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州的缂丝手袋项目在陈继明师傅的梭子下逐渐显山露水时，远在云南，“天工集”的第二个核心产品——乌铜走银腕表项目，却陷入了近乎绝望的技术泥潭。
团队寻访到的是云南建水的一位老师傅，名叫王铁山，年逾古稀，是乌铜走银这项神秘技艺为数不多的、掌握核心秘方的传人。他的工作室藏在一个小巷深处，院子里堆满了各种铜料和工具，空气中弥漫着金属和松香混合的独特气味。王师傅人如其名，性格倔强如铁，沉默寡言，但对这门祖传的手艺，有着近乎偏执的坚守。
乌铜走银，顾名思义，以铜为胎，在胎体上錾刻出精美纹样，然后在刻痕中填入纯银，经过无数次锻打、熔烧、冷却，利用铜与银不同的收缩率和氧化特性，最终使银丝与乌黑的铜胎完美融合，呈现出黑白分明、古朴典雅的独特效果。其技艺核心在于对火候、力道和那秘而不宣的“走银药”的精准控制。
当徐薇和沈砚心带着将乌铜走银应用于腕表表盘的设计构想找到王师傅时，他并没有像陈继明那样直接表达抵触，只是用那双布满深壑般皱纹、却异常稳定的手，拿起一块他日常把玩的乌铜走银镇纸，掂了掂，又看了看徐薇腕上那块纤细的瑞士名表，摇了摇头。
“难。”他只吐出一个字。
起初，团队以为王师傅只是习惯性的谨慎。但当第一批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表盘样品出来时，所有人都傻眼了。
问题接踵而至，每一个都如同横亘在面前的巨山：
第一，尺寸与精度。 传统乌铜走银多见于文房器皿、摆件，面积较大，纹样相对舒展。而腕表表盘，直径不过三四厘米，要在如此方寸之间錾刻出足够精细、且符合现代审美（很可能是极简的山水廓影或抽象的云纹）的图案，对王师傅的眼力和手下微操是极致考验。首批样品上的纹路，在放大镜下显得粗糙模糊，远达不到高级腕表应有的精密感。
第二，平整度与强度。 乌铜走银工艺涉及反复锻打和热胀冷缩，成品往往带有微妙的、手工特有的起伏感，这在镇纸、茶壶上是美感，但在需要与玻璃表蒙完美贴合、且承受日常轻微撞击的表盘上，却是灾难。首批样品要么微微拱起，要么厚薄不均，根本无法安装。同时，薄脆的铜银复合层在切割成标准圆盘时，边缘极易崩裂。
第三，也是最大的难题——机芯兼容性。 腕表的核心是机芯，表盘需要预留出中心轴孔、日历窗等特定位置，并与机芯严丝合缝地固定。但乌铜走银是整体成型工艺，一旦制作过程中在这些位置进行预留或后期打孔，极易引发金属内应力变化，导致整个表盘在后续“走银”工序中变形、开裂，或者银线与铜胎结合不牢，形成瑕疵。王铁山师傅尝试了几次，不是孔位周边银线断裂，就是表盘在最后一道烧制后扭曲成了废品。
工作室里，废弃的铜片和半成品堆了一角。王铁山师傅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他常常对着一块烧制失败的、带着丑陋裂纹的表盘坯子，一言不发地坐上半天。烟斗里的火星明灭不定，映着他紧锁的眉头。挫败感和对技艺可能无法胜任的怀疑，像沉重的乌云笼罩着他。
沈砚心试图沟通，希望能稍微调整设计，迁就工艺的限制，比如放大表盘，或者接受不那么完美的平整度。但徐薇坚决反对。
“不行。”徐薇的语气斩钉截铁，她拿起一块失败的样品，指着上面的瑕疵，“‘天工集’的立身之本是极致的工艺。如果我们的乌铜走银腕表，连最基本的平整、精密和牢固都做不到，如果它需要使用者小心翼翼、担心磕碰，那它就不是奢侈品，而是易碎品。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没有退路。”
她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缂丝手袋那边进展顺利，如果乌铜走银腕表夭折，不仅“天工集”的首秀阵容将大打折扣，更会沉重打击团队的士气，甚至可能让人质疑“非遗技艺高端化”这条路本身的可行性。
周锐从北京打来电话，语气担忧：“徐总，王师傅那边进展如何？时间不等人，如果实在不行，我们是否考虑备用方案？比如只在表圈或表冠上使用乌铜走银元素？”
“没有备用方案。”徐薇直接回绝，她的骄傲和对项目的高标准不允许她后退，“必须拿下表盘。这是‘天工集’技术实力的证明。”
她挂断电话，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恰如云南雨季的闷湿），深吸一口气。光靠王师傅的传统经验和她们的设计要求硬碰硬，显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必须引入新的思路，新的技术支援。
她转向沈砚心，眼神决然：“砚心，我们需要外援。联系我们在瑞士接触过的那位独立制表师，还有材料实验室的专家。是时候，让最尖端的现代制表技术，和最深奥的传统金属工艺，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了。”
沈砚心看着徐薇眼中不容置疑的光芒，又看了看角落里沉默不语的王铁山师傅，心中明白，一场更为艰难、也更为关键的“攻坚战”，即将打响。这不仅关乎一块表，更关乎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能否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到那个不可思议的融合点。
第113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