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登基承烂局，宵衣旰食，欲挽狂澜去。
诛宦平冤亲政事，奈何天不随人许。
外患内忧无断处，良将难留，粮草空如缕。
煤山孤魂悲日暮，江山易主谁能诉？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紫禁城的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出的压抑。刚满二十三岁的天启帝朱由校，在乾清宫龙床上咽了气——这位爱做木工活的皇帝，一辈子没把心思放在朝政上，把大明折腾得只剩半条命，临终前，他拉着弟弟朱由检的手，断断续续说了句：“吾弟当为尧舜”。
这话听着是嘱托，实则是把一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朱由检。
彼时的朱由检，还是个十七岁的信王。在此之前，他的人生轨迹跟“皇帝”二字半毛钱关系没有——天启帝有儿子（虽然没活下来），按规矩轮不到他；再者，魏忠贤把持朝政，朝堂上到处是阉党亲信，他平日里连王府大门都不敢多出，生怕被魏忠贤盯上。可现在，哥哥没了，皇位砸到了他头上，他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明史·庄烈帝本纪》里写“天启七年八月，熹宗崩，无嗣，遗诏召王入继大统”，短短一句话，藏着朱由检的茫然与无奈。当太监们簇拥着他走进乾清宫，看着哥哥冰冷的遗体，再看看殿外虎视眈眈的魏忠贤党羽，他甚至不敢坐下——怕椅子上有机关，不敢喝水——怕茶水有毒，连夜把自己带来的干粮拿出来啃，就这么熬了一整夜。
登基那天，朱由检穿着不合身的龙袍，站在太和殿的丹陛上，看着底下黑压压的大臣，腿肚子都在打颤。可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能躲在王府里读书的信王，而是大明的崇祯帝，要扛起这个千疮百孔的江山。
此时的大明，早就不是朱元璋、朱棣时代的模样了：
- 朝堂上，魏忠贤的阉党一手遮天，东林党被打压得奄奄一息，大臣们要么依附阉党混日子，要么明哲保身不敢说话，没人真正关心国事；
- 地方上，旱灾、蝗灾连年不断，陕西、河南等地的老百姓吃树皮、啃草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流民遍地都是，农民起义的火苗已经烧了起来；
- 边境上，后金的铁骑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带领下，一次次突破长城，抢了就跑，辽东的土地丢了一大半，明军根本挡不住；
- 国库更是空得能跑老鼠，万历、天启两朝挥霍无度，加上连年打仗，朝廷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士兵们饿得直骂娘，逃跑的比打仗的还多。
有个老臣私下里跟朱由检说：“陛下，现在的大明，就像一栋快塌的房子，外面下着大雨，里面还着着火，您要是想修，难啊！”朱由检听完，没说话，只是攥紧了拳头——他不信命，他觉得只要自己努力，总能把这栋“房子”修好。
朱由检刚登基的时候，魏忠贤根本没把这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在魏忠贤看来，崇祯跟天启一样，都是可以被他操控的傀儡——他手里有阉党，有东厂、锦衣卫，朝堂上到处是他的人，崇祯要是敢不听话，他有的是办法收拾。
一开始，魏忠贤还想试探崇祯。他故意递上奏折，说自己“年老体弱，想辞掉东厂提督的职位”，其实是想看崇祯的反应。崇祯心里恨得牙痒痒，可表面上却笑着说：“厂公是父皇（天启帝）留下的重臣，朕还需要厂公辅佐，怎么能让你走呢？”不仅没同意，还赏了魏忠贤不少金银珠宝。
魏忠贤一看，觉得崇祯果然好拿捏，就更加放肆了。他的党羽们也跟着起哄，有的给魏忠贤建“生祠”（活着的时候建的祠堂），有的甚至喊魏忠贤“九千岁”，比崇祯这个“万岁”还风光。有个叫崔呈秀的阉党成员，更是直接在朝堂上替魏忠贤发号施令，根本不把崇祯放在眼里。
可崇祯不是天启，他表面上装怂，暗地里却在偷偷布局。他知道，要收拾魏忠贤，不能硬来——阉党势力太大，要是打草惊蛇，自己可能先被干掉。他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
第一步，稳住魏忠贤，麻痹阉党。崇祯不仅不反对魏忠贤的党羽建生祠，甚至还亲自去生祠里祭拜（当然，心里骂了一万遍）；魏忠贤推荐的官员，他大多照批不误；阉党成员犯错，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几句，不深究。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渐渐放松了警惕，觉得崇祯真的是个“软柿子”。
第二步，悄悄提拔亲信，收集证据。崇祯把自己在信王府时的太监王承恩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让他负责宫里的安全，监视魏忠贤的动向；他还秘密召见那些被阉党打压的东林党大臣，比如钱谦益、刘鸿训等人，让他们收集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罪证——贪污受贿的账本、陷害忠良的奏折、私下勾结外敌的书信，只要能扳倒魏忠贤的，越多越好。
第三步，抓住时机，一击致命。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十一月，崇祯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先是找了个借口，把魏忠贤的头号党羽崔呈秀革职查办，崔呈秀知道自己没活路，在家中自杀。崔呈秀一死，阉党成员慌了神，纷纷开始撇清自己跟魏忠贤的关系。
