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滩的霓虹与阴影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黄浦江入海口。
英国货轮“皇后号”在晨雾中缓缓驶入吴淞口。陈峰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的景象。左边是浦东，农田村舍，炊烟袅袅；右边是浦西，高楼林立，但不少建筑上有明显的弹孔和烧灼痕迹——那是三个月前淞沪会战留下的创伤。
江面上很繁忙，各国的轮船穿梭往来：英国的米字旗、美国的星条旗、法国的三色旗、日本的太阳旗……上海虽然经历了战火，但租界还在，依旧是远东最繁华的港口。
“上海到了。”林晚秋站在陈峰身边，裹紧了身上的大衣。海风吹来，带着江水的腥味和煤烟的气息。
陈峰点点头，但眉头紧锁。上海比北平更复杂，各国势力交织，日本特务、国民党军统、青帮、地下党，还有各国的情报人员，都在这里活动。而他和林晚秋，带着那份致命的文件，就像抱着炸药走进雷区。
“皇后号”在十六铺码头靠岸。码头上一片混乱：苦力们扛着大包小包，小贩叫卖着香烟零食，乞丐伸手讨钱，还有穿着制服的巡捕维持秩序——但不是中国巡捕，是印度巡捕，头上包着红头巾，这是上海租界的特色。
“两位，下船了。”船上的大副过来提醒。
陈峰提起箱子，里面是那叠用油布包裹的文件。箱子很普通，但在陈峰手里，重如千钧。这箱子里的东西，足以让日本军部疯狂，足以让世界震惊。
下了船，走进码头。人潮涌动，各种语言混杂：英语、法语、日语、上海话、苏北话……陈峰护着林晚秋，在人群中穿梭。
按照计划，接应的人应该在码头等他们。但陈峰没有看见约定的暗号——一个卖栀子花的老太太。他在码头转了两圈，还是没有找到。
“不对劲。”他低声对林晚秋说，“接应的人没来。”
“会不会是耽搁了？”
“不会。地下党的交通员向来准时。”陈峰警惕地观察四周，“我们先离开码头，找个地方落脚。”
他们在码头外叫了辆黄包车。车夫是个精瘦的年轻人，问：“先生，太太，去哪儿？”
“先随便转转。”陈峰说，“找个干净点的客栈。”
车夫拉着车跑起来。上海街头的景象让陈峰和林晚秋都感到震撼。外滩的高楼大厦气派非凡，和平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但转过一条街，就是破旧的弄堂，晾衣竿像丛林一样横在头顶，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街上到处是难民。淞沪会战后，成千上万的百姓涌入租界，露宿街头，乞讨为生。而就在不远处，穿着旗袍的太太小姐们挽着洋人的胳膊，出入高档商店和咖啡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林晚秋轻声念道，眼圈红了。
陈峰握住她的手。这就是一九三八年的上海，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狱。
黄包车在一家叫“平安旅社”的客栈前停下。客栈在法租界，门面不大，但看起来还算整洁。陈峰付了车钱，带着林晚秋走进去。
掌柜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上海人，戴着小圆眼镜，正在看报纸。看见客人，放下报纸：“两位住宿？”
“对，要一间干净的房间。”陈峰说。
“有有有。”掌柜的拿出登记簿，“请登记一下。从哪儿来？”
“天津。”陈峰写下化名“沈怀远”。
“天津现在可不太平。”掌柜的一边找钥匙一边说，“鬼子占了北平天津，听说天天抓人。两位来上海是探亲还是做生意？”
“探亲。”陈峰说，“我太太的舅舅在上海。”
“哦，好，好。”掌柜的没再多问，递过钥匙，“三楼308，靠街，但安静。热水每天下午供应，晚饭可以送到房间，另收费。”
