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的伦敦总是雾气蒙蒙，其实不是雾，是烟——来自无数工厂烟囱、煤矿高炉和烧煤取暖的千家万户，日夜不停地喷吐着浓烟，把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压抑的灰黑之中。街道上泥泞不堪，马粪与煤渣混在一起，被行人和马车反复踩踏，形成一种刺鼻而黏腻的气味，钻进每一个角落，也钻进每一个穷人的肺里。
这是一个繁荣与贫困并存的时代，是一个帝国扩张与人民挣扎并存的时代。
在距离伦敦不远的诺森伯兰郡，寒风如刀，刺骨的冷意渗入每一寸土地。在一处深藏地下的煤矿入口，几个瘦小的身影正佝偻着背，等待下井的指令。
他们不是大人，甚至不是少年——他们是孩子，最小的不过六七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
他们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赤着脚或踩着早已磨破的木鞋，脸上脏得看不出原本的模样，只有一双眼睛，大得惊人，透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疲惫与麻木。
“快走，别磨蹭！”监工挥舞着皮鞭，冲着他们低吼，“今天矿道塌了一截，你们钻进去，把碎石扒出来，多挖一筐，就多给一口饭吃！”
这些孩子，是矿工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兄弟，大多也在矿井里卖命，有的永远没能上来。
而家里没有壮年男人能下井挣钱的，就只能靠这些孩子。
“妈妈病了，弟弟还小……我得下去。”一个约莫九岁的男孩低声说，攥紧了手中的矿灯，那灯是用破旧的铁罐和玻璃片自制的，灯光微弱得像风中残烛。
他爬进狭窄的矿道，身后是几十个同样瘦小的身影。他们将在黑暗、潮湿、缺氧的地下，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用稚嫩的手，一镐一镐地刨出煤炭——这座帝国工业的血液，也是他们苦难生活的根源。
而在地面上的矿工村里，妇女们挤在破旧的木屋里，一边照顾生病的老人和孩子，一边为地下的亲人祈祷。她们的丈夫、儿子、兄弟，可能今天还能上来，也可能永远留在那片黑暗之中。
伦敦东区，一条窄巷里挤满了低矮的房屋，屋顶上的烟囱冒着黑烟，屋内的炉火微弱，几乎无法驱散寒意。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税单。
“济贫税、窗户税、盐税、煤税，战争税，现在还要再加地税……”他喃喃念着，眉头紧锁，“这他妈连窗户都要收钱？我们连窗户纸都补不上！”
他的妻子坐在屋内，正用一块发黑的布擦拭着桌上的几个破盘子。他们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瘦得皮包骨头，坐在角落里啃着一块发硬的黑面包，那面包里掺了大量的麸皮，甚至还有碎木屑。
“爸爸，我饿。”五岁的孩子抬头看着他，声音微弱。
男人咬紧牙关，把税单揉成一团，狠狠砸在地上。
“我明天去码头扛货，再找点零工。”他低声说，“你们再撑一撑，撑到开春，说不定……”
可他心里清楚，开春也不会好起来。
因为英国正在打仗。
为了对抗拿破仑，为了维持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为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为了那些贵族商人的利益，这个国家在疯狂地压榨它的人民。
税收层层加码，物价飞涨，面包贵得像黄金，煤炭贵得像白银，而工人的工资，却几乎十年没变。
他们用尽了国力，一边在海外扩张，一边在欧洲大陆与法军厮杀，而代价，却是国内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血汗与生命。
英国是世界上最先诞生中产阶级的国家。
那是工业革命的奇迹，是蒸汽机与纺织厂的产物，是铁路与股票市场的奇迹。无数普通人通过投资、创业、经商，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成为社会的新阶层——他们不是贵族，却也不再是赤贫的工人，他们是商人、工厂主、银行职员、小店主，是这个国家“繁荣”的象征。
