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心大带着东拼西凑的钱，找到了那位姓郑的老律师。郑律师年近六十，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听完林心大语无伦次、夹杂着泪水的叙述后，神色凝重地沉默了很久。
“林女士，”郑律师推了推眼镜，语气平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首先，我必须明确告诉你，你儿子林瓦涉及的这类案件，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范畴，是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这类案件，保密级别极高，审理过程不公开，律师的介入权限也受到严格限制。”
林心大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郑律师继续解释道：“作为辩护律师，我可能无法查阅全部案卷，尤其是指控的核心证据。我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维护当事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比如申请回避、核对笔录、在法庭上做有限的辩护和陈述。至于案情本身……最终还是要看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
他看了看林心大绝望的脸色，叹了口气：“而且，这类案件，如果证据确凿，量刑会非常重。你要有心理准备。”
“郑律师，”林心大声音颤抖，几乎要跪下，“我不求他能没事……我知道他犯了法，该受惩罚。我只求您……帮我确认一下，他人还活着吗？身体怎么样？关在哪里？我……我这个当妈的，就想知道个准信儿啊！”她的眼泪再次涌出，充满了卑微的祈求。
郑律师被这位母亲的悲痛打动，点了点头：“这个……理论上，在法院判决前，家属是可以申请会见的，但需要办案机关批准，难度很大。不过，委托律师之后，我可以依法向办案机关了解当事人的羁押地点和基本健康状况。这应该是目前我能为你做的、最实际的事情了。”
“好！好！这就够了！谢谢您！郑律师！”林心大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办理了委托手续，将皱皱巴巴的律师费交上。
接下来的日子，是焦灼的等待。林心大每天守着那个旧手机，生怕错过郑律师的任何消息。她依旧经营着美容院，照顾着天赐和公婆，但魂不守舍，常常做着事就出了神。
天赐看着母亲日渐消瘦和沉默，心里很难过。他懂事地努力学习，尽量不让妈妈操心，有时还会笨拙地安慰她：“妈，哥哥……哥哥他一定会没事的。”
林心大摸摸儿子的头，心里更是酸楚。一个儿子前途未卜，生死不明；另一个儿子正值关键时期，需要她全力守护。她感觉自己像一根被拉扯到极限的皮筋，随时可能断裂。
两周后，郑律师终于来了电话。林心大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林女士，”郑律师的声音依旧平静，但带着一丝疲惫，“我通过合法途径，向办案单位发出了律师函，询问林瓦的情况。刚刚得到回复。”
“怎么样？”林心大屏住呼吸。
“人还活着，目前羁押在省第一看守所。”郑律师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一些，“关于健康状况，官方回复是‘身体状况稳定，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监护’。但……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措辞通常意味着，当事人的身体或精神可能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尚未出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
这个消息，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在林心大心上。儿子还活着，这让她稍微松了口气。但“省一看守所”、“身体状况稳定”这些冰冷的字眼，以及郑律师委婉的暗示，都告诉她，瓦片正处在一种极度艰难和痛苦的境地。
“我……我能去看看他吗？”林心大哽咽着问。
“很难。”郑律师直言不讳，“案件在侦查阶段，又是这种性质，家属会见基本不可能批准。或许……等案件移送到法院，进入审理阶段后，有一线希望，但也要看法官是否准许。”
放下电话，林心大瘫坐在椅子上。虽然得到了一点消息，但前景依然黯淡，甚至更加具体地感受到了儿子所处的绝境。那种明知骨肉在受苦，却无法靠近、无法安慰、无能为力的感觉，比纯粹的未知更加折磨人。
法理难容，亲情难舍。 林心大站在法律的高墙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在国家的铁律面前，个人的爱恨情仇是多么渺小。她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等待，等待一个她无法预料、也未必能承受的最终判决。
这条寻子之路，比想象中更加漫长和绝望。 但无论如何，知道了瓦片的下落，对她来说，就是一种残酷的慰藉。她将这份沉重的消息深埋心底，继续着她日复一日的生活，只是眼神深处，又多了一层无法融化的寒冰。她等待着，等待着那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可能与儿子的下一次“见面”，或许，那将是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