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1年春季二月，冯奉世返回京师，随后就被任命为左将军，并赐予了关内侯的爵位。
秋季七月，朝廷任命平恩侯许嘉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朝中有人就是好，啥功不立，就能被封侯。
十一月份，国家在发生地震的同时还下起了瓢泼大雨，这天灾真是不断呀。为了解决因为国家财政不足以及百姓赋税减免过多引起的无法承担朝廷内外徭役的问题，朝廷决定恢复盐铁官制度，并设立博士弟子一千人。
公元前40年的春季二月，元帝又下令大赦天下。
过了几天，天空又出现了日食现象。元帝就召见此前预言日食的周堪、张猛等人，并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责备，他们只能连忙叩头谢罪。骂完了之后，元帝又下诏称赞周堪的品德，还将他征召到自己临时驻跸之处，并任命他为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石，同时让他掌管尚书事务；张猛则被任命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然而，当时的中书令石显实际上是在掌控尚书事务，尚书部门的五名官员都是他的党羽。这就使得周堪就很难直接见到元帝，汇报事情还的通过石显，这就使得石显掌握了事情的决策权。后来，周堪就因为生病，说不出来话了，没多久就去世了。周堪死了之后，石显就开始诬陷张猛，最终逼得他在公车官署自杀身亡。
秋季七月，朝廷就废除了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陵园祭祀活动，只留下了几个官吏和士卒负责看守。
冬季十月，朝廷又下诏废除各郡国的祖宗庙。各陵园归属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及其管辖地区）管理。此外，元帝还将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选为了自己的陵墓所在地，同时下诏陵墓所在地不再设置县邑，也不迁徙郡国的百姓到此处居住。
公元前39年十二月，朝廷根据韦玄成等人的建议，直接毁掉了太上皇以及孝惠皇帝的寝庙园。
元帝非常喜爱儒术和文学辞章，又对宣帝时期的很多政策都做了改动。这样一来，给朝廷提建议的人大多能得到皇上的召见，大家都以为自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元帝很宠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宠爱程度甚至超过了皇后和太子。看到这情况，太子少傅匡衡就上奏疏说：我听说，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就在于君王会谨慎的处理朝中事务。接受天命登基的君王，一定要开创基业，让江山世代传承；继位的君王，则应当继承和发扬先王的德行，将他们的功业发扬光大。过去周成王继位后，就开始思考如何继承文王和武王的道统，把伟大的功业归功于文王和武王，却不敢独自居功，所以上天对他是欣然庇佑，就连鬼神也护佑他。如今陛下的圣德如同上天爱护百姓一样，让人赞不绝口，但现在却出现了阴阳失调，奸邪之人祸乱朝政的事情，这或许是因为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弘扬先帝的伟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的批评现有制度的弊端，一心想要变更。结果变更后却发现无法施行，只能再次恢复旧制度，这就导致群臣之间相互指责，官吏百姓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为国家放弃已经成熟的制度感到可惜，希望陛下能够仔细考虑治国大业，留意遵循合理的制度、弘扬先帝的功业，以此来安定群臣百姓的心。《大雅》中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修习他们的德行，这是最高尚品德的根本。《传》中说：要是能审慎的对待自己的喜好和厌恶，同时理顺自己的情性，这样王道就能完备了。修养性情的方法，就是要审视自己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过于苛察，见识少的人要警惕自己的思路是否闭塞，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自己的脾气是否过于暴躁，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惕自己的性格是否优柔寡断，沉静安舒的人要警惕自己做事是否拖延，心胸宽广的人要警惕自己是否健忘。作为人必须要清楚自己需要警惕的地方，并用‘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才能实现中和的教化，而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就不敢结党营私来谋求晋升了。希望陛下对臣说的这些提高警惕，以弘扬圣德！
