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得到王伯年老师那“实事求是”四个字的点拨后，我练字更加勤勉，但内心对这位清瘦老者的好奇与日俱增。他像一本厚重的、尚未打开的书，安静地立在办公室的角落，吸引着我去翻阅。
机会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悄然来临。办公室里大部分人已经显露出周末前的松弛，老吴在计划着明天的垂钓，孙梅在悄悄整理手提包。王处长去省委开会未归，张主任也提前离开了。只有王伯年老师，依旧雷打不动地伏案工作，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我临摹“实事求是”已有小成，自觉笔力稍有长进，便鼓起勇气，拿着练习稿，再次走到王老师的桌前。
“王老师，打扰您一下。我按照您的指点练习了一段时间，您看……有没有一点进步？”我将练习稿双手递上，心里有些忐忑。
王伯年放下手中的红蓝铅笔，接过稿纸，扶了扶老花镜，仔细看了起来。他的目光沉静而专注，仿佛在审视一件艺术品。片刻后，他抬起头，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但眼神似乎柔和了些。
“嗯，结构稳了些，笔画也见了点力道。算是入门了。”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字练得再好，也终究是皮相。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关键不在字，而在于**如何看问题**。”
如何看问题？这话一下子抓住了我。这正是我入职以来最大的困惑之一——面对纷繁复杂的文件和现实，我常常感到无从下手，抓不住核心。
“请王老师指点。”我连忙虚心求教。
王伯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桌上一堆文件中抽出一份下面地市报上来的简报，推到我面前。“你看看这份简报，说说你的第一印象。”
我接过简报，快速浏览。这是一份关于某县推广新型农业技术的总结报告，通篇都是“成效显着”、“农民欢迎”、“前景广阔”之类的套话，数据罗列了不少，但看起来干巴巴的。
“感觉……有点空，都是些套话，看不出真实情况。”我老实说出自己的想法。
王伯年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看出空，算你有点感觉。但光是感觉不够。我问你，它为什么空？”
我愣住了。
“它只报了喜，未报忧。”王伯年一针见血，“任何一项新政策、新技术推广，怎么可能只有成绩，没有困难？没有阻力？没有不适应？它只讲了结果，未讲过程，农民是怎么接受的？基层干部是怎么推动的？遇到了哪些具体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它只罗列了数字，未分析数字背后的逻辑，增产了多少？增收了多少？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可持续吗？对其他地区有没有借鉴意义？”
他一连几个问题，像一把把手术刀，瞬间将那份看似光鲜的简报剖析得支离破碎，露出了内里的苍白。
我听得目瞪口呆，背后微微冒汗。原来，看一份材料，不能只看它说了什么，更要看它没说什么；不能只看结论，更要看支撑结论的过程和逻辑。
“那我们……应该怎么看？”我追问道。
王伯年拿起他那支红蓝铅笔，在空白的稿纸背面随手画了一个简单的金字塔图形。
“看问题，要像剥洋葱，也要像建金字塔。”他缓缓说道，“首先，要占有充分的、真实的信息。不能光看下面报上来的，还要自己下去看，去听，去问，甚至去体验。这是塔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其次，要善于比较和鉴别。横向比较，和其他地区、其他行业比；纵向比较，和过去的历史数据、发展轨迹比。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看出特点和问题。”
“再次，要深入分析，探寻根源**。一个现象背后，往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塔身。”
“最后，才是提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建议要建立在扎实的分析基础上，要符合实际情况，要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影响和后果。这是塔尖。”
他放下笔，看着我：“这四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需要知识储备，需要实践经验，更需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勇气和坚持。这就是‘实事求是’。”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九个字，感觉重若千钧。在等级森严的机关里，要做到“不唯上”，需要何等的风骨和智慧？
“你还年轻，刚开始，不必急于求成。”王伯年的语气缓和下来，“先从最基本做起。以后看材料，不要只看结论，试着用我刚才说的方法去挑毛病，去找它没说的东西。看报纸，看文件，都要带着问题去看。慢慢养成习惯。”
“谢谢王老师！您这番话，真是让我茅塞顿开！”我由衷地感谢，感觉眼前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看到了一个更深刻、更真实的世界。
“去吧。路还长。”王伯年挥了挥手，重新拿起了他的红蓝铅笔，再次沉浸到他的工作中去。
我回到座位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王伯年老师没有教我任何具体的公文格式或官场技巧，他教给我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这比任何具体的技能都更为根本，也更为珍贵。
我看着玻璃板下那方砚台和“实事求是”四个字，它们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灵魂。我知道，从今天起，我观察这个世界的目光，将不再一样。王伯年老师，这位沉默寡言的引路人，已经开始为我点亮前行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