房间比北平的客栈好多了，有木地板、钢丝床、梳妆台，还有独立的卫生间。窗户对着街道，能看见外面的梧桐树和来往的行人。
放下行李，陈峰仔细检查了房间。没有窃听设备，窗户锁是好的，门可以从里面反锁。他拉上窗帘，只留一条缝观察外面。
“现在怎么办？”林晚秋问，“接应的人没来，我们怎么联系组织？”
“先等等。”陈峰说，“也许出什么意外了。如果明天还没人来，我们就主动联系。”
“怎么联系？”
“上海有我们公开的办事处。”陈峰说，“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在福煦路。虽然日本人盯着，但毕竟是公开机构，他们不敢明着动手。”
“那太危险了！”
“没办法。”陈峰看着窗外，“文件必须尽快送出去。我们在上海不能久留，佐藤一定追来了。”
提到佐藤，两人都沉默了。这个像影子一样的对手，从沈阳追到北平，从北平追到青岛，现在又追到了上海。
傍晚，掌柜的送晚饭上来：两碗阳春面，一碟小笼包，还有一碟酱菜。这在战时的上海，已经是难得的伙食了。
正吃着，楼下传来吵闹声。陈峰走到窗边，从窗帘缝往下看。几个穿黑褂子的人闯进客栈，正在跟掌柜的说话。看打扮像是青帮的人，但举止又有点奇怪。
“查房！警察局的！”领头的大嗓门喊道。
陈峰心里一紧。警察局？法租界的警察是法国人管理的，怎么会有中国警察来查房？除非是……日本特务伪装的。
“晚秋，收拾东西，准备走。”陈峰低声说。
林晚秋赶紧把文件装进箱子。陈峰打开窗户，看了看下面。三楼不高，但直接跳下去会受伤。他看见隔壁房间的窗台离得不远，也许可以爬过去。
敲门声响了：“开门！查房！”
陈峰对林晚秋使了个眼色，然后打开门。门外站着三个人，都穿着黑褂子，但脚上穿的是皮鞋——这不是普通警察的装束。
“什么事？”陈峰问。
“警察局查房，看看证件。”领头的是个秃头，眼睛很小，像老鼠。
陈峰递上证件。秃头看了看，又打量他和林晚秋：“从天津来的？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下午。”
“来上海干什么？”
“探亲。”
“探哪个亲？住哪儿？”
陈峰说了个假地址。秃头显然不信，对同伴使了个眼色：“搜！”
两个人冲进房间，开始翻箱倒柜。林晚秋的箱子被打开，里面是些衣物和药品。但就在他们要翻到底层时，陈峰突然动了。
他一脚踹在秃头肚子上，秃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另外两人掏枪，但陈峰更快，一拳打在一人喉结上，另一只手夺过另一人的枪，反手砸在他头上。
三人在几秒钟内全部倒地。陈峰捡起他们的枪，检查了一下，是日本产的南部式手枪——果然是日本特务。
“走！”他拉着林晚秋冲出房间。
楼梯口传来脚步声，更多的人上来了。陈峰转身往走廊另一头跑，那里有扇窗户。他推开窗户，下面是个小巷。
“跳！”陈峰先把箱子扔下去，然后抱住林晚秋，纵身跳下。
三楼不高，但落地时陈峰的左腿旧伤一阵剧痛。他咬牙忍住，捡起箱子，拉着林晚秋往巷子深处跑。
身后传来枪声和喊声：“站住！抓住他们！”
小巷很窄，两边是高墙。陈峰和林晚秋拼命跑，七拐八拐，终于甩掉了追兵。他们在一个垃圾堆后面停下来，大口喘气。
“他们……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林晚秋脸色苍白。
“客栈掌柜。”陈峰说，“一定是他报的信。上海现在汉奸多，为了几个赏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现在去哪儿？”
陈峰想了想：“去法租界中心区，那儿人多，容易藏身。而且有法国巡捕，日本特务不敢太嚣张。”
两人整理了一下衣服，装作普通行人，走出小巷。外面是霞飞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霓虹灯已经亮起来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的招牌闪闪发光，电车叮叮当当驶过，穿着时髦的男女在街上漫步。