我还听说，如果家庭的伦理道德修养好了，那天下的治理自然就合乎道理了。所以《诗经》以《国风》为开始，《礼记》则以冠礼、婚礼为根本。《诗经》以《国风》为开篇，是为了探究人的情性从而明确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关系；《礼记》以冠礼、婚礼为根本，是为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防范不好的事情发生。因此圣明的君王一定要慎重的处理自己与妃嫔、皇后之间的关系，明确嫡长子的地位，这说明礼制在后宫同样重要。地位低的不能超越地位高的，新进门的不能排在旧人的前面，这是为了顺应人情、理顺阴气；尊崇嫡子、轻视庶子，嫡子在阼阶行冠礼，用醴酒庆贺，其他的儿子就不能参与，这是为了彰显嫡子的尊贵地位、消除兄弟之间的嫌疑。这不仅是表面上的礼仪形式，更应该是根植于内心的教化，所以礼仪是探究人的内心真情后在外部的体现。圣人的行动、休息、游乐，所亲近的人都有恰到好处的顺序，那么天下自然会变得秩序井然，百姓自然会顺从国家的教化。如果该亲近的人被疏远，该尊贵的人被贬低，那么那些奸佞取巧之徒就会趁机兴风作浪，扰乱国家的秩序。所以圣人会非常谨慎防范事情的开端，在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不会因为个人私情就损害公共大义。《传》中说：如果能把家庭治理好，那么天下就能安定了！
想当初，汉武帝在黄河决口处建造了宣房宫。后来，黄河又在馆陶北面决口，形成了屯氏河，河水朝着东北方向流入大海，因此屯氏河的宽度和深度变得与黄河相当，所以朝廷就让它顺其自然的发展，没有去进行堵塞。这一年，黄河又在清河灵鸣犊口决口，屯氏河因此就断流了。
公元前38年，河间王刘元因为滥杀无辜被废黜了王位，最后还把他迁徙到了房陵居住。朝廷又下令废除了孝文太后寝庙的祭祀园。
就在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元帝就带着后宫的嫔妃们前往虎圈观看斗兽表演。就在众人看的兴起时，有一只熊逃出了虎圈，然后就发现它顺着栏杆在攀爬，看样子想要冲进大殿里来，这把元帝身边的侍从、贵族以及傅婕妤等人都吓得逃跑了。只有冯婕妤毫不畏惧的挺身而出挡在了熊的面前。随后，反应过来的左右侍从才将熊给击杀了。事后，元帝就问冯婕妤：大家都被熊吓得逃跑，你为什么敢挡在熊的面前？冯婕妤回答说：猛兽抓住一个人后就会停止攻击，我担心熊会冲到陛下跟前，所以用身体挡住它。元帝听后对她是大为赞叹，对她就更加敬重了。而傅婕妤却因此感到十分羞愧，从此就与冯婕妤产生了矛盾。冯婕妤是左将军冯奉世的女儿。
公元前37年，东郡人京房跟着梁国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如果说有个人能够继承我的学问，却也因此丧命的，那这个人就是京房。京房擅长预测灾变，他把六十四卦分为六十个时段，每天对应一卦，通过观察风雨寒温的变化来占卜吉凶，而且多次应验了。而后京房就凭借着自己孝廉的身份被任命为郎官，他多次上奏疏谈论现在发生的灾异现象，结果大多都应验了，看到他这么有才，元帝对他的欣赏程度也是与日俱增，多次召见他询问相关的问题，京房回答说：古代的帝王通过考察官员的功绩来选拔贤才，所以天下大治，祥瑞之事也不断出现；到了末世，帝王就通过他人的诋毁或赞誉来选拔人才，这就导致功业荒废，灾异频繁发生，陛下应该考核百官的功绩，这样灾异就可以平息了。元帝听他这么一说，略做思考，然后就下诏让京房制定考核官员的方法，借此机会京房提出了 “考功课吏法”。元帝在收到京房的这个方法后，就让公卿朝臣与京房在温室殿讨论这个办法，大家都认为京房的方法太过繁琐，而且会让上下级互相监视，实在不可行；但是呢，元帝内心却是支持京房的。当时各州刺史在京师奏报事务，元帝就召见他们，让京房向他们解释考核官员功绩的方法，刺史们也认为不可行。最终在元帝的施压下，这个方法才得以实行。
当时，中书令石显独揽朝政大权，他的朋友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二人把持着朝廷政务。京房在一次宴会上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会导致国家危亡？他们任用了什么样的人？” 元帝回答说：因为君主昏庸，任用了奸邪的人。”京房又问：他们是明知这些人是奸邪之人任用，还是以为他们是贤才才任用的？元帝说：以为他们是贤才所以任用。京房接着问：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不是贤才呢？元帝说：因为当时国家处于混乱局面，君主面临危亡的境地，所以能看出他们不是贤才。京房说：既然这样，任用贤才国家就会安定，任用不贤之人国家就会混乱，那周幽王和周厉王为什么没有觉悟去另选贤才，反而还是任用那些不贤之人，最终导致亡国呢？元帝说：乱世的君主都认为自己的臣子是贤才；如果他们都能觉悟，那么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主！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嘲笑周幽王、周厉王，但他们却任用了竖刁、赵高，结果导致国家政治混乱，盗贼四起，为什么他们不以周幽王、周厉王为鉴而有所觉悟呢？元帝说：只有有道之人才能以史为鉴。这时京房摘下帽子叩头说：《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灾异现象，以此来警示后世的君主。