崇祯趁热打铁，让大臣们递奏折弹劾魏忠贤。一开始，大臣们还不敢太直白，只敢说魏忠贤“专权跋扈，应该收敛”，后来见崇祯态度坚决，胆子就大了起来，有人直接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说他“谋害先帝、陷害忠良、贪污军饷、私通后金”，条条都是死罪。
魏忠贤这才慌了，他跑到崇祯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想要求饶。可崇祯这次没再装了，他冷冷地看着魏忠贤，说：“你犯下的罪，罄竹难书，朕念你是先帝旧臣，不杀你，你自己去凤阳守皇陵吧。”
魏忠贤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可他还不死心，离开北京的时候，带了几百个亲信，几十车金银珠宝，一路上依旧摆着“九千岁”的架子。崇祯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让锦衣卫去追魏忠贤，要把他押回北京治罪。魏忠贤在半路上听到消息，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就在客栈里上吊自杀了。
《明史·宦官传》里记载：“崇祯元年二月，命戍凤阳，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魏忠贤死后，崇祯下令把他的尸体剁成肉酱，脑袋挂在河间府的城楼上示众，阉党成员也被一网打尽——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革职，嚣张了多年的阉党终于垮台了。
十七岁的崇祯，用一场漂亮的“反杀”，除掉了魏忠贤这个毒瘤，让大臣们看到了他的决心和能力。朝堂上一片欢呼，大臣们纷纷说：“大明有救了，陛下是尧舜之君！”崇祯自己也很得意，觉得自己迈出了拯救大明的第一步。可他不知道，除掉魏忠贤只是开始，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等着他。
除掉魏忠贤后，崇祯把目光投向了辽东——后金的威胁一天不除，大明就一天不得安宁。可此时的辽东，明军已经被打得没了士气，将领们要么贪生怕死，要么互相拆台，没人能扛起抗金的大旗。
就在崇祯发愁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袁崇焕。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进士，本来是个文官，可后金崛起后，他主动请缨去辽东打仗，成了一名“文官带兵”的将领。在辽东期间，他修筑了宁远城，还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用红衣大炮打败了努尔哈赤，让后金军队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史称“宁远大捷”。
可后来，袁崇焕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被魏忠贤的党羽陷害，辞官回了老家。崇祯知道袁崇焕的本事，就下旨把他召回北京，亲自在平台召见他。
平台召对的时候，崇祯问袁崇焕：“袁爱卿，辽东的事，你有什么办法吗？多久能把后金打退，收复失地？”
袁崇焕当时信心满满，拍着胸脯说：“陛下放心，只要给臣足够的兵权、军饷和粮草，臣保证五年之内，收复辽东所有失地，把后金赶回老巢！”
崇祯一听，高兴得不行，当场就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把辽东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还赏赐了他尚方宝剑，说：“袁爱卿，朕把辽东交给你了，你可以便宜行事，要是有将领不听指挥，你可以先斩后奏！”
《明史·袁崇焕传》里记载：“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崇焕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可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其实是个“画饼”。他心里清楚，以大明当时的实力，别说五年收复辽东，能守住现有的城池就不错了——明军战斗力差，军饷不足，士兵逃亡严重，而后金军队骁勇善战，还控制了辽东的大片土地。他之所以说“五年平辽”，一是想让崇祯放心，二是想拿到更多的资源。
袁崇焕到了辽东后，确实做了不少事：他整顿军纪，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革职，提拔了祖大寿、赵率教等有能力的将领；他加固城池，补充武器，尤其是红衣大炮，让宁远、锦州等城池成了后金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他还安抚百姓，鼓励流民开垦荒地，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
一开始，效果还不错。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率军进攻锦州，袁崇焕派祖大寿率军支援，在锦州城外与后金军展开激战，最后打退了后金军，史称“宁锦大捷”。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很高兴，又赏赐了袁崇焕不少金银珠宝。
可皇太极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袁崇焕不好对付，就改变了策略——不打辽东的坚城，而是绕过山海关，从蒙古草原南下，进攻北京。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十万大军，绕过山海关，突破长城，直逼北京。
