成绩单，抬头时脸上带着笑：“张毅是吧？达标了！好好准备体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过成绩单时，指尖都在抖，看着上面清清楚楚的分数，眼前好像已经展开了大学的蓝图——教室里整齐的课桌，同学们认真听讲的样子；图书馆里满架的书，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页上；还有不用再被“集体工”“残疾”标签困住的日子，一切都那么美好。
可体检，却像一盆冷水，狠狠浇灭了我所有的希望。走进体检室，刺鼻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让我心里一紧。房间里的医疗设备冷冰冰的，泛着金属的光。
给我体检的医生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表情严肃得像块冰。他让我卷起裤腿时，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像两座堆在一起的小山，眼神里还带着一丝藏不住的嫌弃。
他没说一句话，只是拿起红笔，在我的体检表上划了个大大的红圈，红得刺眼，像块烧红的烙铁。
之后的日子，我天天盼着录取通知，坐立不安，一会儿看看墙上的挂钟，一会儿又望向窗外，连饭都吃不下。可最后等来的，只有一张薄薄的“未被录取”通知。
我捏着那张纸，愣了半天，拼命骗自己：“是分数不够，肯定是分数不够……”不敢往腿上想——高考看的是脑子，不是腿，我这么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可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