陛下自即位以来，日月失去了光辉，星辰运行反常，还发生了山崩、泉水喷涌、地震、陨石坠落、夏天降霜、冬天打雷、春天草木凋零、秋天草木茂盛、霜不能冻死野草、水旱灾害频繁发生、螟虫成灾的现象，百姓遭受了饥荒和瘟疫，民间盗贼横行，监狱里人满为患，《春秋》所记载的灾异现象如今都出现了。陛下认为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回答说：这当然是混乱到极点的世道，还有什么可说的！京房问：如今陛下任用的是谁？元帝说：虽然现在的情况比周幽王、周厉王时要好一些，但问题不在这些人的身上呀。京房说：前世的君主也是这么想的，我担心后人看待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世一样！这下元帝沉默了很久，才问：你觉得如今导致朝政混乱的人是谁？京房回答：英明的君主应该自己知道。汉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为什么还要任用他们！京房说：陛下最信任的、与陛下在宫中谋划大事、决定天下士人官职升降的人，就是导致混乱的人。京房指的是石显，元帝心里也明白，但最终还是没有罢免石显。
这时司马光说道：君主如果德行不明，臣下即使想要尽忠，也没有进言的途径！看京房对汉元帝的劝谏，可以说是明白透彻、恳切真诚，但汉元帝始终没有觉悟，真是可悲！《诗经》说：不但当面教导，还要提耳告诫；不但亲手引导，还要指明方向。又说：“谆谆教诲，听者却漠不关心。” 说的就是汉元帝这样的人！
汉元帝让京房推荐弟子中精通考功、课吏之法的人，打算试用。京房推荐了中郎任良、姚平，希望让他们担任刺史，试行考功法；同时请求自己留在宫中，以便随时上奏事务，防止陛下被人蒙蔽。石显和五鹿充宗都很忌恨京房，一直想把他调离朝廷，于是就建议让他去担任郡守，结果元帝还真就任命京房去做魏郡太守，但是允许他用考功法治理郡县。
京房请求每年年底，可以乘坐驿站的车马回京奏报事务。元帝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京房也知道自己因为议论朝政遭到了很多大臣的非议，而且与石显等人有矛盾，所以不想远离皇上，于是就给元帝上密奏说：我离开朝廷后，恐怕会被权臣蒙蔽，导致身死而功业不成，因此希望年底能乘驿车回京奏事，承蒙陛下恩准。然而辛巳日，卦象中又出现了蒙气，太阳被遮蔽，这是朝中高级官员蒙蔽君主、君主心生疑虑的征兆。在己卯日到庚辰日之间，必定有人想要隔绝我的视听，不让我乘驿车回京奏事。
可是京房还没出发，元帝就下令让阳平侯王凤传达诏令，禁止京房乘坐驿站车马回京奏事。京房听到这个诏书，心里就更加恐惧了。
秋天，京房就到达了新丰，然后他就通过邮递上奏了密封的奏章，奏章里说：我之前在六月份预言《遁卦》的情况没有应验，按照占卜的说法：道人开始离去，寒水涌出为灾。到了七月，果然发生了涌水灾害。我的弟子姚平对我说：京房可以说是懂得道，但不能说是信守道。京房预言灾异，从未有不准的时候。如今涌水已经出现，道人应该会被驱逐而死，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回答说：陛下极为仁慈，对我尤其厚待，就算是因为进言而死，我仍然会进言。姚平又说：京房可以说是小忠，但不能说是大忠。从前秦朝时赵高掌权，有个叫正先的人，因为非议赵高就被杀了，赵高的权势从此确立，所以正先加速了秦朝的混乱。如今我得以出任郡守，自认为可以为朝廷立功，但恐怕功业未成就要死去，希望陛下不要让我因为堵塞涌水的异象而像正先那样死去，被姚平嘲笑。
京房到达陕地后，再次上奏了一封密封的奏章，奏章里说：我之前请求让任良试行考功法，以便能留在朝中。议论的人都知道这样对我是有利的，而我无法隐瞒，所以说让弟子试行不如让老师试行。如今我担任刺史需要奏报事务，他们又说让我担任刺史，恐怕太守不会与我同心，还不如担任太守。这就是他们想要隔绝我的原因。这次陛下没有违背他们的意见，而是选择听从，这正是蒙气无法消散、太阳失去光彩的原因。如今我离开朝廷越远，太阳的颜色就越暗淡，希望陛下不要阻止我回京，轻易违背天意啊。邪说虽然能让人心里暂时安稳，但天气必定会发生变化，所以人可以被欺骗，但上天不会被欺骗，希望陛下明察。
京房离京赴任魏郡太守仅一个月，就因为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而大祸临头。淮阳宪王的舅舅张博，本就是个声名狼藉、奸诈无行之徒，他多次以帮宪王谋求入朝为借口，向宪王索要大量金钱。张博曾拜京房为师，还将女儿嫁给了京房，他却利用这层关系，在京房每次朝见完皇上后，就套取朝中的机密谈话。他不仅详细的记下了京房所说的密语，还胁迫京房为宪王起草请求入朝的奏章，把这些当作向宪王邀功的凭证。
中书令石显得知此事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个铲除异己的绝佳机会。他立即向元帝告发京房与张博通谋，给他们扣上了诽谤朝政、归恶天子、误导诸侯王的罪名。在石显的恶意构陷下，京房和张博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狱。最终，京房这位精通易学、多次准确预言灾异的贤才，与心怀不轨的张博一同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就连与京房交好的御史大夫郑弘，也被株连，免去官职，沦为了庶人。