可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夜之间，跌入了贫困的深渊。
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崩盘了。
这家曾被誉为“帝国支柱”的公司，垄断着印度的贸易，掌控着东南亚的航线，是英国资本市场的中流砥柱。无数中产阶级家庭，将毕生的积蓄投入其中，盼望着分红与升值。
然而，1813年前后，随着战争开支的加剧、殖民地管理的混乱、以及内部腐败的曝光，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开始暴跌。
一场股灾席卷了整个伦敦金融市场。
股价一泻千里，无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有人破产，有人自杀，有人变卖家产，有人沦落街头。
曾经体面的商人，如今在码头扛货；曾经穿着礼服出入咖啡馆的银行职员，如今在街边叫卖火柴；曾经的“绅士阶层”，如今连孩子的面包都买不起。
愤怒，在蔓延。
街头巷尾，人们低声议论着，眼神里充满了愤怒与绝望。
“贵族要打仗，因为他们靠战争赚钱，而我们流血，我们挨饿！”一个码头工人对着同伴怒吼。
“税越收越多，面包越来越贵，我们的命却越来越不值钱！”一个纺织女工咬牙切齿。
“那些贵族老爷们，拿我们的钱去印度买奢侈品，现在公司垮了，我们的钱呢？谁来还我们！”
“那么多殖民地，每天报纸上都写着胜利，可钱呢？那些殖民地的钱呢？我们越来越穷，是不是贵族要吸干所有人的血，才肯罢休！”
不满的情绪，像地下的岩浆一样，在黑暗中积蓄着热量，等待着爆发的那一刻。
而此刻的英国政府，依旧在往海外派兵，依旧在向欧洲战场输送物资，依旧持续不断的向人民征收越来越高的重税。
他们看不见，或者说，他们选择看不见——那些在矿井里爬行的孩子，那些在寒风中颤抖的家庭，那些因股灾而一夜赤贫的中产阶级，那些被压榨到极限的普通劳动者。
但在那烟尘弥漫的天空之下，在那灰暗冰冷的城市之中，人民的怒火，已经点燃。
这就像地底的岩浆，你看不见，但它早已在燃烧，在不断翻涌，在积蓄力量。
1814年，俄罗斯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莫斯科以东三百公里，一个名叫米哈伊洛夫卡的小村庄，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宛如一块沉寂的白布，铺展在苍茫的荒原上。寒风从乌拉尔山脉的方向呼啸而来，穿过光秃秃的白桦林，卷起地上的雪粒，拍打在那些低矮破旧的木屋上，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这是俄罗斯大军正在向法国腹地挺进的一年，但在米哈伊洛夫卡，战争还远得像天边的雷声，村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活过这个冬天。
村子的边缘，有一间极为普通的农家小屋，屋顶上的茅草已经发黑，有些地方还塌陷下去，露出几根腐朽的木梁。墙壁是用泥和木条混合夯成的，经过多年风雪侵蚀，早已斑驳不堪，缝隙里塞满了干草，以防寒风灌入。
屋子里，烟雾缭绕。
一口铁锅架在简陋的炉灶上，烧着从附近森林里捡来的枯枝。炉火微弱，勉强能煮熟一锅稀薄的菜粥，却不足以让整个屋子暖和起来。墙角堆着几捆干草，算是全家人的“床铺”，上面铺着破旧的羊皮袄和粗麻布。
这就是伊万一家五口的家。
伊万，四十出头，是个瘦削的农民，常年弯腰劳作，脊背早已佝偻。他的脸像是被风刀霜剑雕刻过一般，粗糙、黝黑，布满深深的皱纹。他的妻子玛特廖娜，比他小五岁，却已经像个老妇人，头发灰白，手指因常年洗涮与揉面而皲裂粗糙。
他们有三个孩子：十九岁的儿子叶戈尔去了法国前线，十岁的女儿娜斯佳，还有刚满三岁的小儿子费佳。
伊万家原本有几亩薄田，种着黑麦和马铃薯，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天气越来越糟，夏天干旱，秋天霜冻，收成一年不如一年。
而今年更糟。
入秋以来，一场早霜冻死了大部分庄稼，剩下的黑麦稀稀拉拉，磨出来的面粉少得可怜。马铃薯也因为土壤贫瘠，个头小，数量少，根本不够吃到冬天结束。
“今天只能煮一锅稀粥了。”玛特廖娜低声说道，用木勺搅动着锅里的黑麦糊，里面掺杂着少量的马铃薯皮和几根干菜叶。