战争的阴影，似乎还没有完全笼罩这里。
陈峰找了家咖啡馆，和林晚秋坐在角落。他要了两杯咖啡，实际上是为了有个地方商量对策。
“必须尽快联系组织。”陈峰说，“但我们不能去办事处了，那里肯定被监视了。”
“那怎么办？”
陈峰想起一个人：“我在延安时听说过，上海有个叫‘刘先生’的地下党负责人，专门负责国际联络。如果能找到他，也许可以通过外国记者，把文件送出去。”
“怎么找？”
“有暗号。”陈峰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到一页，“‘我要买一本1936年的《生活》杂志’——这是接头暗号。对方应该回答：‘1936年的没有了，有1937年的’。”
“去哪儿接头？”
“四马路的一家旧书店，叫‘文汇书局’。明天上午十点，每天都有一次接头机会。”
林晚秋看着陈峰：“你早就准备好了？”
“在船上想的。”陈峰说，“上海情况复杂，必须多做准备。”
咖啡上来了，很苦，但提神。陈峰一边喝一边观察窗外。街上人来人往，看似平静，但他知道，暗处有多少眼睛在盯着。
晚上，他们在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这次陈峰特别小心，选了家由法国老太太经营的旅馆，相对安全些。
夜里，陈峰睡不着。他走到窗前，看着上海的夜景。霓虹灯闪烁，歌舞厅传来音乐声，这座不夜城在战火中依然醉生梦死。
但陈峰知道，用不了多久，战火就会烧到这里。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了孤岛，但日本人的势力已经渗透进来。暗杀、绑架、恐吓，每天都在发生。
“陈峰。”林晚秋也醒了，“你在想什么？”
“想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陈峰说，“想我们什么时候能过安稳日子。”
林晚秋走到他身边，靠在他肩上：“会有那一天的。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回沈阳，把我爹的绸缎庄重新开起来。你当掌柜，我管账，再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好。”陈峰搂住她，“就叫他们……平安和安宁。”
“为什么叫这个？”
“因为这是我们最想要的。”陈峰轻声说。
窗外，一辆警车呼啸而过，警笛声刺破夜空。上海的故事，从来都不只有风花雪月。
二、四马路的枪声
第二天上午九点，陈峰和林晚秋来到四马路。
四马路是上海的文化街，书店、报馆、文具店林立。虽然战乱，但这里依然热闹，知识分子、学生、记者穿梭其间，讨论时局，交换信息。
文汇书局在四马路中段，门面不大，橱窗里摆着些旧书。陈峰让林晚秋在对面的茶馆等着，自己一个人进去。
书店里很安静，只有一个老头在柜台后整理书籍。老头六十多岁，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
“先生，找什么书？”老头抬头问。
“我要买一本1936年的《生活》杂志。”陈峰说。
老头手一顿，透过镜片打量陈峰：“1936年的没有了，有1937年的。”
暗号对上了。
老头站起身：“请跟我来。”
他带着陈峰穿过书店，来到后院。后院很小，种着几盆花，摆着石桌石凳。屋里出来一个中年人，四十多岁，穿着长衫，戴着眼镜，像个教书先生。
“这位就是刘先生。”老头介绍完，转身回书店了。
刘先生请陈峰坐下，倒了杯茶：“同志从哪里来？”
“延安。”陈峰说，“我带来了重要文件，需要尽快送出去。”
刘先生表情严肃：“什么文件？”
陈峰简单说了731部队的事。刘先生听完，脸色变了：“这些畜生！我在东北待过，听说过一些传言，但没想到这么残忍！”
“文件就在这里。”陈峰打开箱子，“有照片、实验记录，还有田中的证词。刘先生，我们必须通过国际渠道曝光，让全世界知道日本人的罪行。”
