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西安，梧桐絮像被揉碎的云絮，漫卷着离别的愁绪。张博涛站在图书馆前的台阶上，将学士服的流苏拨到右侧时，手机里正弹出应届生招聘会的推送——这场在省体育场举办的盛会，像一块投入湖心的巨石，在他即将落幕的四年大学生涯里激起最后一圈涟漪。
招聘会展厅里，空调风裹挟着油墨与汗水的气息。张博涛攥着反复修改过三遍的简历，在攒动的人影中突然定住脚步——北京明睿致通投资公司的展台前，“投资助理”四个黑体字正与他毕业证上的“经济学”专业遥相呼应。递交简历时，hR指尖敲着键盘抬眼：“对一级市场有了解吗？” 他喉头滚动了下，把昨晚突击背的术语一股脑倒出来，从 “尽职调查” 到 “投后管理”，末了又觉得不够，补充道：“我能学，学得很快。”
笔试那天恰逢暴雨，豆大的雨点砸在伞面上噼啪作响。他蹚着没过脚踝的积水冲进考场时，裤脚还在往下滴水，在光滑的地板上洇出一小片深色。面试环节的群面辩论里，他攥着笔杆的指节泛白，却在反驳对手时他突然想起教授在《计量经济学》课上说过的 “数据不会说谎”，于是猛地抬头，用三个行业报告里的案例推翻了对方的论证。
当录用短信穿透毕业晚会的喧嚣跳出来时，他正举着啤酒瓶和室友碰杯，泡沫溅在屏幕上，晕开一片模糊的喜悦。
散伙饭的最后，有人抱着电线杆哭到深夜，把四年的青春哭成一滩湿漉漉的影子。有人在 KtV里把《再见》唱得跑调，却在间奏时突然沉默。张博涛坐在出租车上看窗外掠过的城墙，垛口在夜色里像排沉默的惊叹号。忽然想起四年前父亲送他来时，也是这样在暮色里把行李箱塞到他手里：“到了给家里报平安。”那时的城墙下，石榴花正开得如火如荼。
七月的北京西站，蒸腾的热气裹着南腔北调扑面而来。张博涛拖着行李箱站在出站口，望着电子屏上滚动的列车信息发怔——这座城市大得像没有边际，而他的位置，暂时只存在于那张录取通知书上。拨通张强经理的电话时，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微微发颤，直到听筒里传来温和的指引：“坐373路到万寿路站，刘伟会接你。”
公交车在拥堵的环路里摇晃，车窗外的槐树叶绿得晃眼。还没等报站声响起，陌生号码已闯入屏幕：“我是刘伟，穿白衬衫在站牌这儿。”张博涛挤下车时，果然看见个清瘦的男生正踮脚张望，接过行李箱的瞬间，对方 t恤后背已洇出深色汗渍：“咱住的地方得爬三楼，老楼没电梯。”
楼道里飘着隔壁炒菜的油烟味，墨绿色铁皮门推开时发出“吱呀”的呻吟。80平米的三居室里，谭晓辉正踮脚往衣柜顶层塞行李箱，转身时露出半截印着东北财经校徽的 t恤：“哈尔滨来的，以后咱就是室友了！”他的口音带着冰城特有的爽朗，像把冰镇汽水的拉环“啵”地拉开。
晚上张强经理在小区门口的家常菜馆里请他们吃饭，张经理把片好的烤鸭推到他们面前：“刚出炉的，趁热卷。”油亮的皮裹着葱丝，蘸甜面酱时渗出琥珀色的油汁。燕京啤酒的泡沫在玻璃杯里炸开，张经理举杯时，杯沿碰撞出清脆的声响：“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有难处别憋着。”三个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仰头饮尽，啤酒花的苦味里，竟咂摸出几分闯荡的甘洌。
入职第一天的晨光，是被闹钟拽进窗棂的。领导宋海洋热情地拉着他认识部门同事；人力资源部刘璐则带他走遍各部门打招呼，还专门给新人做了企业文化与规章制度培训，他听得格外认真，把各项规定都记在了心里。
张博涛路过宋海洋的工位时，他正对着电脑屏幕敲打键盘，侧脸在晨光里显得棱角分明——后来才知道，这位京都大学高材生的办公桌上，常年摆着本翻得卷边的《证券分析》。最初的日子，他抱着公司制度汇编啃到深夜，西单图书大厦买的专业书在床头堆成小山，荧光笔划过的重点里，藏着对“尽职调查”四个字的全部敬畏。
两个月后的某个清晨，宋海洋把一份项目资料放在他桌上：“明天跟我去尽职调查。”张博涛的指尖在键盘上顿了半秒，迅速调出备忘录里存了许久的注意事项。地铁在地下穿梭时，他对着电脑屏幕反复核对企业财务数据，直到宋海洋的电话钻进耳机：“出地铁口等我，开了车来。”
宝来车的冷气吹散了地铁里的闷热，宋海洋转动方向盘时忽然开口：“第一次看项目？”张博涛点头的瞬间，车窗外掠过成片的厂房，阳光透过树叶在文件上投下跳跃的光斑。他忽然想起四年前在西安图书馆里，对着《投资学》扉页发呆的自己——那时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真的坐着车，奔赴一场关于资本与梦想的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