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郑开叶和孙明远所预料，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之间频繁的沟通、在常委会上的呼应，以及围绕关键议题的联手运作，不可能完全瞒过在d省经营多年、如今已坐上头把交椅的吴政宏。吴政宏初任书记，需要稳定过渡，展现包容姿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容忍权力核心旁落或权威受到挑战。他敏锐地察觉到，孙明远和郑开叶这对组合，正试图在d省的政治棋盘上走出自己的节奏，这逐渐触动了他作为一把手的敏感神经。
起初，吴政宏的回应是含蓄而制度化的。他更加频繁地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小型碰头会，将一些重要议题的酝酿阶段控制在更小的核心圈层内，有时甚至只与省长李国涛和秘书长仝玉生先行沟通，再拿到常委会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孙明远和郑开叶提前介入和施加影响的空间。在常委会上，他对郑开叶汇报工作时提到的一些尖锐问题，开始表现出某种“理性的审慎”，往往批示“请国涛同志牵头，再组织深入研究”、“要注重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避免单兵突进”，看似是从全局考虑，实则是对郑开叶推动改革步伐的一种无形刹车。对于孙明远在干部问题上的某些建议，吴政宏也更多地强调“组织程序的严谨性”和“需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放缓了人事调整的节奏。
这些细微的变化，郑开叶和孙明远都感受到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一把手”权威的体现，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通过掌控议事日程、设定讨论框架、运用总结拍板权等方式，来引导和约束决策方向。
“明远书记，看来吴书记已经开始留意我们了。”一次工作晚餐后，郑开叶和孙明远在孙明远的办公室小坐，郑开叶语气凝重地说。
孙明远点点头，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神色平静：“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前段日子动作不小，他若毫无反应，反倒奇怪了，他现在用的都是阳谋，是在规则范围内提醒我们，谁才是班长。”
“改革刚有起色，绝对不能半途而废。”郑开叶关切地问。
“不能硬顶。”孙明远果断地说，“现阶段，我们要更加注意策略。首先，对吴书记要保持绝对的尊重，维护他作为班长的权威。凡是重大事项，必须提前、主动、充分地向他汇报，争取他的理解和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其次，我们要调整工作方法，更多地依托政府党组和省委相关工作部门来推进具体事务，减少我们两人直接‘赤膊上阵’的痕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争取更多常委的理解，甚至包括仝玉生、杨富岭他们。只要我们的提案本身站得住脚，有利于d省发展，在常委会上能形成多数共识，吴书记作为一把手，也要尊重集体决策。”
郑开叶深以为然：“我明白，看来，团结大多数的工作，还要做得更细、更实。”
就在两人商议对策之际，吴政宏的“提醒”开始变得更加直接和有力。
省发改委牵头拟定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削减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向市县和开发区放权的方案，这是郑开叶主导的“强基固本”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方案经过多轮征求意见和修改，相对成熟，按照程序，先上报省政府审议。
在省政府党组会议上，省长李国涛对方案表现出较大的疑虑，他反复强调放权后省级部门如何实施有效监管、如何避免“一放就乱”的风险，要求发改委就监管措施进行“补充论证”。明眼人都看得出，李国涛的态度背后，很难说没有吴政宏的考量，毕竟，大幅放权意味着省级部门权力的削弱，必然会触动一些利益集团，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对于求稳的吴政宏和李国涛来说，自然要慎之又慎。
方案在省政府层面被搁置，未能按计划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郑开叶试图与李国涛沟通，但李国涛态度客气而坚决，表示需要“更稳妥的方案”。
这无疑是对郑开叶推动改革的一次明确阻击，郑开叶感到一阵压力，他将情况告知了孙明远。
孙明远沉吟片刻，说：“这件事，不能急，李国涛省长刚来，谨慎可以理解，硬推反而会激化矛盾，我看，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既然全面放权方案暂时受阻，我们能不能选择一两个领域，比如市场监管、城乡建设这些矛盾突出、基层呼声高的领域，先搞试点？试点范围小，风险可控，容易说服各方。只要试点成功了，有了效果，再推广就有了说服力。”
郑开叶眼前一亮：“这是个好办法！化整为零，逐个击破，我马上让发改委调整方案，先拿市场监管领域的‘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说事，这个上级有明确要求，兄弟省市也有成熟经验，阻力会小很多。”
孙明远补充道：“嗯，同时，我找机会和吴书记沟通一下，就从落实上级改革部署、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谈谈试点的重要性，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孙明远找了个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吴政宏提到了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的想法，吴政宏听得很仔细，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问了几句关于试点范围、风险防控的问题，最后，他淡淡地说：“明远同志，改革要积极，但更要稳妥，d省的情况复杂，步子大了，容易出问题。你们提出的试点，原则我不是反对，但一定要方案周密，确保可防可控，这件事，还是请国涛同志牵头，政府那边先好好论证吧。”
这番话，看似没有否定，实则又将皮球踢回了政府层面，并且再次强调了要由李国涛主导，孙明远知道，在吴政宏没有明确支持的情况下，要想推动试点，难度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