北京城里一片恐慌，崇祯也慌了，赶紧下令让袁崇焕率军回师救援。袁崇焕接到命令后，率军星夜兼程，赶到北京城外，在广渠门、左安门等地与后金军展开激战，总算把后金军挡在了城外。
可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使出了“反间计”。他故意让两个被俘的明朝太监听到“袁崇焕与后金勾结，想献出北京”的假消息，然后又故意把这两个太监放了回去。这两个太监回到北京后，赶紧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崇祯。
崇祯本来就多疑，加上之前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承诺没兑现，还有人弹劾袁崇焕“拥兵自重，不遵圣旨”，他立马就信了太监的话，认为袁崇焕真的背叛了大明。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二月，崇祯以“议饷”为由，把袁崇焕召进皇宫，然后下令把他抓起来，关进了诏狱。大臣们纷纷为袁崇焕求情，说“袁崇焕是忠臣，他不可能背叛大明，陛下一定是误会了”，可崇祯根本不听。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崇祯下旨，把袁崇焕凌迟处死。凌迟是最残忍的刑罚，要把人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一共要割三千多刀。袁崇焕被处死那天，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还以为他是叛徒，纷纷冲上去抢他的肉吃，场面惨不忍睹。
袁崇焕死后，辽东的明军彻底没了主心骨，祖大寿等将领心灰意冷，有的甚至投降了后金。崇祯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救命稻草”，辽东的局势变得更加糟糕。多年后，当崇祯知道袁崇焕是被冤枉的，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可一切都晚了——大明再也没有像袁崇焕这样能扛得起抗金大旗的将领了。
除掉魏忠贤，杀了袁崇焕，崇祯本以为能喘口气，可没想到，麻烦越来越多，简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先说外患。袁崇焕死后，皇太极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仅经常率军进攻辽东、河北等地，还在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清”，正式跟大明分庭抗礼。清军先后五次绕过山海关，进入中原地区，抢了大量的人口、粮食和财物，甚至还打到了山东，攻占了济南，俘虏了德王朱由枢。
每次清军入侵，崇祯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派军队去抵抗，可明军要么打不过，要么不敢打，只能眼睁睁看着清军烧杀抢掠。有一次，清军打到北京附近，崇祯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说话——有的怕说错话被治罪，有的根本没什么好办法。崇祯气得拍桌子，说：“你们都是大明的官员，拿着朝廷的俸禄，现在国家有难，你们却一个个像缩头乌龟，朕要你们何用！”
再说说内忧，陕西、河南等地的旱灾、蝗灾越来越严重，老百姓没饭吃，只能起来造反。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西的王二率先起义，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紧接着，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首领纷纷崛起，他们率领流民，攻打城池，杀贪官，分粮食，队伍越来越壮大。
崇祯一开始没把这些“流民”放在眼里，觉得派军队去镇压就能搞定。可他没想到，这些起义军就像“打不死的小强”——明军来了，他们就跑；明军走了，他们又回来；粮食不够了，就去抢官府的粮仓；士兵不够了，就招募流民。而且，起义军还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越来越多的流民加入了起义军。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高迎祥率领起义军攻占了陕西的多个县城，直逼西安；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起义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河南、湖北等地，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十三家起义军在河南荥阳召开会议，商量如何对抗明军，史称“荥阳大会”。这次会议后，起义军开始联合作战，给明军造成了更大的打击。
有个地方官给崇祯递了一份奏折，描述了当时的惨状：“陕西、河南等地，千里无烟，白骨露于野，流民数十万，皆从贼（起义军）。贼至，百姓争献粮食；官军至，百姓闭户不出。”崇祯看了奏折，忍不住哭了——他知道，老百姓已经不相信大明了，这比清军入侵、起义军攻城更可怕。
更让崇祯头疼的是，国库没钱了。连年打仗，既要给辽东的明军发军饷，又要给镇压起义军的明军发军饷，还要赈济灾民，可朝廷的收入却越来越少——土地兼并严重，很多良田被地主、藩王霸占，他们不交赋税；流民越来越多，没人种地，粮食减产，赋税也收不上来；官员贪污腐败，就算收上来一点赋税，也被他们中饱私囊。