御史中丞陈咸因为多次公开诋毁石显，早就被石显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不久之后，陈咸就因为与槐里令朱云交往密切，不小心泄露了宫中的谈话内容。石显就派人暗中去调查，等到掌握证据后，立刻就把陈咸和朱云抓进了监狱。结果二人遭受了剃发为城旦的刑罚，在残酷的劳役中度过了屈辱的岁月。
此时的石显，权势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他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了紧密的党羽集团，朝中官员只要是依附他们的，就都能得到宠信和官位。他们结党营私、贪污腐败，一时间引得民怨沸腾。民间还流传着一首讽刺歌谣：“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歌谣中，百姓用辛辣的语言，嘲讽着这几个权臣官印成堆、绶带飘飘的嚣张模样，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的贪婪与滔天的权势。
石显也深知自己擅权专政，树敌众多，时刻担心元帝会任用他人监视自己。为了取信于元帝，他使出了一系列阴险狡诈的手段。有一次，石显派人到各官府去征发物资，出发前，他特意奏请元帝：恐怕宫门关闭后无法出入，请陛下下令让诏吏开门。在得到了元帝的许可后，石显就故意在深夜返回，声称是奉了皇上的诏令开门入宫。果然，不久后就有人上书告发石显专权，假传诏令开宫门。元帝看到奏章后，竟笑着把奏章拿给石显看，而石显也是装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声泪俱下地哭诉道：陛下如此厚爱小臣，对小臣委以重任，却招致群臣的嫉妒，他们千方百计想要陷害臣，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件了，只有陛下这样的明主，才能洞察真相。小臣身份低微，实在无法以一己之力满足众人的期望，更难以承担天下人的怨恨。臣愿意辞去枢机要职，哪怕去后宫做一个扫除小役，也死而无憾，只求陛下怜悯，保全小臣的性命。石显的一番表演，元帝竟然信以为真，不仅没有怪罪石显，反而还多次慰劳勉励他，还给予了他丰厚的赏赐。石显通过这种手段，累计获得的赏赐和贿赂高达一万万之多。
此前，石显因为逼死前将军萧望之的事，遭到了众人的议论。他担心天下学士的讥讽，为了洗白自己，他就通过谏大夫贡禹表达来表达自己的善意。贡禹以明经着称，石显就与他深交结纳，还将他推荐给朝廷。贡禹在石显的运作下，一路升迁到了九卿的职位，备受朝廷的礼遇。在石显的精心操作下，舆论逐渐发生了转变，一些人开始称赞石显，认为他并没有嫉妒和陷害萧望之。石显正是通过这些狡诈多变的手段，一次次为自己解脱罪名，稳固了自己在元帝心中的地位。
对于石显这类佞臣迷惑君主的行为，荀悦发出了深刻的评论，他说：佞臣迷惑君主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孔子说：远离佞人。这不仅说的是不要任用他们，更要彻底远离并断绝与他们的联系，从根源上隔断他们对自己的影响，这才是最高级的警戒。孔子说：政者，正也。治国之道的根本，就在于端正自身。那些正直诚实的人，是正直的典范。所以，国家在任用官员时，官员的德行必须经过严格的核实，这样才能授予相应的职位；能力必须真实可靠，才能安排合适的事务；功绩必须确切无误，才能给予恰当的赏赐；罪行必须证据确凿，才能施加相应的刑罚；行为必须真实可考，才能予以尊重；言论必须真实可信，才能给予信任；物品必须真实可用，才能投入使用；事务必须真实处理，才能有效解决问题。只有当众多正直之人汇聚于朝堂之上的时候，各项事务才能在下面顺利开展，先王治国之道，正是如此！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西汉王朝的朝堂上暗流涌动，表面的平静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而在这一年的八月癸亥日，光禄勋匡衡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闰月丁酉日，太皇太后上官氏去世了；冬季十一月，齐地和楚地又发生了地震，还伴随着大雨雪，就连树木都被折断了，房屋也纷纷倒塌，仿佛预示着王朝的动荡不安。
时间来到公元前36年，当朝堂被权谋的阴影笼罩时，在遥远的西域大地上，有一场改写历史的战争即将爆发。此时的匈奴郅支单于，自恃匈奴是大国，又凭借多次胜利的战绩，开始变得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起来。他不仅不尊重康居王，还在愤怒之下残忍地杀死了康居王的女儿以及数百名贵族和百姓，还将他们的尸体肢解后投入都赖水中，手段之残忍简直令人发指。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他又强迫康居的百姓修筑城池，每天驱使五百人劳作，历时两年才完工。此外，他还派使者向阖苏、大宛等国索要岁贡，这些国家迫于他的淫威，那是敢怒不敢言，只能乖乖地奉上财物。汉朝曾派遣三批使者到康居，要求归还谷吉等人的尸体，可是郅支单于不仅拒不奉诏，还对汉使肆意侮辱，甚至还通过都护向朝廷上书，傲慢地表示：我身处困境，愿意归顺强大的汉朝，又派儿子入朝侍奉。言语之间，充满了挑衅与不屑。
