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六章：食堂风波
玻璃厂的生产任务依旧繁重，地区百货大楼的订单像一道无形的鞭子，悬在全厂上下的头顶。然而，近日来，另一股暗流却在车间、在食堂、在工人们交头接耳的缝隙间涌动，其声势隐隐有压过生产紧迫感的苗头——那便是关于“吃”的抱怨。
这日晌午，下工的钟声敲响，工人们如同开闸的洪水，涌向食堂。但与往日那种带着期盼的急切不同，许多人的脸上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比较和不满。
王超刚从深加工车间出来，正准备去食堂，就听见两个年轻工友一边走一边低声嘟囔。
“又是南瓜、青菜，加点油渣就算见荤腥了。”一个高个子青年用筷子敲打着饭盒，发出清脆的响声，“你看看人家街道食堂，昨天是粉蒸肉，前天听说还有炸鱼块！那油水，隔着老远都闻见香！”
另一个矮胖些的工友叹了口气，摸着肚子：“谁说不是呢！咱们这，说是管饱，可你看看那打饭的王婶的手，抖得跟筛糠似的！多打一勺菜都像割她的肉！我这干力气活的，吃完不到俩时辰就饿得前胸贴后背。我娘在街道食堂吃，回来说那米饭堆得冒尖，菜随便添！那才叫真正的‘吃饭不要钱’！”
这话引起了旁边几人的共鸣。
“就是！咱们厂食堂也太抠搜了！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凭啥咱们厂的伙食就跟不上？”
“我小舅子在农机厂，他们食堂昨天还吃了顿红烧肉呢！肥瘦相间，油光锃亮！咱们这倒好，还在跟老南瓜较劲！”
抱怨声像夏日的蚊蚋，嗡嗡地响彻在通往食堂的路上。王超默不作声地跟在人群后面，眉头微锁。他注意到了工人们情绪的变化，这种因“比较”而产生的不满，正在悄然侵蚀着前段时间因获得订单和局里慰问（猪大骨）而凝聚起来的士气。
食堂里，队伍排得老长。窗口内，巨大的木桶里装着糙米饭，旁边是两个大铝盆，一盆是清汤寡水的炒南瓜，另一盆是看不到几点油星的炒空心菜，唯一算得上带点荤气的，是一小碟切碎的酸菜炒油渣，那油渣也炸得干瘪，不见多少油润。
打饭的几位大婶面无表情，动作机械。给工人们打菜时，勺子确实不会满当当，尤其是那碟酸菜炒油渣，每人只能分到浅浅一勺底，多要便会遭到无声的拒绝或一个白眼。
“王婶，多给点油渣呗，这点塞牙缝都不够。”一个胆大的青工陪着笑脸。
打饭的王婶眼皮都没抬：“一人一份，定量！后面还排着队呢！”
青工悻悻地闭上嘴，端着明显比街道食堂描述中“缩水”不少的饭菜，找位置去了。
王超打好自己的饭菜——和所有工人一样分量的米饭和菜，找了个角落坐下。他慢慢吃着，味同嚼蜡。饭菜本身的味道他并不挑剔，他能体会到掌管食堂的难处。但他更清晰地感受到的，是周围弥漫的那种失望和牢骚。
“看看，这就是咱们厂的‘好伙食’！”隔壁桌，一个老工人用筷子拨拉着碗里几近白色的南瓜块，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几桌人听见，“我老伴在街道食堂，回来说那南瓜炖得烂糊，油汪汪的，还放了豆豉！咱们这，跟水煮的没啥两样！”
“听说街道食堂今天中午吃芋头烧肉，那肉块，啧啧……”另一个接口道，声音里充满了向往，随即转化为对眼前饭菜的嫌弃，“再看看咱们这个！”
“厂里是不是克扣咱们的伙食标准了？”有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谁知道呢！反正没见着吃肉的日子！”
这些议论，像一根根细小的刺，扎在王超心上。他知道，工人们的抱怨并非无理取闹。在“吃饭不要钱”的舆论风口和街道等其他单位食堂“丰盛”伙食的对比下，玻璃厂食堂这严格按照（可能更紧张的）厂内计划供应的、力求节省的普通饭菜，显得格外“寒酸”和“抠门”。
这不仅仅是吃得好不好的问题，这已经演变成了工人们衡量自身价值、衡量工厂是否重视他们、甚至是否公平的一种尺度。
吃完饭，王超没有立刻回办公室，而是绕到了食堂后厨。炊事班长正带着几个人在收拾、清洗，看到厂长进来，都有些意外。
“厂长，您有事？”炊事班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姓周，脸上带着常年被油烟熏烤的痕迹。
王超看了看堆在角落里的南瓜、蔬菜，以及锁在柜子里不多的油盐罐子，开门见山地问：“周师傅，最近工人们对食堂的饭菜，有些意见。你也听到了吧？”
周师傅叹了口气，用围裙擦着手，脸上露出几分无奈和委屈：“厂长，我咋能听不到？唾沫星子都快把食堂屋顶掀了！可……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他指着那些食材：“厂里拨给食堂的粮食、油、菜钱就那么多，都是有定数的。街道食堂为啥敢那么放开了吃？听说他们是把整个街道居民上缴的粮食、副食集中起来统一调配，摊子大，东西看着就多。可咱们厂呢？就指着厂里这点计划。前段时间局里慰问的猪大骨和海带，那是特殊情况，吃完了也就没了。”
他压低了声音：“而且，厂长，我听说……只是听说啊，有些街道、公社食堂，为了撑门面，显示‘共产主义’的气象，已经把库存，甚至是……甚至是下一季的种子粮都拿出来吃了！咱们厂能这么干吗？这么多工人指着厂子吃饭，任务又重，要是寅吃卯粮，后面断了顿，那可是要出大乱子的！”