刘先生翻看着文件，手在发抖：“这些……这些证据太重要了。但是同志，现在上海情况很复杂。日本特务、国民党军统、还有七十六号的人，都在盯着我们。要把文件送出去，很难。”
“再难也要做。”陈峰说，“刘先生，您在新闻界有关系吗？能不能联系外国记者？”
刘先生想了想：“有一个人可以试试。他叫约翰·贝尔，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住在法租界。这个人比较正直，对日本侵华持批评态度。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他被监视着。”刘先生说，“日本特务知道他的立场，在他公寓附近布了暗哨。你去见他，很危险。”
“管不了那么多了。”陈峰说，“刘先生，请安排我们见面。”
刘先生沉吟片刻：“好吧。今天下午三点，贝尔会在国际饭店的咖啡厅见一个朋友。你可以假装偶然遇到他，我把暗号告诉你。”
刘先生说了接头暗号和贝尔的特征：四十多岁，高个子，金发，左脸颊有颗痣。
“记住，咖啡厅里可能有特务。一定要小心。”刘先生嘱咐。
陈峰点点头：“谢谢刘先生。还有一件事，我和我太太现在没地方住，昨晚的旅馆暴露了。”
“我安排。”刘先生说，“法租界有个安全屋，是我的一个朋友家，他是法国商人，同情中国革命。你们可以去那里暂住。”
刘先生写了个地址，递给陈峰：“下午一点，会有人去接你们。暗号是：‘今天天气不错，适合散步’。”
回到茶馆，林晚秋正在焦急等待。看见陈峰回来，松了口气：“怎么样？”
“联系上了。”陈峰简单说了情况，“下午去见美国记者。现在我们先去安全屋。”
两人离开四马路，叫了辆黄包车，往刘先生给的地址去。地址在法租界的西区，是一片高级住宅区，都是花园洋房。
一点整，他们在一栋红砖洋房前下车。刚站定，一个穿西装的中国男人走出来，五十多岁，戴着礼帽。
“今天天气不错，适合散步。”男人说。
“是啊，适合散步。”陈峰回答。
暗号对上了。男人点点头：“请跟我来。”
他带他们走进洋房。屋里很宽敞，铺着地毯，摆着西洋家具。一个法国老人坐在沙发上，正在看报纸。
“这位是杜邦先生。”男人介绍，“杜邦先生，这就是刘先生说的两位朋友。”
杜邦放下报纸，站起身。他七十多岁，白发稀疏，但眼睛很亮。“欢迎，欢迎。”他用法语说，然后改用生硬的中文，“你们安全，在这里。”
“谢谢杜邦先生。”陈峰说。
杜邦摆摆手：“不用谢。我年轻时在中国做生意，中国人对我很好。现在日本人打中国，不对。我帮助你们，应该的。”
男人安排他们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很舒适，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阳台。
“你们先休息。”男人说，“下午两点半，我来接你们去国际饭店。记住，贝尔记者三点到，你们要在他朋友离开后，单独见他。”
男人走后，陈峰检查了房间。很安全，窗户对着后院，有围墙。他把文件藏在床垫下面，只带了几张关键的照片。
“陈峰，我跟你一起去。”林晚秋说。
“不行，太危险。”
“两个人一起，像夫妻，容容易引起怀疑。”林晚秋坚持，“而且我可以帮忙望风。”
陈峰看着她坚定的眼神，知道劝不住：“好吧，但你要答应我，一有危险，立刻走，不要管我。”
“我答应。”
下午两点半，男人准时来了。他开着一辆黑色轿车，载着陈峰和林晚秋去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是上海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在南京路上，二十四层高，是当时远东最高的建筑。咖啡厅在二楼，落地玻璃窗，能看见外面的街景。
陈峰和林晚秋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男人没进来，在车里等。