伊万坐在炉火旁，手里拿着一块粗糙的面包——那是去年秋天剩下的最后一块黑面包，已经硬得像石头，他得用刀子一点点刮下碎屑，泡进粥里，才能下咽。
“村里的磨坊主又加了钱，磨一袋麦子要半个银卢布。”伊万低声抱怨，“可我们哪来的钱？”
“听说军队打进法国了。”玛特廖娜一边哄着怀里的费佳，一边低声说，“东边的村子有人说。叶戈尔有四个月没有寄钱回来了，我有些担心”
伊万皱了皱眉，“叶戈尔会没事的，我们要熬过下一个春天”。战争对他来说太遥远了，远不如明天的面包和炉火重要。他只知道，今年冬天，恐怕又要挨饿了。
娜斯佳穿着一件破旧的羊皮袄，那是他哥哥小时候穿的，已经短了一截，袖口磨得发亮。蹲在炉火旁，用一根木棍拨弄着火堆，眼睛却盯着锅里的粥，吞咽着口水。
菲娜抱着一个小布娃娃——那是母亲用破布和稻草缝的，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她已经很久没有吃饱过饭了，小脸瘦得尖尖的，眼睛却大得惊人。
“等开春就好了。”伊万看着孩子们，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开春了，咱们种多点地，说不定能多打点粮食。”
玛特廖娜没有接话。她知道，开春也不一定就好。种子贵，农具旧，田地贫瘠，就算拼命干活，天公不作美，也还是白搭。
夜晚，屋外的风雪更大了，窗户缝里灌进来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一家人挤在干草堆上，盖着几件破旧的毯子和羊皮袄，勉强御寒。
伊万躺在黑暗中，听着妻子轻微的呼吸声，还有孩子们睡梦中的呢喃，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他想起前些日子去村长家，想借点粮食过冬，却被村长冷冷拒绝：“我也缺粮，拿什么借你？大家都难！”
他也想起镇上的贵族庄园，那里的炉火整夜不熄，酒窖里堆满了伏特加，粮仓里的小麦堆得像山一样高，可他们却从不会分给农民一粒。
“我们种地，我们交税，我们养活他们，我们把孩子送去前线，可到头来……”伊万在心里苦笑，“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了。”
但他没有说出口，他只是翻了个身，把破旧的羊皮袄往孩子们那边拉了拉，低声祈祷：
“上帝啊，让这个冬天快些过去吧……让春天早点来，让土地再养我们一次。”
而在屋外，风雪依旧肆虐，整个俄罗斯大地，无数像伊万这样的穷苦家庭，正蜷缩在寒冷与饥饿之中，等待着未知的明天。
他们不知道巴黎有多么奢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打巴黎，他们只知道，这个冬天，真的很难熬。
而他们，只能咬牙活着——为了炉火，为了面包，为了孩子。
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大陆正处于一场巨大变革的旋涡之中。
表面上，这是一个充满力量与野心的时代——各个“帝国”如旭日初升，竞相向外扩张，将旗帜插向遥远的土地，将财富掠回本土。大英帝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其“日不落”的全球霸权；法兰西帝国在拿破仑即将崛起的前夜，依旧试图以革命之名统合欧洲；神圣罗马帝国虽已名存实亡，却依旧在德意志诸邦之间维持着脆弱的秩序；沙皇俄国则像一头冬眠后苏醒的巨熊，向东向西不断开疆拓土；而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曾靠航海称霸的老牌帝国，虽已显露疲态，却依旧死死攥住美洲与亚洲的殖民地不放。
欧洲的战舰航行于四大洋，商队与军队踏足非洲、亚洲与美洲，将一片片陌生的土地变为殖民地，将一个个古老的王国变为附庸。这是欧洲的“扩张时代”，是帝国主义萌芽的温床，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初动力。
然而，在这荣光与野心的背后，却是整个欧洲社会内部深重的畸形与痛苦。
欧洲的各个帝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外掠夺财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肆搜刮资源，垄断贸易，将一箱箱茶叶、丝绸、鸦片运回伦敦，换回巨额财富；法国的殖民者在加勒比海种植甘蔗，在非洲抓捕奴隶，在北美与印度支那扩展势力；西班牙依旧从美洲的银矿中攫取财富，尽管那些银矿已不如百年前那般富饶；而沙皇俄国，则不断向东压迫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向西蚕食波兰与波罗的海诸国，将土地与农奴纳入自己的版图。
