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己酉年）
春天，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赵王石虎登基做了皇帝，再次大赦，改年号为太宁，他的儿子们都被晋封为王。之前东宫的高力军等一万多人被流放到凉州去戍边，走到雍城的时候，他们不在这次大赦的范围内，而且石虎还命令雍州刺史张茂把他们继续送去凉州。张茂把他们的马都夺走了，让他们推着鹿车步行，自己带着粮食去戍边的地方。高力督定阳人梁犊看到大家心里都有怨气，就想着造反一起回东边老家。大家听到这个想法，都兴奋得又蹦又跳、大喊大叫。梁犊于是自称是晋朝的征东大将军，带着众人攻下了下辨。安西将军刘宁从安定出兵攻打他们，结果被梁犊打败。高力军的人都力气很大又擅长射箭，一个人能抵得上十几个人。他们虽然没有兵器和铠甲，就抢老百姓的斧头，安上一丈长的木柄，打起仗来像有神助一样，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溃败。那些戍边的士兵也都跟着他们，一路攻陷了很多郡县，杀了不少地方长官和俸禄两千石的官员，一路向东挺进。等他们到长安的时候，队伍已经发展到十万人了。乐平王石苞带着精锐部队去抵挡，结果一交战就失败了。梁犊于是向东出了潼关，直奔洛阳而去。后赵皇帝石虎任命李农为大都督、代理大将军事务，统领卫军将军张贺度等步兵和骑兵共十万人去讨伐梁犊。他们在新安交战，李农等人被打得大败；在洛阳又打了一仗，还是失败，只好退守到成皋。
梁犊继续向东掠夺荥阳、陈留等郡，石虎害怕极了，任命燕王石斌为大都督，总领朝廷内外的军事事务，统领冠军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等人去讨伐梁犊。姚弋仲带着他的八千多人来到邺城，请求面见石虎。石虎当时生病，没能马上见他，而是把他带到领军省，还把自己吃的食物赐给姚弋仲。姚弋仲生气了，不吃这些食物，说：“皇上召我来是打贼的，应该当面给我指示作战策略，我难道是为了吃口饭才来的吗？而且皇上不见我，我怎么知道他是死是活呢？”石虎勉强支撑着病体召见了他。姚弋仲责备石虎说：“儿子死了，就愁成这样啦？为啥生病呢？孩子小的时候不好好选人教他，才让他走上叛逆的路；既然叛逆了就杀了他，又有啥好愁的呢！再说你病了这么久，立的儿子又小，你要是好不了，天下肯定大乱。你应该先担心这个，别光愁贼啦！梁犊他们就是走投无路想回家，聚在一起当强盗，一路上残暴点，又能成啥大事！我这老羌人给你一下子就解决了！”姚弋仲性格耿直，不管对方身份贵贱都直接称呼“汝”，石虎也不怪他。就在座位上任命姚弋仲为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还赐给他铠甲和马匹。姚弋仲说：“你看看我这老羌人能不能打败贼军？”说完就在院子里披上铠甲跨上战马，直接骑马向南奔驰而去，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于是他和石斌等人在荥阳攻打梁犊，把梁犊打得大败，斩下梁犊的首级后返回，又讨伐了梁犊的残余党羽，把他们全部消灭。石虎下令让姚弋仲可以佩剑穿鞋上殿，上朝的时候不用小步快走，还晋封他为西平郡公；任命蒲洪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晋封他为略阳郡公。
始平人李勖聚集兵力，自称将军，后赵乐平王石苞前去讨伐并消灭了他，还杀了三千多家。
夏天，四月，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朱焘出兵攻打范贲，把他斩杀了，益州就此平定。
东晋朝廷下诏派谒者陈沈前往燕国，封慕容俊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诸军事、幽、平二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
桓温派督护滕畯率领交州、广州的军队在卢容攻打林邑王范文，结果被范文打败，只好退守到九真。
四月十八日，赵王石虎病情加重，任命彭城王石遵为大将军，镇守关右；燕王石斌为丞相，兼管尚书事务；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他们一起接受遗诏辅佐朝政。
刘皇后担心石斌辅佐朝政对太子不利，就和张豺商量要除掉他。石斌当时在襄国，刘皇后派人骗石斌说：“皇上的病已经渐渐好了，大王要是想打猎，可以稍微停留一下。”石斌向来喜欢打猎、喝酒，就留下来打猎，还放纵自己喝酒。刘皇后和张豺于是假传圣旨，说石斌没有忠心和教化之心，免去他的官职，让他回自己的府邸，还派张豺的弟弟张雄率领五百名龙腾军去看守他。
四月二十八日，石遵从幽州来到邺城。石虎命令他在朝堂上接受任命，给他三万禁军，然后让他离开，石遵哭着走了。当天，石虎的病情稍微好转了一些，问：“石遵到了没？”身边的人回答说：“已经走了很久了。”石虎说：“真遗憾没见到他！”
石虎来到西阁，二百多名龙腾中郎在他面前列队下拜。石虎问：“你们有什么要求？”他们都说：“皇上身体不好，应该让燕王进宫来担任宿卫，掌管兵马。”还有人说：“请求让燕王当皇太子。”石虎说：“燕王不在宫里吗？把他召来！”身边的人说：“燕王喝酒喝病了，进不来。”石虎说：“赶快用辇车把他接来，我要把玉玺交给他。”但竟然没有人去。不久石虎就头晕目眩，回宫去了。张豺让张雄假传圣旨杀了石斌。
