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癸亥年），也就是，东汉这一年依旧是状况不断，从边疆战事到朝廷纷争，再到民间人物动态，各种事儿交织在一起。
春天正月，旄牛夷发动叛乱，不过益州刺史张乔倒是给力，很快就把他们给击破了。
到了夏天四月戊子日，皇帝竟然封自己的奶妈王圣为野王君，这操作也是让人捉摸不透。
这时候，北匈奴联合车师又来侵犯河西地区，大臣们聚在一起讨论，好多人都觉得应该再次关闭玉门、阳关，这样就能断绝祸患。但是敦煌太守张珰却上书说：“我在京城的时候，也觉得该放弃西域，可等亲自到了西域这片土地，才明白要是放弃西域，那河西地区就没法自保了。我仔细想了想，应对西域有三个策略。北匈奴的呼衍王经常在蒲类海和秦海之间活动，控制着西域，一起抢劫我们。现在可以集结酒泉属国的两千多吏士到昆仑塞，先去攻打呼衍王，断了他们的根基，然后再征发鄯善的五千兵力去胁迫车师后部，这是上策。要是没办法出兵这么多，那就设置军司马，带五百将士，让河西四郡提供耕牛和粮食，出兵占据柳中，这是中策。要是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放弃交河城，把鄯善等国的人都迁到塞内，这就是下策了。”朝廷把他的建议拿出来讨论。陈忠也上疏说：“西域归附我们已经很久了，他们多次满心期待地向东眺望，想要叩开边关大门，这就是他们不喜欢匈奴、向往汉朝的表现啊。现在北匈奴已经打败了车师，肯定会接着向南攻打鄯善，如果我们放弃不管，不去救援，那其他西域国家都会跟着归附匈奴。要是这样，匈奴得到的财物就更多了，胆子和势力也会越来越大，还会威胁到南方的羌人，和他们勾结起来。如此一来，河西四郡可就危险了。河西一旦危急，我们又不能不救，到时候就得投入百倍的劳役，花费无法估量的钱财。那些主张放弃西域的人，只想着西域路途遥远，救援麻烦又费钱，却看不到当年孝武皇帝苦心经营的意义。现在敦煌孤立无援，形势危急，都来向朝廷告急了，如果我们不帮忙，对内没办法安抚当地的官吏百姓，对外也没办法向周边的少数民族展示我们的威严，这样缩小国土，可不是什么好办法。我觉得应该在敦煌设置校尉，按照旧例增加河西四郡的屯兵，以此来安抚西域各国。”皇帝听了陈忠的建议，又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让他带领五百士兵出塞，驻扎在柳中。
秋天七月，丹杨发生山崩，这大自然的威力又给东汉带来了灾难。
九月，有五个郡国遭遇雨水灾害，百姓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
冬天十月辛未日，太尉刘恺被罢免；甲戌日，任命司徒杨震为太尉，光禄勋东莱人刘熹为司徒。这时候，大鸿胪耿宝亲自去拜访杨震，想给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他对杨震说：“李常侍可是国家重用的人，皇上希望您能征召他哥哥，我只是传达皇上的意思。”杨震却不买账，说：“如果朝廷想让三府征召人才，那应该有尚书的敕令才行。”耿宝碰了一鼻子灰，气呼呼地走了。执金吾阎显也来给杨震推荐自己亲近的人，杨震还是没答应。司空刘授听说这事儿后，马上征召了这两个人，从此杨震就更遭人怨恨了。当时皇帝下诏，派使者为王圣大肆修建府邸。中常侍樊丰以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搞得朝廷动荡不安。杨震看不过去，上疏说：“我想到现在灾害越来越严重，百姓生活困苦，边疆地区也动荡不安，国库空虚，现在根本不是国家安宁的时候啊。可诏书却要为奶妈修建府邸，把两宅合并成一宅，占据整条街道，装修得极其奢华，又是开山采石，工程紧迫，花费巨大。周广、谢恽兄弟，和皇室没有什么亲近关系，却靠着那些受宠的奸佞之人，和他们一起作威作福，在州郡大肆请托，还妄图影响大臣。官员们征召人才，都得看他们的脸色，招来的都是些贪污腐败的人，收受他们的贿赂，甚至那些因贪污被终身禁锢的人，都能再次得到重用。这简直就是黑白不分，清浊同流，天下人都议论纷纷，给朝廷带来了不好的名声。我听老师说过，上位者索取太多，百姓钱财耗尽就会心生怨恨，精力耗尽就会反叛，对于这些怨恨反叛的人，是不能再任用的，希望陛下好好考虑啊！”但皇帝根本不听他的。
鲜卑的其至鞬亲自率领一万多骑兵，在曼柏攻打南匈奴，南匈奴的薁鞬日逐王战死，一千多人被杀。
十二月戊辰日，京师和三个郡国发生地震，这一年的东汉真是多灾多难。