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面对郅支单于的嚣张行径，决心采取行动。陈汤为人沉着勇敢，足智多谋，一心渴望建立奇功。他与甘延寿商议道：夷狄天生畏惧强大的种族，这是他们的本性。西域原本就与匈奴关系密切，如今郅支单于威名远扬，又不断侵扰乌孙、大宛，还时常为康居出谋划策，企图降服这些国家。如果真让他得逞了，那么不出几年，西域各国都将陷入危险的境地。而且郅支单于剽悍好战，打仗又多次获胜，若是让他继续蓄积力量，必将成为西域的巨大祸患。虽然他们地处偏远，但是蛮夷却没有坚固的城池和强大的弩箭做防御。如果我们发动屯田的吏士，在联合乌孙的军队，直接进攻他们的城下，他们将无处可逃，城池也难以坚守，这样一来，千载难逢的功业便可在一朝一夕间成就了！甘延寿听后，也觉得十分有理，就打算上奏请示朝廷。但陈汤却深知朝中公卿的保守，他担忧地说：若是与公卿商议，事情必定无法得到批准，大计岂是凡人能理解。但是甘延寿一直犹豫不决，没能听从陈汤的建议。恰逢甘延寿久病在床，陈汤就果断抓住时机，假传诏令，征发西域各国的军队和车师戊己校尉的屯田吏士。甘延寿得知后大惊失色，想要阻止，但是陈汤愤怒地按剑呵斥道：如今大军已经集结，你难道想要阻挠众人成就大业吗？甘延寿无奈之下，只得听从安排。
随后二人迅速整顿军队，集结了汉兵和胡兵共计四万余人。接着，甘延寿和陈汤就上疏弹劾自己假传诏令的行为，并详细地陈述了军队的情况。当天，四万大军就分路出发，共分为六校：其中三校从南道出发越过葱岭，直取大宛；另外三校由甘延寿亲自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经由北道进入赤谷，在穿过乌孙国，进入康居边界，抵达阗池以西。在行军途中，康居副王抱阗率领数千骑兵侵扰赤谷城东，杀害了大昆弥一千余人，还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当他们与汉军相遇后，又多次侵扰汉军的后方。陈汤果断派胡兵出击，斩杀敌军四百六十人，夺回了被掠走的四百七十名百姓，将他们送还大昆弥，并把缴获的马、牛、羊充作军粮。此外，汉军还俘虏了抱阗的贵人伊奴毒。大军进入康居东界后，陈汤就严令军队不得侵扰百姓，以树立汉朝的威信。他又暗中召见康居的贵人屠墨，并向他宣扬汉朝的美德，与他饮酒结盟后，就把他送回去了。随后大军就继续前进，在距离单于城约六十里的地方扎营休息。之后，陈汤又俘虏了康居贵人贝色子的儿子开牟作为向导。贝色子是屠墨的舅舅，他们都对郅支单于心怀怨恨，因此陈汤能够详细的了解郅支单于的情况。第二天，大军继续前行，在距离单于城约三十里处再次扎营。
此时，单于派使者前来询问：汉军为何而来？汉军回应道：单于曾上书说处于困境，愿意归顺强大的汉朝，想着亲自入朝朝见。皇帝陛下怜悯单于放弃大国的地位，却屈尊于康居这么个弹丸之地，因此就派都护将军前来迎接单于的妻子和子女。我们担心惊动单于的左右，所以就没有直接到城下。使者多次往来沟通，甘延寿和陈汤就趁机责备单于：我们为单于远道而来，但至今没有见到有名望的王和大人来接受将军的任务，为何单于突然改变大计，失去了待客之礼？我们的军队远道而来，人畜疲惫，粮食也即将耗尽，恐怕难以自行返回，希望单于与大臣们仔细考虑对策。
第二天，汉军前进到郅支城附近的都赖水，在离城三里处就不在前进了，随即开始排兵布阵。只见单于在城头上竖起五彩旗帜，数百人身披盔甲站在城头，还有一百多骑兵在城下来回奔驰，一百多步兵在城门两侧排列成鱼鳞阵，进行军事演练。城上的匈奴士兵还向汉军挑衅：“来战吧！” 这些骑兵冲向汉军营地，营中的汉军士兵迅速张弓搭箭，严阵以待，匈奴骑兵见状只能撤退。汉军随即派遣士兵射箭攻击城门处的骑兵和步兵，迫使他们退回城中。随后甘延寿和陈汤就下令：大家听到鼓声后，就逼近城下，四面围城，各自守住自己的位置，然后就挖掘壕沟，堵塞城门，用盾牌作为前导，戟和弩作为后援，仰射城楼上的人。在汉军的猛烈攻击下，城楼上的匈奴士兵纷纷退下。土城外有木城，匈奴士兵就从木城中射箭，给汉军造成了伤亡。眼看这样下去会死伤更多，汉军就果断的点燃了柴草，大火迅速将木城焚毁。到了夜晚，数百匈奴骑兵试图突围，结果被汉军全部射杀。
刚开始，单于听说汉军来了后，本来想着逃跑，但他怀疑康居人会因为怨恨自己而成为汉军的内应，又得知乌孙等国的军队都已出动，眼下自己已无处可逃。他出城后又回去了，下定决心坚守城池，还对部下说：如今汉军远道而来，必定不能久攻。于是，单于就亲自穿上盔甲，登上城楼指挥作战，他的数十位阏氏和夫人也拿起弓箭，向汉军射击。就在双方交战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汉军中的神射手弯弓搭箭，一箭就射中了单于的鼻子，他的几位夫人也被射死，单于不得不下城躲避。到了夜半时分，木城被攻破，城中的匈奴人只得退入土城，登上城墙大声呼喊。就在此时，康居的一万多骑兵把汉军团团围住了，随后就与城中的匈奴人相互呼应。到了夜晚，他们就开始冲击汉军的营地，但都被汉军给击退了，眼看攻不进去，他们只好撤军。
到了天亮时分，汉军在四面放火，一时间熊熊烈火照亮了整个战场。汉军的士气大振，欢呼着大声呐喊，向着城池就发起了猛烈的冲锋，战场上钲鼓声震天动地。康居的军队看到汉军像吃了春药一样生猛，直接被吓得撤走了。随后汉军借着火势，沿着四面推进盾牌，终于是顺利的攻入了土城中。此时的单于率领着一百多男女逃入了内城，汉军又开始放火焚烧内城，汉兵们也是争相涌入。混战中，单于受伤倒地，军侯假丞杜勋眼疾手快，一刀就斩下了单于的首级。汉军还在城中找到了两枚汉使节杖以及谷吉等人携带的帛书，这些珍贵的物品见证了汉朝使节曾经受过的屈辱，如今终于得以洗刷。此战过后，汉军缴获的物品都被分给了有功的士兵。根据统计，汉军共斩杀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俘虏一百四十五人，招降一千多人，并将这些人分配给了参与作战的城郭诸国所派遣的十五位王。