五月初一，刘皇后又假传圣旨任命张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兼管尚书事务，就像霍光当年那样。侍中徐统叹息说：“大乱要来了，我可不想参与进去。”于是服毒自杀了。
五月初二，石虎去世，太子石世即位，尊奉刘皇后为皇太后。刘太后临朝听政，任命张豺为丞相；张豺推辞不接受，请求任命彭城王石遵、义阳王石鉴为左右丞相，来安抚他们的心，刘太后答应了。
张豺和太尉张举商量着要杀掉司空李农，张举向来和李农关系好，就偷偷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农。李农逃到广宗，率领几万户乞活军保卫上白。刘太后派张举统领宿卫各军去包围他们。张豺任命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作为自己的副手。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堪称十六国时期“暴君末路”与“政权崩塌”的经典切片，从中能清晰看到后赵政权在石虎死后迅速瓦解的深层逻辑，也折射出古代君主专制下权力运作的致命缺陷。从现代视角拆解，可聚焦三个核心维度的启示：
暴政的“反噬定律”：压迫越狠，反弹越烈
梁犊领导的高力军起义，本质是石虎长期暴政积累的“总爆发”。这群被流放的精锐士兵，本是后赵的军事支柱，却遭遇“夺马、逼步行、自备粮草”的极致羞辱——他们的反抗不是“野心家煽动”，而是“生存底线被击穿后的本能反击”。更值得玩味的是：起义军初期“无兵器甲胄，以斧缚长柄为兵”，却能一路击溃正规军、发展到十万人，这说明后赵的统治早已失去“人心支撑”：地方官无力抵抗，戍边士兵纷纷倒戈，连石虎的精锐禁军（如石苞部）都不堪一击。
这印证了一个永恒的政治规律：政权对底层的压迫从来不是“成本可控”的统治手段，而是在为自己埋设“定时炸弹”。石虎一生靠暴力夺权、靠暴力统治，却没意识到“暴力的边际效应”——当被压迫者连“活着”都成奢望时，他们的反抗会爆发出远超常规的破坏力。而石虎直到临终前，还在纠结“儿子叛逆”，却对底层的怒火视而不见，正是暴君的“认知盲区”。
权力继承的“死穴”：主少国疑+辅政失控
石虎之死引发的权力乱局，是古代君主制“继承困境”的教科书案例。他明知太子石世年幼（史载石世即位时仅10岁左右），却既没建立稳定的“宗室制衡”机制，也没选对“辅政团队”，反而给了刘皇后、张豺可乘之机——这对组合的操作堪称“自杀式夺权”：
--清除潜在威胁却失策：骗杀石斌（有兵权的燕王）、排挤石遵（镇守关右的大将军），看似扫清了“幼主掌权”的障碍，却把最有实力的宗室推向对立面；
--猜忌功臣却自断臂膀：欲杀司空李农（掌管“乞活军”这一重要武装），逼得李农叛逃自保，直接削弱了中央控制力；
--依赖外戚却无底线：刘皇后假传圣旨、张豺专权独断，完全破坏了“辅政”的公信力，连侍中徐统都以自杀抗议“大乱将至”。
现代视角看，这暴露了君主制的核心缺陷：权力继承完全依赖“君主个人意志”，缺乏制度化的“权力过渡机制”。没有“宗室议事”“大臣制衡”“兵权分割”等配套制度，“辅政”就会变成“篡权”的遮羞布，“幼主即位”必然引发“群雄逐鹿”。石虎当年靠篡夺石勒后代的权力上位，如今自己的后代也栽在“继承失控”上，堪称“因果循环”。
异族政权的“结构性危机”：军事依赖与民族撕裂
后赵是羯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基础本就依赖“羯族军事集团+异族豪强（羌、氐、鲜卑等）”的结合，但石虎的操作却在不断加剧“内部撕裂”：
--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压迫（如高力军多为非羯族精锐），埋下“民族矛盾”的种子；
--平叛时过度依赖姚弋仲（羌族首领）、蒲洪（氐族首领），看似快速平定了梁犊起义，却让这两股势力“挟功坐大”——姚弋仲获“佩剑穿鞋上殿”的特权，蒲洪被任命为雍秦二州都督，实则为后来“后赵瓦解后羌、氐割据”（姚建立后秦、蒲洪后代建立前秦）埋下伏笔。
更致命的是，后赵的“权力核心”（羯族宗室）既缺乏对异族豪强的“整合能力”，又缺乏对底层民众的“安抚能力”，完全靠石虎的个人权威维系。一旦石虎去世，“核心坍塌”，原本被压制的“民族矛盾”“集团矛盾”就会瞬间爆发。这也解释了为何后赵在石虎死后仅1年就分崩离析——它从来不是一个“凝聚的国家”，只是一个靠暴力捆绑的“军事联盟”。
结语：后赵的“速亡启示”
这段历史看似是“暴君末路”的个人悲剧，实则是制度缺陷与统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暴政耗尽民心，继承失控引爆内斗，民族撕裂瓦解根基。石虎死后，石遵、石鉴、石祗等人互相攻杀，羯族几乎被灭族，而姚弋仲、蒲洪、慕容俊等势力趁机崛起，北方陷入更大的混乱——这一切的起点，都藏在永和五年（公元349年）这短短几个月的权力博弈中。
对现代而言，它最深刻的警示在于：任何政权若依赖“暴力压制”而非“制度治理”，依赖“个人权威”而非“共识凝聚”，无论短期看起来多强大，最终都会在“权力真空”或“民怨爆发”时迅速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