崇祯为了筹钱，想尽了办法：他下令让大臣们捐钱，可大臣们一个个哭穷，说自己“家里没钱”——有的说“我家只有几亩薄田，每年的收入只够糊口”，有的说“我当官多年，两袖清风，没攒下什么钱”。崇祯的岳父周奎，家里很有钱，可他也只捐了一万两银子，还说“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
没办法，崇祯只能加重赋税，在原来的“一条鞭法”基础上，又加了“辽饷”（用来对抗后金的军饷）、“剿饷”（用来镇压起义军的军饷）、“练饷”（用来训练军队的军饷），合称“三饷”。可这无疑是“饮鸩止渴”——老百姓本来就没饭吃，再加重赋税，更是雪上加霜，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被逼得加入了起义军。
《明史·食货志》里说：“至崇祯三年，军饷益绌崇祯，户部尚书毕自严疏言：‘今岁边饷需银三百二十四万，而帑藏仅存八十四万，不足者二百四十万。’”意思是到了崇祯三年，军饷缺口越来越大，户部账上只有八十四万两银子，却要拿出三百二十四万两给边军，差了整整二百四十万两。这么大的窟窿，崇祯就算把皇宫卖了也填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军队因为没军饷而溃散，看着起义军因为没人镇压而壮大。
这时候的崇祯，就像一个被按在火上烤的人——外面有清军虎视眈眈，里面有起义军四处作乱，国库空空如也，大臣们要么敷衍了事，要么互相拆台，他想做点什么，却处处受制，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有好几次，他在朝堂上跟大臣们争论军饷、灾情的事，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说：“朕不是亡国之君，可你们怎么都像亡国之臣啊！”大臣们也只能低着头，没人敢接话——他们知道崇祯难，可他们也没办法。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大明的局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了河南的多个城池，张献忠则率军进入四川，一路攻城掠地；清军也在皇太极的带领下，不断进攻辽东，明军节节败退。崇祯急需一个能“救火”的将领，而洪承畴，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的进士，跟袁崇焕一样，也是“文官带兵”的典范。他早年在陕西、河南等地镇压农民起义，打仗很有一套——他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会硬拼，而是擅长“剿抚并用”，一边派兵攻打起义军，一边招抚流民，让他们回乡种地，很多起义军都被他打散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洪承畴率军在陕西潼关大败高迎祥的起义军，俘虏了高迎祥，押回北京处死，李自成不得不接过起义军的大旗，躲进商洛山，暂时不敢出来。
崇祯觉得洪承畴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把他调往辽东，任命他为蓟辽总督，让他负责抵御清军。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洪承畴到了辽东后，没有急着跟清军打仗，而是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他加固城池，训练士兵，囤积粮草，还跟朝鲜、蒙古部落搞好关系，想形成“联合抗清”的局面。一开始，这个策略还挺管用，清军几次进攻都被洪承畴打退了，辽东的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
可崇祯没耐心等了。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清军围攻辽东的重镇锦州，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洪承畴求救。崇祯得知后，急得不行，一再下旨让洪承畴率军救援锦州，还派了太监去辽东督战，说“要是锦州丢了，辽东就彻底完了，你洪承畴也别回来了”。
洪承畴本来想等粮草准备充足了再出兵，可架不住崇祯的催促，只能率军十三万，从宁远出发，去救援锦州。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出兵，亲自率领清军主力，赶到锦州附近的松山，设下埋伏。洪承畴率军到了松山后，想跟清军决战，可清军却不跟他打，而是切断了明军的粮道。明军没了粮食，士兵们开始恐慌，有的士兵甚至偷偷逃跑。
皇太极趁机率军进攻，明军一下子就乱了阵脚，纷纷溃败。洪承畴想率军突围，可几次都没成功，最后被清军围困在松山城里。松山城里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士兵们开始吃战马，战马吃完了就吃树皮，有的士兵甚至饿死在了城墙上。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二月，松山守将夏承德叛变，打开城门，清军趁机攻入松山，洪承畴被俘。
《明史·洪承畴传》里记载：“崇祯十五年二月，松山破，承畴被执，降于清。”洪承畴被俘后，一开始还想殉国——他不吃不喝，还对着南方（大明的方向）哭，说“我洪承畴深受皇恩，不能为国尽忠，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皇太极知道洪承畴是个难得的人才，不想杀他，就派了很多人去劝降，可洪承畴都拒绝了。