这场跨越万里的远征，以汉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甘延寿和陈汤率领的汉军，用自己的铁血与勇气，在西域大漠上书写了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的壮丽篇章。他们的胜利，不仅洗刷了汉朝使节所遭受的耻辱，更震慑了西域各国，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威严，为西汉王朝的边疆稳定立下了不朽功勋。然而，朝堂上的权奸依旧当道，西汉王朝在荣耀与危机的交织中，继续走向未知的未来。
公元前35年的正月，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一队风尘仆仆的骑兵疾驰而过，马蹄声惊起了满地的霜尘。他们护送的锦匣中，盛放着匈奴郅支单于的首级。这颗曾让西域各国闻风丧胆的头颅，历经万里跋涉，终于被送到了未央宫前。甘延寿、陈汤的捷报也随之递入朝堂，两位将领在奏疏中以铿锵之词彰显大汉天威：臣深知天下大道在于一统，上古的唐尧、虞舜奠定了华夏根基，当今的强汉更应彰显天命。匈奴呼韩邪单于已在北方称臣，唯有郅支单于负隅顽抗，在大夏以西妄言强汉无力制伏他们。此贼又暴虐嗜杀，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臣等率领正义之师，行替天伐罪之举，仰仗陛下的洪福，得天时地利相助，一举攻破敌阵，斩杀了郅支及其党羽。臣恳请将他的首级悬挂于槀街的蛮夷馆舍，让四海都知道：冒犯强汉者，纵天涯海角，必诛不赦！
他们的这番激昂陈词却在朝堂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丞相匡衡等人以 春季宜行仁德，当入土为安 为由，反对悬首示众。最终汉元帝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将首级高悬十日以儆效尤，随后就举行隆重的仪式告祭郊庙，并大赦天下。长安城中一时钟鼓齐鸣，群臣举杯庆贺，这场跨越万里的胜利，让大汉的威严在西域得到了空前彰显。
然而宫廷深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正悄然掀起波澜。同年六月，中山哀王刘竟薨逝的噩耗传来。作为汉元帝的幼弟，刘竟与太子自幼同窗共读，情谊深厚。当太子前来吊唁时，竟然没有一点悲戚之色，这让沉浸在丧弟之痛中的汉元帝勃然大怒，说到：如此冷漠无情之人，如何承继宗庙、抚恤万民？关键时刻，驸马都尉史丹挺身而出，他摘下官帽伏地请罪，说：臣见陛下哀痛难抑，唯恐太子的悲伤触动圣心，故而提前告诫他要收敛情绪。若是论起罪责的话，臣愿以死谢罪！他的这番说辞既保全了太子的颜面，又安抚了元帝愤怒的情绪，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与此同时，关中大地也在诉说着异象。蓝田发生了强烈地震，山体崩塌阻断灞水；安陵河岸崩裂，致使泾水逆流。这些天灾仿佛预示着帝国命运的转折，而在更远处的边疆博弈，正在悄然拉开帷幕。
时间来到公元前34年秋天，久病不愈的汉元帝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恢复太上皇的寝庙园、原庙，以及昭灵后、武哀王等先帝陵园的祭祀。元帝认为，祖宗的怒气或许正是他久病难愈的根源。但他同时坚持废除郡国的宗庙，在尊崇先祖与精简礼制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年，朝廷把济阳王刘康改封为山阳王，而草原上，一个重磅消息引发了一场震动。呼韩邪单于得知郅支单于伏诛后，他既为宿敌的覆灭而欣喜，又对汉朝的军威心生敬畏，随即就上书请求入朝觐见。
次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率领庞大的使团缓缓前行。在未央宫的金銮殿上，单于主动提出愿意娶汉室女子为妻，以示归附的诚意。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赐婚给单于，成就了这段流传千古的 昭君出塞 佳话。单于大喜过望，随即就上书提议到：臣愿世代守护上谷至敦煌的边塞，恳请陛下撤回守军，让边境的百姓休养生息。
单于的这一提议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多数大臣认为这是罢兵息民的良机，唯有熟悉边塞事务的郎中侯应力排众议。他向元帝详细地剖析了十条不可撤防的理由：从匈奴 困则卑顺，强则骄横 的天性，到边塞 依山阻水、耗资百年 的防御体系；从防止降民叛逃，到遏制盗贼北窜，每一条都直指边疆安危的要害之处。侯应还特别提及阴山的战略意义：此地曾是匈奴的巢穴，孝武皇帝通过征战夺取后，匈奴每次经过都痛心疾首，现在若是撤除守军，无异于自毁长城！
汉元帝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采纳了侯应的建议。他派车骑将军许嘉向单于耐心解释：单于心系百姓，这份诚意朕心领了。但关梁障塞不仅可以抵御外侮，更是维护国内安定的屏障。呼韩邪单于听闻后，直接心悦诚服的说：臣愚昧无知，多谢陛下的教诲！ 这场关于边疆防御的争论，最终以大汉坚守战略定力而告终，这样既维系了汉匈之间的和平，又确保了边境的安全。