陈忠向朝廷推荐了汝南的周燮和南阳的冯良，说他们学问品行高深纯正，一直隐居不仕，在世上名声很大。皇帝就用黑色的币帛和小羊羔作为礼物去聘请他们。周燮的族人就劝他说：“修养品德、树立德行，就是为了能为国家效力，你为什么非要守着东边山冈的那块坡地呢？”周燮却说：“修道的人要审时度势，时机不对就行动，怎么能顺利呢！”周燮和冯良都自己乘车到了附近的县城，然后称病就回去了。
评论
延光二年的历史记载，清晰展现了东汉王朝在内外交困中的挣扎与失序，从边疆策略到朝堂权力，从民生治理到士风转向，处处透着衰败的气息。
西域战略的生死抉择：收缩与坚守的博弈
西域问题再次成为朝廷焦点，背后是国力衰退下的战略焦虑：
张珰的务实三策：敦煌太守张珰以亲身经历驳斥“弃西域”论，提出“攻呼衍王、屯柳中、弃交河”上中下三策，核心是“保西域以固河西”——放弃西域看似省费，实则会让北匈奴势力坐大，最终反噬河西四郡。这种“以空间换安全”的思路，是对西域战略价值的清醒认知。
陈忠的长远视角：陈忠进一步指出，西域诸国“不乐匈奴、慕汉已久”，若弃之不救，不仅会将其推向匈奴，还会让北匈奴“财贿益增、胆势益殖”，甚至勾结南羌威胁河西。他强调“孝武苦心”，实则提醒朝廷：西域不是负担，而是制约匈奴的战略支点。
决策的有限突破：朝廷最终采纳“置西域长史，屯柳中”的折中方案，派班勇率五百人出屯，算是保住了对西域的微弱控制。但这种“小规模驻军”的选择，仍暴露了东汉国力的不足——既不敢全力经营，又不能彻底放弃，只能在“守不住又丢不起”的尴尬中勉强维持。
朝堂权力的畸形膨胀：私人利益碾压国家公器
本年度的朝政乱象，集中体现为“内宠专权”的登峰造极：
乳母封君的破界之举：安帝竟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打破了非贵族女性封爵的惯例，这不仅是对礼制的践踏，更标志着“私恩凌驾于国法”——王圣母女此前已凭私权扰乱朝政，如今获爵更让其势力合法化，形成“外有外戚、内有乳母宦官”的权力集团。
杨震弹劾的无力回天：司徒杨震直击时弊：为王圣修第“费巨亿”，与“百姓空虚、帑藏匮乏”形成刺眼对比；周广、谢恽等依附近幸者“分威共权”，招纳贪污之徒，导致“白黑混淆”。但安帝对这些切中要害的谏言置若罔闻，说明皇权已彻底沦为私人谋利的工具，朝廷失去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官僚体系的分裂站队：耿宝、阎显荐人被杨震拒绝后，司空刘授立刻辟用二人，这种“顺则昌、逆则孤”的官场生态，让正直官员被孤立，投机者得势。当官僚集团不再以国事为重，而是围绕私人势力站队，行政体系便彻底丧失了治理功能。
边疆与民生的双重危机：动荡的常态化
本年度的内外动荡呈现“多点并发、愈演愈烈”的态势：
北方防线持续崩坏：鲜卑其至鞬率万骑攻南匈奴，杀薁鞬日逐王及千余人，北境边防形同虚设。鲜卑从“零星寇掠”升级为“大规模进攻”，反映出其势力已足以与汉朝、南匈奴抗衡，北方民族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
内部叛乱与天灾交织：旄牛夷反叛虽被击破，但西南民族矛盾未消；丹杨山崩、多地雨水、地震等灾异频发，与“修王圣第”的奢靡形成强烈反差。百姓在“赋税重、徭役繁”与“灾荒多”的双重压迫下，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而朝廷的应对只有“视而不见”。
士人群体的价值转向：从入世到避世
面对朝政黑暗，士人的选择折射出社会心态的变化：
周燮、冯良的隐居选择：陈忠推荐的周燮、冯良，以“学行深纯”闻名，却拒绝朝廷征召。周燮“度其时而动”的表态，道破了士人的无奈——不是不愿为国效力，而是乱世中“动而不时”只会自取其辱。这种“避世”并非消极，而是对污浊官场的无声反抗。
士人阶层的离心倾向：从黄宪的“不仕而名重”，到周燮、冯良的“称病而还”，越来越多有识之士选择远离朝堂。这背后是“修身治国”理想与现实的断裂——当官场被“贪污之徒”充斥，当正直者被排挤，士人便不再将“出仕”视为实现价值的唯一途径，这种“离心力”的增强，标志着王朝失去了最核心的社会支撑。
延光二年的种种乱象，本质是“恶性循环”的不断加剧：皇帝纵容私宠→朝政腐败→资源被浪费→边疆失控、民生凋敝→士人心寒避世→朝廷更依赖私人势力维系统治。每一个环节的失策，都在为下一个危机埋下伏笔。西域战略的勉强维持，不过是延缓了崩溃的速度；王圣封君、杨震谏言被拒，则加速了权力体系的腐朽；士人的避世，更是抽走了王朝最后的道德根基。此时的东汉，已像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在风雨飘摇中驶向覆灭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