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澜彻夜未眠，指尖在冰冷的键盘上悬停，瞳孔中倒映着屏幕上那份名为《东仓心理防御手册》的电子文档。
文件内容让她遍体生寒，其核心策略远比单纯的篡改历史更加阴毒——它在构建一个庞大的“反向记忆植入”系统。
手册中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基层干部，以“关怀”为名，定期向那些被“格式化”人员的家属传递精心设计的话术。
“你父亲已经接受了组织的死亡安排，这是他的光荣。”“他托梦给我，说在那边很好，不想再被我们打扰。”……一句句看似荒诞不经的谎言，在年复一年的高压灌输下，足以让最坚定的亲人也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自己记忆的真实性，最终主动将亲人的存在从生命中抹去。
更让她心脏骤停的，是手册附录中一份名为“沉默家庭”的全国重点名单。
三十七个县市赫然在列，而排在首位的，正是临江县。
旁边一行血红的批注，字字扎心：“示范点，可推广。”
苏霓站在她身后，目光如炬，盯着那份名单，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我明白了。他们不是怕我们找到物证，物证可以销毁。他们真正怕的，是这些活了半辈子的家属，有一天突然开始相信自己的记忆。”
一瞬间，整个计划的脉络在苏霓脑中重组。
她果断下令，原定的“心里账唤醒计划”立刻调整执行路径。
“小芸，”她拨通赵小芸的电话，声音沉稳而有力，“马上联络我们直播中那一百位子女，组织一场‘返乡寻证行动’。告诉他们，这次不是去讨说法，而是以‘整理家族史’为名，回家乡走访那些看着他们长大的叔伯阿姨。每人必须携带便携式录音设备，全程记录。”
“文澜，”苏霓转向早已严阵以待的许文澜，“给他们一份‘记忆触发词库’。越细节越好，要能像钥匙一样，打开那些被尘封的记忆闸门。”
许文澜立刻会意，手指在键盘上疾飞，一行行看似寻常的词汇被敲击出来：“广播站停电的那个晚上”、“知青点塌了半边的灶台”、“镇上粮票多发了三斤的那一年”……这些都是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的集体记忆碎片，足以绕开人们的警惕，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带回那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林晚，”苏霓的目光投向屏幕另一端的林晚，“同步行动。利用你的权限，调取民政系统中这三十七个县市近四十年的‘异常户籍注销’数据，尤其是那些没有死亡证明、仅凭一张批条就销户的案例。我要用他们自己的数据，来验证我们找到的证言。”
与此同时，远在京城的陆承安早已预判到了对方必然会采取的无理阻挠。
他没有等待，而是选择了主动出击，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法律防线。
以“春风”基金会的名义，他正式向司法部递交了一份紧急申请，请求为本次行动设立“口-述历史公证绿色通道”。
申请报告中，他援引法条，力主“七十岁以上高龄证人的关键陈述，应被视为具有灭失风险的紧急证据，适用优先保全程序”。
申请在一位开明派领导的力挺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批准。
陆承安立刻派出了五支由资深律师和公证员组成的流动小组，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跟随赵小芸的团队，深入一线，对所有愿意开口的证人进行现场取证。
每一段录音、每一份陈述，都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当场封存，并即时上传至一个无法被篡改的区块链存证平台。
行动第一天，战果斐然。
十二份具备完整法律效力的陈述记录被成功采集。
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镜头，清晰地回忆道：“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年给我家销户那张批条上，盖的不是红印泥，是个蓝布条子蘸了墨盖上去的，歪歪扭扭。来的人说，这是‘上面特批’，比红章子还管用。”
蓝布条印章！这个细节如同一道惊雷，让陆承安精神一振。
然而，当赵小芸带领第一支小队踏入临江县的红旗村时，预想中最顽固的抵抗还是出现了。
村子里静得可怕，家家户户大门紧闭。
偶有几个村民在门缝里探头，一看到他们这群外乡人，立刻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缩了回去。
一个黑瘦的汉子从墙角闪出来，压低声音警告他们：“别来翻老账了！安心过你们的日子。再折腾，怕是连现在这点安稳日子都保不住！”
赵小芸没有强行敲门，也没有与他争辩。
她只是平静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对同行的年轻人点了点头。