在西汉王朝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中，汉元帝统治的晚期，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如惊涛骇浪般冲击着这个帝国的根基。从匈奴内部的权力更迭，到朝堂之上的激烈党争；从军事将领的功过之争，到皇位继承的惊心动魄，这些事件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却又暗流涌动的历史画卷。
在匈奴草原的权力格局中，左伊秩訾曾是呼韩邪单于身边举足轻重的谋臣。他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向单于提出了归顺汉朝的建议，这一决策不仅结束了匈奴内部的纷争，更为汉匈之间带来了久违的和平。然而，树大招风啊，左伊秩訾的卓越功绩引来了他人的嫉妒与猜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在单于耳边进谗言，诬陷他居功自傲、心怀异志。生性多疑的呼韩邪单于逐渐对这位昔日的股肱之臣产生了怀疑。左伊秩訾深知 “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为了自保，他毅然率领自己的一千多部众南下归附汉朝。汉朝也是对这位主动前来投降的匈奴高官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封他为关内侯，赐予三百户食邑，还让他佩戴王侯的印绶，尽显大国风范。
多年后，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时，与左伊秩訾意外重逢。单于心中满是愧疚之色，他紧紧地握住左伊秩訾的手，真诚地向他道歉说，您当年的谋划高瞻远瞩，让匈奴至今能够安享太平，这份功劳我一刻也不敢忘记。当初是我糊涂，轻信谗言，让您寒心离去，这都是我的过错。我愿意向皇帝陛下恳请，接您重回匈奴，继续辅佐我！但是左伊秩訾却神色坦然地拒绝了，他说：单于能顺应天命归汉，使匈奴的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这是单于的英明神武，也是大汉天子的庇佑。我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又岂敢居功？如今我既已归汉，若是再返回匈奴，那就成了一个不忠不义之人。我愿意作为单于的使者留在汉朝，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尽一份力。尽管单于再三恳求，左伊秩訾始终不为所动，这段君臣之间的恩怨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与此同时，呼韩邪单于将王昭君封为 “宁胡阏氏”，寓意为“使匈奴安宁的王后”。王昭君远嫁匈奴后，为单于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伊屠智牙师，后来被封为右日逐王。她以自己的柔肩担起了两国和平的使命，促进了汉匈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书令石显凭借着狡黠的权谋之术，在元帝执政期间权倾朝野。而他面对在朝中颇具声望的冯奉世父子，石显先是假意示好，向元帝推荐昭仪之兄冯逡，还说他 “品行端正，堪当侍中之职”。然而，当冯逡趁机向元帝揭露石显专权的恶行时，石显立刻就露出了獠牙。他在元帝面前巧言令色，颠倒黑白，致使冯逡不仅未能扳倒石显，反而被罢官贬回了郎官之位。
后来，朝廷御史大夫一职空缺，大鸿胪冯野王凭借自己出众的才能和品行，在朝臣的推荐中脱颖而出，在尚书评选的二千石官员中更是名列榜首。然而，当元帝询问石显的意见时，石显却居心叵测地说到：冯野王的确是九卿之中的佼佼者，但他身为昭仪的兄长，若陛下任命他为三公，恐怕后世会指责陛下任人唯亲，偏私后宫的亲属。他的这番话成功地动摇了元帝的决心。最终，冯野王与御史大夫的职位失之交臂，而太子少傅张谭则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成为了御史大夫。
河南太守召信臣的升迁则展现了朝堂独树一帜的风气。他在南阳、河南等地任职期间，始终将百姓的福祉放在第一位。他亲自深入田间地头，鼓励农耕，组织民众开凿沟渠，兴修水利。在他的治理下，当地的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口数量大幅增长，百姓安居乐业。因为他爱民如子的仁政，官吏和百姓都尊称他为 “召父”。凭借着卓越的政绩，召信臣被提拔为少府，成为西汉官僚体系中一股难得的清流。
甘延寿和陈汤远征西域、斩杀郅支单于的壮举，本来应该是名垂青史的大功，却在朝堂之上引发了激烈的功过之争。石显和匡衡出于个人私利与政治考量，对二人横加指责。他们抓住甘、陈二人假传圣旨这一 “把柄”，极力地阻挠朝廷对他们的封赏，还说他们二人擅自兴兵，假传圣旨，若是对他们进行封爵赏赐，日后奉命出使的人一定会效仿他们冒险行事的风格，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祸患。