这些财富去了哪里？
它们流向了帝国的贵族、大地主、工厂主和军官阶层。
在伦敦的梅费尔区，贵族们住在宽敞的宅邸里，穿着来自印度的丝绸与中国的瓷器，品尝着加勒比海的糖与美洲的烟草，他们的宴会通宵达旦，他们的仆人成群结队，他们的投资遍布全球。
在巴黎的贵族区，旧制度的余晖尚未散尽，那些世袭的爵爷们依旧过着奢靡的生活，他们坐在剧院包厢里欣赏歌剧，谈论着哲学与革命，却对街头上饥饿的平民视若无睹。
而在新兴的工业城市里，如曼彻斯特、伯明翰、里昂，工厂主们靠着剥削工人迅速积累财富。他们建起了漂亮的别墅，送子女去最好的学校，投资海外殖民事业，却对工厂里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的童工不闻不问。
军官们则穿着笔挺的军装，佩戴着闪亮的勋章，他们或许刚从殖民地凯旋，或许正准备开赴新的战场，他们的荣耀来自于征服，而他们的俸禄，则来自于被征服者的血汗。
可与此同时，欧洲的普通民众，却过着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贫困生活。
在乡村，农民们依旧被束缚在封建制度之下。他们为地主耕种土地，缴纳沉重的地租，却往往连一块属于自己的面包都吃不上。一场歉收，就可能让他们全家挨饿；一次赋税的增加，就可能让他们卖儿鬻女。
在城市里，工人们住在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中，几家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没有下水道，没有干净的饮水，疾病与死亡如影随形。他们在工厂里长时间劳作，却只能得到勉强糊口的工资；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要进纺织厂、煤矿或者制革厂工作，小小的身躯在机器间穿梭，手指被绞断，肺部被煤尘侵蚀。
“我们养活了帝国，可帝国给了我们什么？”一位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曾这样喃喃自语，他的手上满是伤口，脸上满是疲惫，眼里却燃烧着愤怒的火光。
而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他们不仅要向地主交租，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向国家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吃上一顿饱饭，甚至穿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
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像一个畸形的巨人——它的上半身穿着华丽的礼服，佩戴着闪亮的勋章，举着征服的旗帜，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而它的下半身，却深陷在泥泞与贫困之中，被铁链锁住，被苦难压弯了腰。
这是一个财富高度集中、权力极度垄断的时代。少数人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资源与机会，而大多数人，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在压迫下沉默，在疾病与饥饿中死去。
这是一个扩张与剥削并行、荣耀与苦难同在的时代。欧洲的帝国们在全世界掠夺财富与土地，却对本国的民众漠不关心；它们在海外建立殖民统治，却对自己的社会矛盾视而不见。
这是一个即将爆发的时代。
因为民众的苦难不会永远沉默，压迫的枷锁终将被挣脱，而那些被掠夺的财富与土地，也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反抗者手中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