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说“砸锅卖铁”不是空话，家里的光景，我再清楚不过。
几亩薄田的收成，刚够糊口，偶尔卖些粮食鸡蛋，换来的油盐钱都紧巴，哪里还能攒下余钱？
昏暗的煤油灯下，爹娘压低声音的商议断断续续传来，像是在反复掂量着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家当。
筹措学费的日子，家里彻底乱成了一锅粥。爹娘四处奔波找远近亲戚借钱，那低声下气的模样，看得我心里不是滋味。
忙活了半个月，才凑出三百来块，距离那笔昂贵的学费，仍是杯水车薪。
爹蹲在牛圈门口抽了一夜的烟，天亮时终于下定决心：“把老黄牛卖了。”
它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跟着爹快十年了，拉犁、耕地、碾场，啥重活都干过。平时爹把它当宝贝，冬天怕它冻着，给牛圈铺干草；夏天怕它热着，每天中午都牵去河边饮水。
卖牛那天，天刚蒙蒙亮，爹就把把老黄牛从棚里牵到院子里，用刷子蘸着井水，仔仔细细地给它刷洗了一遍。
老牛温顺地站着，脊背上还留着去拉犁磨出的茧子，它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停地用头蹭爹的胳膊。
爹没吃早饭，便牵着老黄牛，去了乡里的牲口市集。
我站在村口，看着一人一牛的身影慢慢消失在山路拐角，老黄牛脖子下的铃铛晃得比往常慢了许多——它晓得这是最后一次走这条熟悉的黄土路了。
乡里的牲口市集喧闹得很，牛贩子捏开老牛的嘴查看牙口，又用力按压它的脊背和四肢，评估着年纪和气力。
爹蹲在墙角的阴凉里，旱烟抽得滋滋作响。晌午的日头毒辣，汗珠子顺着他古铜色脸上深深的皱纹往下淌，在他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汗衫上，洇出个歪歪扭扭的“人”字。
“老哥，你这牛岁数不小了，干不了几年重活了，不值几个钱喽。”牛贩子甩着手中的皮鞭，摇着头。
“五百八！最多这个数！”牛贩子最后甩出这个数。
爹陪着笑脸，“老板，你再瞧瞧，这牛骨架大，身子骨硬朗着呢，犁地拉车一点不含糊，至少……至少也得六百块吧？”
一番讨价还价后，贩子终于松了口，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钞票递给爹。
爹颤抖着手，接过那一小沓皱巴巴、沾着油污汗渍的钞票，仔细数了两遍，才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衣兜里。
晌午过了，爹才回来，手里攥着一沓皱巴巴的钞票，还提着半斤肥肉。
卖牛那天的晚饭，家里的灶上破天荒飘出猪油香。
娘把牛铃铛洗净了挂在屋檐下，风一吹，铃铛发出清脆空灵的“叮当”声，混杂着远处晒场上打麦机持续不断的轰鸣声，把整个夏天的蝉鸣都盖了过去。
九月的贵南，暑热未消，太阳还带着股黏糊糊的狠劲。
我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怀里揣着学费和生活费，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装着娘亲手晒的番薯干、腌的咸菜、辣酱，还有两身浆洗得发白的旧衣裳，踏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
其实去省城本有更利落的法子，县汽车站就有发往省城的客车，四个钟头就能到。
可我攥着爹娘给的钱数了又数，还是咬咬牙选了绿皮火车，客车舒适快捷，但票价要三十五块，火车慢是慢，票价却只要九块五，这省下的钱，够我在学校食堂吃上大半个月了。
这铁路能通到青禾县，全靠地下的煤。早年间县里发现了储量可观的煤层，正好赶上国家三线建设，为了把煤运出去，铁路早早便铺进了这山窝窝。
这些年来，货运列车轰鸣往复，也顺便留下这么一两趟慢悠悠的绿皮客运车，供沿线的村庄百姓周转。
这火车旧得很，车皮上的墨绿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斑驳的铁色，跑起来摇摇晃晃，哐当作响，逢站就停，从青禾县到省城，硬是要晃上十个钟头。
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汗味、烟味、泡面味混杂在一起，闷得人头发昏。
我蜷缩在靠窗的硬座角落，紧紧抱着我的蛇皮袋，像抱着命根子，那里面装的，可都是爹娘的心血啊。
邻座是个黑瘦的矿工大叔，看我这般模样，笑着说：
“小伙子，去省城念书？”
我点点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样的，咱山里娃，到了城里也别怯场。”
“呜——”汽笛长鸣，火车开始缓缓启动，轮轴与铁轨撞击，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哐当”的声响。
我扒着车窗，看到站台上的爹娘和小莲。爹娘的身影显得愈发苍老，他们不停地朝我挥手，那挥动的手臂仿佛带着无尽的牵挂。
小莲则一边跳着脚挥手，一边抹着眼泪，哭喊着什么，虽然听不清，但我知道，一定是：“哥，照顾好自己！早点回来！”她的身影和哭喊声，迅速被火车加速的轰鸣声吞没、拉远，最终消失在视野尽头。
窗外，熟悉的低矮丘陵、层层梯田、散落村庄缓缓倒退，渐渐被陌生的山丘和越来越密集的楼房取代。
我望着窗外，心里一阵茫然，不知道即将面对的城市会是什么样，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那片新土地上扎下根来。
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着，每一声响动，都像在提醒我，离家乡越来越远，离未知的未来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跟着这节奏，跳得愈发急促。
那时的我尚且不知，这一步踏出去，才是真真正正、义无反顾地跳向了那道祖祖辈辈盼了几代人的“龙门”。
门的背后，是风雨，是彩虹，是一个与我过去十八年生命截然不同的崭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