年轻人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小型扩音器，放在村口那片空旷的打谷场中央。
片刻的寂静后，一段熟悉的音频被播放出来——那正是几天前直播中，那位老母亲用尽一生力气念出的第一个名字。
“张建国，生于一九五二年，原籍临江县红旗村，于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赴东仓劳教……”
苍老而嘶哑的声音在寂静的村庄上空回荡，一遍又一遍。
村民们依旧躲在屋里，但空气中的气氛已经悄然改变。
那是一种混杂着恐惧、好奇和痛苦的骚动。
不到十分钟，一扇紧闭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一位拄着拐杖、满脸皱纹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他冲着扩音器声嘶力竭地喊道：“别放了！别放了！那是我哥！张建国是我亲哥！他没死！那年他是被一辆吉普车拉去劳教了，他们说他思想有问题！”
这一声呐喊，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激起千层浪。
寂静被彻底打破。
一扇又一扇门被推开，村民们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召，纷纷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相补充着细节。
“对！我想起来了，建国走那天，他娘哭得差点断了气！”
“不止建国，我们村还有李卫东，王秀兰，都是差不多的时间没的！”
“他们说去劳教，可一年后就来人说人没了，骨灰都没给！”
现场的语音流通过微型设备，实时传输到数千公里外的指挥中心。
许文澜戴着耳机，双手在键盘上化作残影，迅速将这些涌入的姓名、时间与她构建的“沉默证人数据库”进行交叉比对。
结果让她心头一紧：仅仅是这个红旗村，就有至少八个被注销的户籍，其失踪时间，与当年“改革稳定协调小组”在临江县进行试点的范围和时间段，完美重合！
她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这些信息打包，加密，发送给了正在省城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林晚，并附上了一句简短的指令：“想办法，把摘要交给那位倾向改革的老领导的秘书。”
省城的五星级酒店，茶歇时间，衣香鬓影。
林晚端着一杯咖啡，不动声色地走向那位以严谨和记忆力超群着称的年轻秘书。
在一次看似无意的侧身交错中，她将一本厚厚的《地方志编纂规范》递了过去，书页中夹着一枚薄如纸片的U盘。
“王秘书，”林晚的声音压得极低，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这本规范里有些内容，或许能为老领导的地方史研究提供一点新思路。毕竟，有些事，不是没人记，是没人敢问。”
王秘书的眼神微微一动，手指在书页的夹层处不易察觉地停顿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收下书，点头致意。
夜，深了。
窗外暴雨如注，狂风拍打着玻璃，发出沉闷的声响。
苏霓独自坐在指挥中心，逐一审听着从全国各地传回的录音片段。
大部分都是破碎的记忆和激动的情绪，但在一段来自偏远山区的模糊对话中，一个词抓住了她的神经。
那是一位老妇人沙哑的、带着浓重方言的哭诉：“……他们来收骨灰盒那天，我闹着要打开看看，结果……结果那盒子是空的！里面啥也没有！可他们还是按死了人办的手续……”
空的骨灰盒。
这五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苏霓的思绪。
她猛然想起了纪念馆展柜中，那件被精心保存的蓝布衫，内衬上用墨水写下的编号——d3907。
那是周素琴的遗物。
她迅速调出早年间费尽心力搜集到的知青名册电子档案，再次进行核验。
周素琴的原始档案清晰地显示，她的死亡证明是由地方派出所于1984年2月开具的。
然而，在另一份被标记为“待核实”的劳教系统内部文件中，一份关于周素琴的劳教释放通知书，上面的日期，赫然是1984年5月！
死亡证明的开具日期，竟然比劳教释放的通知日期，早了整整三个月。
一个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逻辑链条，在苏霓的脑海中轰然成型。
她缓缓合上电脑，屏幕的光亮从指缝间消失。
房间里陷入一片黑暗，只有窗外的电光不时撕裂夜幕。
她走到展柜前，静静地凝视着那件蓝布衫。
“他们用假死，来制造真正的死亡。”苏霓轻声说道，声音几乎被窗外的雷鸣吞没，“可现在，一张张活着的嘴，正在把被他们拨乱的时间，一秒一秒，倒着走回来。”
雨势愈发急促，又一道惨白的闪电划过天际，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
光影之下，那件蓝布衫静静地悬挂着，衣襟在气流的扰动下微微起伏，仿佛在沉睡了四十年后，终于恢复了微弱的呼吸。
一个更深、更黑暗的谜团，正随着这呼吸，悄然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