三点整，一个高个子金发外国人走进咖啡厅，左脸颊有颗痣——正是约翰·贝尔。他在预定的位置坐下，等朋友。
陈峰观察着咖啡厅里的人。有几个看似普通的客人，但举止有些可疑：一个人不停地看表，一个人报纸拿反了，还有一个人总往贝尔的方向瞟。
“有特务。”陈峰低声说，“至少三个。”
“那怎么办？”
“等。”陈峰说，“等贝尔的朋友来了再说。”
十分钟后，贝尔的朋友来了，是个中国学者模样的人。两人交谈起来，声音很低，听不清内容。
陈峰耐心等待。半小时后，贝尔的朋友起身告辞。贝尔一个人坐着，慢慢喝着咖啡。
机会来了。
陈峰对林晚秋使了个眼色，然后站起身，走到贝尔桌前：“请问是贝尔先生吗？”
贝尔抬起头，警惕地看着他：“你是……”
“刘先生让我来的。”陈峰用英语说，“关于一些您可能感兴趣的材料。”
贝尔眼神一动：“什么材料？”
“关于日本人在东北做的事情。”陈峰压低声音，“如果您有兴趣，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谈。”
贝尔犹豫了一下，但记者的本能让他点头：“好。去哪儿？”
“酒店外面，我的车里。”
两人起身往外走。林晚秋跟在后面，警惕地观察四周。她看见那几个可疑的人也站了起来，跟了上来。
“陈峰，有人跟踪。”她小声说。
陈峰也发现了。但他没停，继续往外走。只要上了车，就能甩掉他们。
但就在他们走出酒店大门时，意外发生了。
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冲过来，停在酒店门口。车上跳下几个人，都穿着黑西装，手里拿着枪。
“七十六号！”有人惊呼。
七十六号是汪精卫伪政府的特务机关，专门抓捕抗日分子，手段残忍。
那几个人直接冲向贝尔和陈峰。陈峰立刻拔枪，但对方人多，而且酒店门口人流量大，开枪会伤及无辜。
“分开跑！”陈峰对林晚秋喊。
他拉着贝尔往一个方向跑，林晚秋往另一个方向。七十六号的特务分头追。街上顿时大乱，行人尖叫躲避。
陈峰和贝尔钻进一条小巷。小巷很窄，堆满了杂物。陈峰一边跑一边回头开枪，逼退追兵。
但跑着跑着，前面没路了——是个死胡同。
“该死！”陈峰骂了一句。
追兵已经堵住了巷口，慢慢逼近。五个人，五把枪。
“把东西交出来，饶你们不死。”领头的特务说。
陈峰看了看四周，三米高的墙，爬不上去。他手里只有一把枪，六发子弹，对方五个人。
绝境。
但就在这时，墙头上突然出现一个人，扔下两条绳子：“快上来！”
是林晚秋！她不知怎么爬上了隔壁房子的屋顶。
陈峰来不及多想，把贝尔推到墙边：“快爬！”
贝尔抓住绳子，笨拙地往上爬。陈峰在下面掩护，开枪逼退特务。一个特务中弹倒地，但另外四个继续逼近。
贝尔终于爬上去了。林晚秋拉他上屋顶。陈峰最后一个爬，但爬到一半，子弹打中了绳子。
绳子断了，陈峰摔下来。但他反应极快，落地时一个翻滚，躲到一堆木箱后面。
“陈峰！”林晚秋在屋顶上尖叫。
“别管我，带贝尔先生走！”陈峰喊。
但林晚秋没走。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往下一扔。瓶子摔碎，冒出一团白烟——是烟雾弹，她在野战医院时用来自卫的。
烟雾弥漫，特务们咳嗽着，视线受阻。陈峰趁机爬上墙头，林晚秋在上面拉他。
三人终于都上了屋顶。屋顶连着屋顶，他们在上面奔跑，跳过一个个天井。下面的特务追不上，只能开枪，但打不中。
跑了好几条街，终于甩掉了追兵。他们在一个阁楼里停下来，气喘吁吁。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贝尔惊魂未定。
“中国人。”陈峰说，“贝尔先生，我们找您，是想给您看一些东西。”
他从怀里掏出那几张照片，递给贝尔。贝尔接过来，只看了一眼，就脸色大变：“上帝啊……这是……”
“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在哈尔滨用活人做细菌实验。”陈峰说，“这些照片是一个日本技术人员偷出来的，他因为良心不安，把证据交给了我们。”
