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王宇！妈的！叫你呢你听不见吗？！” 尖锐刺耳的谩骂声像淬了毒的针，猛地扎进我的耳膜，也刺穿了我短暂的恍惚。教室里原本嗡嗡的嘈杂瞬间凝固，几十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聚焦过来，带着看好戏的漠然或隐秘的幸灾乐祸。空气里弥漫着粉笔灰和陈旧木头桌椅的味道，此刻却沉重得让人窒息。我——王宇——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中，艰难地把自己从课桌的阴影里拔出来。每一次被这样点名，心脏都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猛地一缩，随即是擂鼓般的狂跳，几乎要撞碎肋骨。
王宇，这是我的名字。但在这个名为“梦景”的小学里，这个名字更像是贴在屈辱柱上的标签。梦景？多么讽刺。对我而言，踏入这所位于长安区、被田野和村庄环绕的学校那天，就是一场无边噩梦的开端。我来自高新区那所窗明几净的重点小学，父亲生意的战线转移打着为我们全家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旗号，对我的学校也开始了转移，我像一件被甩掉的包袱，被仓促塞进这个格格不入的环境。或许是我的穿着——那件在旧校显得普通、在这里却过于“奢华”的羽绒服？或许是我那个宝贝得不得了的、造型别致如一辆微型公交车的文具盒？谁知道呢。恶意滋生的理由，有时候廉价得像路边的尘土。
我曾是老师眼中的“幽默”学生——成绩优异，思维活跃。可在这里，“幽默”成了原罪。教学方式？呵，那简直是天壤之别！第一次看见那位戴着厚厚眼镜的数学老师，用粗糙的戒尺狠狠抽打一个答错题的同学手心时，清脆的“啪”声伴随着压抑的抽泣，让我浑身血液都凉了半截。恐惧像冰冷的藤蔓，迅速缠绕住我的四肢和大脑。在这样的高压和随时可能降临的体罚下，我哪里还能安心学习？心绪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五年级才转来，太晚了。班上的同学，大多是附近几个村子从小一起滚泥巴、掏鸟窝长大的伙伴。他们的友谊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早已筑成了一道无形的、排外的墙。而我，这个带着“城里人”标签、格格不入的“外来户”，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集体排斥和戏弄的靶心。欺负我，需要理由吗？也许唯一的理由，就是我的存在本身，就碍了他们的眼。王其，那个名字像根毒刺扎在我心里的人，我们教导主任的儿子，天生的“孩子王”，就是他，点燃了这场针对我的、漫长的、无休止的“战争”。
一切的源头清晰得刺眼。开学第一天，当我把那个心爱的、印着卡通公交车图案的崭新文具盒放在桌上时，王其的眼睛立刻就亮了，那是一种带着贪婪和占有欲的光。他大喇喇地走过来，手里捏着一个边角磨损、掉漆的旧铁皮盒，带着一种施舍般的口吻：“喂，王宇，咱俩换换！” 他的嘴角咧开一个自以为很帅气的弧度，眼神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道，下巴微微抬起，仿佛在俯视一只蝼蚁。我下意识地把我的文具盒往怀里拢了拢，坚定地摇头：“不行，这是我妈妈奖励我的。” 那一刻，我看到王其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眼神阴沉下去，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他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但那阴鸷的眼神，像毒蛇的信子，舔舐过我全身，留下冰冷的战栗。我知道，麻烦来了。
果然，从那天起，噩梦开始了。嘲笑、推搡、藏书本、扔作业本……王其和他的“跟班”们花样百出。此刻，王其正站在我课桌前，双手插在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口袋里，身体微微前倾，形成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姿态。他歪着头，嘴角挂着毫不掩饰的讥诮，眼神轻蔑地扫过我因紧张而微微颤抖的手指。
“王宇我给你说话呢，你是不是耳朵聋了？还是听不见？” 他的声音刻意拔高，确保全班都能听见，“快去给我买零食去！你家不是有钱吗？” 他故意顿了顿，环视四周，享受着这种掌控全局的感觉，然后故意用一种夸张的、仿佛很讲道理的语调继续说：“你继续去告诉你的家长和老师啊！看看这么多同学作证，到底是谁欺负谁？你一张嘴总说不过我们所有人吧！” 他身后的几个男生立刻配合地发出嗤嗤的笑声，眼神里满是戏谑和附和。
我也曾试图反抗，但一个人的拳头，怎么可能敌得过一群人的恶意？我也曾鼓起勇气向班主任诉说。那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疲惫的女老师，听完我的叙述，眉头微蹙，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最终却只是叹了口气，用一种混合着无奈和一丝不耐烦的语气反问：“王宇，那他怎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呢？你自己也要想想原因。”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我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我也曾向外婆哭诉。最疼爱我的外婆，那个身形瘦小却无比坚韧的老人，立刻风尘仆仆地赶到学校。她枯瘦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试图给我力量。她据理力争，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然而，面对王其一句轻飘飘的“是他先炫耀，欺负我们穷！” 和周围几十个孩子异口同声、眼神躲闪却异常“坚定”的附和——“就是！王宇可坏了！”“他总笑话我们！”“他先推王其的！”——外婆的愤怒和辩解瞬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看到外婆布满皱纹的脸因震惊和愤怒而涨红，嘴唇哆嗦着，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悲哀和深深的无力。她求助般地看向老师，那位班主任却避开了她的目光，低头整理着桌上的作业本，含糊地说：“小孩子打打闹闹常有的事，王宇奶奶，你也别太较真了，这么多同学都这么说……” 那一刻，外婆眼里的光熄灭了。她紧紧握着我的手，那粗糙的、温暖的手掌，也在微微颤抖。我低下头，不敢再看外婆的眼睛，巨大的委屈和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绝感，几乎将我撕裂。我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周围那些附和的声音里，有些同学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忍，但最终，他们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站在“多数”和“权威”（教导主任的儿子）一边。
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孤立、嘲讽、构陷和成年人的漠视中，我度过了小学最后那昏暗如永夜的两年。教室窗外的阳光再明媚，也照不进我心里那片冰冷的角落。我学会了低头走路，学会了在喧闹中沉默，学会了把所有的愤怒、委屈、不甘，死死地压在心底最深处，像一块不断增重的顽石。也正是这块顽石，悄然塑造着我。
从那时起，一个冰冷的、坚硬如铁的认知，便深深烙印在我的骨髓里：真相的重量，不在于它本身是什么，而在于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它、支持它。当所有人都指鹿为马，那匹被指认的鹿，无论多么真实，也终将变成他们口中的“马”。不被认可的实话，在喧嚣的谎言面前，就是最苍白无力的假话。 这份过早降临的残酷“启蒙”，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也像一块冰冷的磨刀石，它磨钝了我对“公平”的幻想，却也磨砺出我日后生存的某种本能——对人性幽暗的洞悉，以及对力量（无论何种形式）的隐秘渴望。它是我噩梦的遗产，也是我后来所有故事冰冷而坚硬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