陈汤生性豪爽却不拘小节，在远征归来的途中，因为私藏缴获的财物而遭到司隶校尉的追查。面对如此不公的对待，他义愤填膺地给元帝上书说，臣等出生入死，万里征战，终于诛杀了郅支单于，如今得胜归来，本应受到朝廷的迎接犒劳，但却被当作罪人一样审讯，这岂不是在为郅支单于报仇雪恨吗？陈汤的这番言辞慷慨激昂，字字泣血，终于引起了元帝的重视，下令释放陈汤的部下，并安排沿途各县备酒食犒劳军队。
在这关键时刻，前宗正刘向挺身而出，为甘延寿和陈汤仗义执言。他在奏疏中引经据典，将二人的功绩与古代的名将相提并论，他说：郅支单于囚禁杀害我朝使者、吏士数百人，严重损害了我大汉威严。甘延寿、陈汤二人秉承圣意，带兵深入绝域，攻破康居，斩杀郅支，扬威昆仑，此功千古难觅！他们的功劳远超方叔、吉甫，论功过相抵，更胜齐桓公与贰师将军。如今他们不仅未获封赏，反而因为一些小过受审，这实在令人痛心啊！
在刘向的据理力争下，元帝最终下诏赦免了甘延寿和陈汤的罪过，并让公卿们讨论封赏的事情。尽管石显和匡衡仍然试图贬低郅支单于的身份，说他是 “逃亡失国的罪人”，但元帝还是参考安远侯郑吉的先例，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关内侯爵位，各赏食邑三百户、黄金百斤，并分别任命二人为长水校尉和射声校尉。这场功过之争，最终以功臣得到应有的表彰而告终，却也深刻地暴露了西汉朝堂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利益纠葛。
汉元帝晚年，太子刘骜的变化让元帝忧心忡忡。刘骜年少时本是勤奋好学、宽厚谨慎之人，而且熟读经书，颇有贤能之相。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沉迷于酒色之中，终日宴饮作乐，荒废了学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才多艺的山阳王刘康，他不仅精通音律，还能与元帝一同击鼙鼓、奏雅乐，他的母亲傅昭仪又深得元帝的宠爱，这使得元帝心中逐渐萌生了废立太子的念头。
在元帝病重期间，这一矛盾变得愈发尖锐。傅昭仪和刘康整日侍奉在元帝左右，而皇后和太子却难以见到元帝一面。元帝甚至多次向尚书询问汉景帝废立胶东王为太子的旧事，如今的种种迹象让太子一党人心惶惶。关键时刻，驸马都尉史丹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趁元帝独处时，径直闯入寝宫，跪在青蒲上痛哭流涕的说，皇太子身为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已经十多年了，他的名号早已深入人心，天下百姓无不归心。如今山阳王深受陛下的宠爱，导致外界流言四起，若真有废立之事，公卿大臣必定拼死抗争，拒不奉诏。臣愿以死明志，恳请陛下三思啊！ 史丹的肺腑之言，加上元帝对先帝遗愿的顾忌，最终打消了他废立太子的念头。
与此同时，右将军王商和中书令石显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太子，为稳定朝堂的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33年的五月，汉元帝在未央宫驾崩。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他即位后，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并任命大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由此拉开了王氏外戚专权的帷幕。
班彪对汉元帝的评价，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深刻的注脚：元帝多才多艺，熟读史书，精通音律，自创的曲调更是精妙绝伦。他年少时热衷儒学，即位后又重用儒生，对他们委以政事。然而，他行事拘泥于文义，处事优柔寡断，致使孝宣皇帝创下的基业逐渐走向衰落。不过，他性格宽宏大量、恭俭待人，号令温雅，倒也颇具古代贤君的风范。她的这番评价既肯定了汉元帝的个人才能与品德，也指出了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大缺陷。
汉元帝驾崩后，丞相匡衡就上奏，他建议对宗庙祭祀进行调整。他认为，先前因为元帝病重时恢复的部分祠庙并未给天下带来福佑，应该对他们重新审视。最终，成帝批准了匡衡的奏请，废除了部分的宗庙祭祀，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西汉晚期在礼制方面的变革，更折射出了帝国在政治、经济等多重压力下的无奈调整。
汉成帝即位后的一系列举措，如任命王凤等外戚掌握大权，以及丞相匡衡对皇上的劝诫，都预示着西汉王朝在经历了短暂的权力交接后，即将迎来更为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而这些事件，也如同齿轮一样，缓慢的推动着西汉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深渊，这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段引人深思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