后来，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当时天气很冷，皇太极看到洪承畴穿着单薄的衣服，就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披在洪承畴身上，说：“先生冷吗？”洪承畴愣了一下，看着皇太极，心里五味杂陈——他没想到，一个“敌国”的君主，竟然对自己这么好，而自己效忠的大明，却只知道催促他打仗，不管他的死活。
经过一番挣扎，洪承畴最终还是投降了清朝。他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崇祯还以为他殉国了，伤心了好几天，甚至还下旨追封洪承畴为“少保”，给他建祠堂，表彰他的“忠烈”。直到后来，崇祯才知道洪承畴投降了清朝，气得差点吐血——他没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救火队长”，竟然背叛了大明。
洪承畴的投降，对大明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辽东的明军失去了主帅，军心涣散，很快就崩溃了，锦州、宁远等重镇先后被清军占领，大明的东北防线彻底垮了。崇祯得知消息后，坐在龙椅上，半天没说话——他知道，大明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汝州大败明军，杀死了明军主帅孙传庭，然后率军攻占了西安。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了“大顺”政权，然后率领五十万大军，从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
李自成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明军要么望风而降，要么不战而逃。正月，李自成攻占山西太原；二月，攻占山西大同；三月，攻占河北宣府，距离北京只有一百多里了。北京城里一片恐慌，大臣们纷纷收拾行李，准备逃跑，有的甚至偷偷跟李自成联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崇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可大臣们要么说“陛下应该迁都南京，暂时避避风头”，要么说“陛下应该下令让各地藩王率军来北京勤王”，要么就干脆不说话。崇祯不想迁都——他觉得迁都就是逃跑，会被后人骂成“亡国之君”；他也不想让藩王勤王——他怕藩王率军来北京后，会像“靖难之役”时的朱棣一样，夺取他的皇位。
没办法，崇祯只能下令让京营的军队守卫北京。可京营的军队早就烂透了——士兵大多是市井无赖和流民充数的，没经过什么训练，有的甚至连武器都不会用；将领们要么贪生怕死，要么克扣军饷，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根本没心思打仗。有一次，崇祯去京营视察，看到士兵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穿着破烂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他忍不住叹了口气，说：“朕对不起你们啊！”
为了筹集军饷，崇祯再次下令让大臣们捐钱。他让太监去跟大臣们说：“现在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希望各位大臣能慷慨解囊，帮助朝廷渡过难关，等将来平定了叛乱，朝廷一定会加倍偿还。”可大臣们还是哭穷——内阁首辅魏藻德说“我家只有五百两银子，全部捐出来”；太监总管王之心说“我家也只有一万两银子，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其实，这些大臣家里都很有钱，魏藻德家里至少有几十万两银子，王之心家里也有十几万两银子，可他们就是不愿意捐。
崇祯的岳父周奎，家里有几百万两银子，崇祯让他捐十万两银子，可他却哭着说“我家里真的没钱，最多只能捐一万两”。崇祯没办法，只能让周奎的女儿（崇祯的皇后）去劝他，周奎才勉强捐了两万两银子。大臣们见皇帝的岳父都只捐这么点，就更不愿意捐了，最后总共才捐了二十多万两银子，连京营军队一个月的军饷都不够。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到达北京城下，开始攻城。京营的军队根本抵挡不住，有的士兵甚至直接打开城门，投降了李自成。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军队攻占了北京外城，崇祯知道，北京守不住了。
那天晚上，崇祯在皇宫里徘徊，他先把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叫到身边，让太监把他们送到外戚家里，叮嘱他们“一定要活下去，将来别忘了报仇”。然后，他又去见了皇后周氏和贵妃袁氏，哭着说“朕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列祖列宗”。皇后周氏听完，哭着说“陛下是亡国之君，臣妾是亡国之后，臣妾不能辱没了朱家的名声”，然后就上吊自杀了。袁贵妃也想上吊自杀，可绳子断了，崇祯走过去，用剑刺死了她。
接着，崇祯又来到长平公主的住处。长平公主当时只有十六岁，崇祯看着她，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啊”，然后举起剑，想刺死长平公主，可他心里不忍，只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长平公主昏了过去。崇祯以为她死了，就转身离开了。