周师傅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王超心头。他瞬间明白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不是食堂工作人员不尽心，也不是厂里刻意克扣，而是在一种浮夸、攀比的风气下，坚持按计划、量入为出的务实做法，反而成了众矢之的。那些看似“丰盛”的食堂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的危机，正如雷师傅和张老头隐隐担忧的那样。
“我明白了，周师傅，你们辛苦了。”王超点了点头，“饭菜分量，在保证大家基本能吃饱的前提下，还是要按计划来。质量上，多想想办法。”
离开食堂，王超的心情更加沉重。工人们的抱怨需要安抚，士气需要维系，但更要坚持工厂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饭菜的风波，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在一片狂热中保持冷静和实干的考验。
下午，他特意去了几个主要车间转了转。果然，工作的间隙，工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话题依然离不开食堂的对比。生产效率虽然没有明显下滑，但那种曾经因为攻克技术难关、完成首批订单而凝聚的专注和自豪感，似乎被一种浮躁和抱怨的情绪稀释了。
在制瓶车间，他甚至听到两个工人在争论：
“要我说，就该去跟厂里提意见！凭什么别的单位能吃香喝辣，咱们就得啃这没油水的南瓜？”
“提意见有啥用？厂里肯定有难处。你看厂长不也跟咱们吃一样的食堂？”
“厂长吃一样的那是应该的！可咱们的干劲不能光靠画饼充饥啊！肚子里没油水，手上就没力气！”
王超默默走开，没有打扰他们。他知道，堵不如疏。单纯的压制抱怨或者空头许诺都解决不了问题。
傍晚下班，王超随着人流走向街道食堂。家里早已不生火，厨房空荡冷清，一日三餐都指望着这里。街道食堂比厂食堂更大，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大锅饭特有的、混杂的香气。今天的菜色是炒豆角和一道能看到些肥肉片的萝卜汤，米饭确实堆得冒尖，可以添饭。比起厂里，油水似乎确实多了一些。
他打好饭，找到已经坐在那里的家人。父亲王建国沉默地吃着，母亲李秀兰显得有些不自在，她习惯了在自家灶台前忙碌，现在这种等着打饭、吃着千篇一律大锅菜的感觉，让她这个家庭主妇仿佛失去了用武之地，眼神里总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落寞。
王刚扒拉着碗里的饭，小声对王超抱怨：“哥，还是街道食堂好点，至少米饭管够。就是这菜，天天差不多，我都吃腻了。妈以前做的酸豆角炒肉末，比这个香多了！”他说着，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李秀兰闻言，轻轻叹了口气，低声道：“快吃吧，别挑三拣四。” 她何尝不想给孩子们做点合口的？可家里的铁锅、菜刀都交了，粮食油盐也一点不剩，巧妇也难为无米无炊之炊。
王红默默地吃着，把一块肥肉片夹到小妹妹王玥碗里。王建国抬头看了小儿子一眼，沉声道：“有的吃就吃，话那么多。” 语气虽重，但王超能看出，父亲眉宇间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这种完全依赖集体、失去家庭自主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这辈习惯了自给自足、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来说，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感。
家里的短暂对话，让王超更加确定，这场由“食堂”引发的风波和适应过程，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每个人的心态和习惯。
晚上回到冷冷清清的家中，没有了往日灶房的烟火气和饭菜香，家里似乎少了最重要的温度。王超坐在书桌前，没有像往常一样看技术资料或生产报表。他摊开信纸，准备给厂领导班子写一份简要的情况说明和分析。他必须统一厂里的认识，既要正视工人们的合理情绪，想办法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改善（比如，他再次想到了那个“系统”，是否还能获取一些计划外的副食，通过合理渠道补充到厂食堂？），更要坚持原则，不能为了短期讨好而耗尽工厂赖以生存的根基。
他写下：“……当前食堂问题，反映的是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亦是外部浮夸风气对我厂务实作风的冲击。安抚工人情绪，可考虑偶尔利用厂内资金或寻求其他渠道，适当增加荤腥，加强沟通解释。然，核心在于，必须坚持生产为本，质量为先，计划为纲。我厂之根基，在于技术革新、在于产品过硬、在于金字招牌，而非一时伙食之攀比。需引导工人，将目光放长远，将干劲用于生产……”
写完这些，他放下笔，走到窗前。夜色中的南水县城，零星灯火闪烁。他不知道别的食堂那看似丰盛的晚餐还能持续多久，街道食堂比厂里稍好的供应又能维持几时。但他知道，玻璃厂的炉火不能熄，工人们心中那股靠实干奋斗的信念之火，更不能被一顿饭的抱怨所浇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