贝尔一张张看着照片，手在发抖：“这……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陈峰又拿出田中的证词，“这是他的证词，详细记录了实验过程。贝尔先生，您是记者，请您把真相公之于众，让全世界知道日本人的罪行。”
贝尔沉默了很久，最终抬起头，眼神坚定：“我会的。这些照片和文件，我会想办法送到美国，登在《纽约时报》上。但是你们……你们怎么办？七十六号在抓你们。”
“我们有办法。”陈峰说，“贝尔先生，这些证据就拜托您了。请您一定要小心，日本人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您。”
贝尔点点头，小心地把照片和文件收好：“我会的。你们……保重。”
陈峰和林晚秋送贝尔到安全的地方，然后返回杜邦先生家。一路上，两人都很沉默。文件送出去了，但代价太大了，差点丢了性命。
回到杜邦家，刘先生已经在等他们了。
“听说出事了？”刘先生脸色凝重。
“嗯，七十六号的人。”陈峰说，“不过文件已经交给贝尔记者了。”
“那就好。”刘先生松了口气，“但是你们暴露了。七十六号、日本特务，现在都在找你们。上海不能待了，必须马上离开。”
“去哪儿？”
“香港。”刘先生说，“从香港可以转道去重庆，再到延安。我已经安排好了船，明天一早出发。”
“这么快？”
“越快越好。”刘先生说，“今晚你们就住这里，不要出去。明天早上五点，有车来接你们去码头。”
晚上，杜邦先生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牛排、面包、红酒。但陈峰和林晚秋都吃得不多。
饭后，杜邦先生拿出一个信封：“这个，给你们。”
陈峰打开，里面是一叠美金和几张船票。
“杜邦先生，这……”
“收下。”杜邦先生说，“你们是英雄，我应该帮助。到了香港，有困难，找这个人。”他递上一张名片，上面是一个香港商人的地址。
“谢谢您，杜邦先生。”陈峰感动地说。
杜邦摆摆手，用法语说了一句什么。刘先生翻译：“他说，愿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中国。”
夜深了，陈峰和林晚秋在房间里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就是几件衣服，还有那份已经送出去的文件副本——陈峰留了备份，以防万一。
“陈峰，你说贝尔记者能把消息发出去吗？”林晚秋问。
“能。”陈峰说，“《纽约时报》影响力很大，一旦登出来，全世界都会知道。”
“那会不会……引发国际干涉？让日本人停止暴行？”
陈峰沉默了。他知道历史，知道731部队的罪行要到战后才被揭露，而且美国为了得到实验数据，甚至包庇了石井四郎等人。但他不能告诉林晚秋这些。
“至少，会让更多人知道真相。”他最终说，“知道我们在为什么而战。”
林晚秋靠在他肩上：“陈峰，等到了延安，咱们就结婚，好吗？不等抗战胜利了，现在就结。”
“好。”陈峰搂住她，“到了延安就结。”
窗外，上海滩的霓虹灯依然闪烁。这座不夜城，见证了太多的离别和牺牲。
明天，他们将再次启程，前往下一个战场。
但陈峰不知道，佐藤英机已经来到了上海。此刻，他正站在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顶楼，用望远镜看着黄浦江上的船只。
“陈峰君，你逃不掉的。”他轻声自语，“上海，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江风吹来，带着寒意。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格外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