做完这一切，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今景山）。他看着山下火光冲天的北京，听着远处传来的喊杀声，心里充满了绝望。他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写下了一封血书，上面写着：“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写完血书后，崇祯上吊自杀了，年仅三十五岁。太监王承恩看到崇祯死了，也在旁边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
《明史·庄烈帝本纪》里记载：“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师。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崇祯的死，标志着统治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正式灭亡了。
崇祯死后，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找到了他的尸体。李自成看到崇祯的血书后，心里也有些感慨，就下令把崇祯和皇后周氏的尸体合葬在昌平田贵妃的墓里，也就是后来的思陵。
后来，清朝入主中原，顺治帝为了拉拢汉族百姓，下令重修思陵，还追谥崇祯为“庄烈愍皇帝”。乾隆帝也评价崇祯说：“明之亡，非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天启也。”意思是明朝的灭亡，不是因为崇祯，而是因为万历和天启两朝留下的烂摊子。
确实，崇祯不是一个昏君，他比万历、天启都要努力——他在位十七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朝政，经常忙到深夜；他生活节俭，衣服破了就补一补再穿，不像万历、天启那样挥霍无度；他想挽救大明，除掉了魏忠贤，重用了袁崇焕、洪承畴等将领，也尝试过改革赋税、赈济灾民。可他生不逢时，接手的是一个已经烂到根的大明——朝堂腐败，国库空虚，外有清军，内有起义军，老百姓流离失所，就算他再努力，也很难挽回局面。
但崇祯也有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 他太多疑了。因为多疑，他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因为多疑，他不信任大臣，经常更换将领，导致军队指挥混乱；因为多疑，他不敢迁都，也不敢让藩王勤王，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 他太急躁了。他想快速解决辽东的问题，就催促袁崇焕“五年平辽”，结果袁崇焕只能硬着头皮承诺，最后因为没兑现而被杀；他想快速镇压起义军，就催促洪承畴救援锦州，结果洪承畴兵败被俘，投降了清朝。
- 他不懂得团结大臣。他总是把责任推给大臣，说“诸臣误朕”，却不知道反思自己的问题；他想让大臣们捐钱，却不懂得用合理的方式，结果大臣们纷纷哭穷，没人愿意帮他。
有人说，崇祯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就像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病人，虽然想治好他，可手里没有好药，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案，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他比谁都想救大明，可大明已经没救了。
现在，当我们站在思陵前，看着那座简陋的陵墓，心里总会有些感慨。崇祯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有帝王的抱负，却没有帝王的运气；他有帝王的勤奋，却没有帝王的智慧。他不是亡国之君，却遇上了亡国之运，最终只能在煤山上吊自杀，留下一个千古遗憾。
历史就是这样，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崇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灭亡，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错，而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总爆发。万历的怠政，天启的昏庸，魏忠贤的专权，大臣们的腐败，老百姓的苦难，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最终导致了大明的灭亡。而崇祯，只是这个悲剧的最后承担者。
或许，正如崇祯在血书里写的那样，他“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可他已经拼尽了自己的全力。对于这样一个帝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昏君”或“明君”来评价他，只能说，他生错了时代，成了大明王朝的“末代悲歌”。
大明王朝从公元1368年老朱建立，到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挂东南枝，前后总共276年，期间有雄才大略的“洪武”“永乐”，荒诞皇帝“朱厚照”，爱吃丹药的“嘉靖帝”“红丸帝”，还有“木匠皇帝”朱由校，所以说，纵观整个历史，明朝是非常有趣的，只可惜已成历史的过眼云烟，历史的洪流从来都不会逆流，因为关外的铁骑已经蓄势待发。
参考《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