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天刚蒙蒙亮，我已经站在了省委办公厅大楼前。深秋的寒风带着湿气，让我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那件半旧的呢子外套。这是我作为周省长秘书正式跟班的第一天，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敲打着，既有跃跃欲试的兴奋，更多的是一种生怕行差踏错的紧张。
王秉文果然又是最早到的。他穿着一丝不苟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见到我站在门口，微微颔首：“来得挺早。走吧，先去办公室准备一下。”
他的办公室比我的小隔间稍大，但也同样简洁。他利落地打开电脑，从抽屉里拿出几个厚厚的文件夹，一边快速翻阅，一边对我说：“今天日程比较满。上午是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下午要调研开发区，晚上还有个接待。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跟紧我，多看，多记，少说话。尤其注意观察省长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风格和处理问题的方式。”
“明白，王处。”我连忙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钢笔，这是王伯年主任送我的临别礼物，嘱咐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七点五十分，我们准时出现在周省长办公室外。王秉文照例轻轻敲门，得到回应后推门而入。周省长已经坐在办公桌后，正对着摊开的地图凝神思考。
“省长，早上好。”我们齐声问候。
周省长抬起头，目光锐利，似乎一夜的休息并未洗去他眉宇间的凝重。他“嗯”了一声，算是回应，随即对王秉文说：“改革领导小组的会议材料我再看看，有几个数据需要核实。另外，开发区的调研点临时增加一个，去‘红星机械厂’，你协调一下。”
“红星机械厂？”王秉文似乎有些意外，但立刻反应过来，“好的，我马上联系开发区和厂里。那原定的电子产业园参观时间是否需要压缩？”
“压缩十五分钟。”周省长毫不犹豫，“我们要看的不是面子工程，是真实情况。红星厂的问题，拖不得了。”
“明白。”王秉文迅速记下，然后开始汇报当天日程。我站在一旁，努力捕捉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周省长对“红星机械厂”的关注，让我隐约感觉到，这绝非一次寻常的调研。
上午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在省委第一会议室举行。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满了相关厅局和地市的主要领导，气氛严肃。我作为秘书，没有资格坐在桌前，而是在靠墙的旁听席坐下，负责记录会议要点和周省长的指示。
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工业厅汇报全省国企亏损面仍在扩大，下岗职工安置压力巨大。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厅长痛心疾首地说：“……有些地方，为了甩包袱，搞‘一刀切’式破产，把职工简单推向社会，这是不负责任的！”
立刻有地市领导反驳：“不破产怎么办？机器是七十年代的，产品没人要，银行天天催债，财政也兜不住了！长痛不如短痛！”
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我飞快地记录着，手心冒汗。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高层决策的激烈博弈，感受到改革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和尖锐的矛盾。
周省长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直到争论稍歇，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瞬间压住了全场的嘈杂：“争论解决不了问题。我今天不想听你们诉苦，也不想听你们表功。我就问三个问题。”
他目光扫过全场：“第一，破产企业的资产如何盘活，有没有具体方案？第二，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怎么搞，渠道在哪里，保障能不能跟上？第三，那些还有救的企业，扭亏为盈的路径是什么，需要省里什么政策支持？”
三个问题，直指核心。刚才还争得不可开交的官员们，顿时有些哑火。会场陷入一片沉寂。
“回答不了？”周省长语气依旧平静，却带着无形的压力，“那就散会之后，带着答案再来找我。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真格的，是要触及利益的！没有啃硬骨头的决心和办法，坐在这里就是浪费时间！”
他几句话，就把会议从无谓的争论拉回到了解决问题的轨道上。我心中震撼，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艺术，不是和稀泥，而是精准地抓住要害，施加压力，引导方向。
下午前往开发区调研。车队驶出市区，窗外的景象从繁华逐渐变得有些杂乱。开发区的牌子很气派，但里面的厂区却新旧不一。按照安排，我们先参观了那个号称“高新技术”的电子产业园，听着开发区主任滔滔不绝地介绍引资成果和未来规划，园区道路宽敞，厂房崭新，确实像个样子。
但周省长的眉头却一直微蹙着，他偶尔会打断汇报，问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如：“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多少？”“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一线工人平均工资多少？流失率如何？”
开发区主任的应答开始有些支吾，额角见汗。我注意到，周省长的脸色越来越沉。
终于，车队转向，驶向那个临时增加的调研点——红星机械厂。
还未到厂门口，一股衰败的气息就扑面而来。锈迹斑斑的大门，墙上斑驳的标语依稀可辨“大干快上，为实现四化奋斗”。厂区内的道路坑洼不平，杂草丛生，几栋老旧的厂房沉默地矗立着，大部分窗户破损，如同失去神采的眼睛。
厂长老陈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带着几个同样衣着朴素的管理层，早已等在门口。见到周省长下车，他快步迎上，双手握住省长的手，嘴唇哆嗦着，眼圈瞬间就红了：“省长……您，您可算来了！”
这一幕，与之前在电子产业园受到的程式化欢迎形成了鲜明对比。
周省长用力握了握老陈的手，语气沉重：“老陈，辛苦你了。带我们进去看看。”
走进车间，景象更是令人心酸。巨大的机床静静地停在那里，蒙着厚厚的灰尘。地上散落着一些零件和工具。只有角落里，还有十几个老师傅带着几个年轻人在维修一台设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厂里……现在还有多少人？”周省长问。
“在职的，连我在内，还有一百二十三人。能正常发工资的，不到三十个。”老陈的声音带着哽咽，“大部分都放假回家了，等着……等着最后的通知。”
他指着那些老师傅：“这些都是厂里的宝贝，八级工、七级工，手艺没得说！可现在……没活儿干啊！年轻人留不住，都跑南方打工去了。我们想转型，搞点新产品，可……没钱，没技术，也没人信我们了……”
一位老师傅停下手中的活，用沾满油污的袖子擦了擦眼角：“省长，这厂子，五十年代就建了，为国家出过力啊！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耗在这儿了……真要是没了，心里……心里空落落的……”
周省长默默地听着，看着，他伸手摸了摸那台停转的主机床，指尖沾上了灰尘。他没有说什么安慰的空话，只是问得很细：设备状况、技术储备、市场前景、工人的想法……
回程的车上，气氛凝重。周省长一直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沉默不语。我和王秉文也不敢打扰。
突然，他开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们说：“电子产业园是面子，红星厂是里子。面子要光鲜，里子更不能烂掉。改革，如果改到最后，只剩下高楼大厦和光鲜的数字，却让这些为国家流过汗、出过力的老工人没了着落，让这些还有技术底蕴的老厂无声无息地消失，那算什么成功？”
他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着王秉文：“秉文，记住这个厂。回去后，召集工信、财政、人社等部门，专题研究像红星厂这样还有救的老国企怎么扶一把！要拿出具体办法来！”
“是，省长！”王秉文立刻应下。
我看着周省长坚定的侧脸，心中涌起一股热流。这一天跟班，我看到了会议的博弈，看到了开发区的虚实，更看到了这位领导在权力运作之外，那份对底层困境的真切关怀和不容推卸的责任感。
这第一天的跟班，比我预想的更加震撼。它让我直观地感受到，秘书工作不仅仅是处理文件、安排行程，更是身处时代变革的潮头，见证和参与一场关乎无数人命运的巨大变迁。而周省长，无疑是想在这变迁中，努力守住一些更本质的东西。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脑子里却异常清醒，不断回放着白天的所见所闻。我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这条靠近权力核心的道路，注定布满荆棘，也充满了值得为之奋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