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的风云战事与朝堂博弈
吴王把国内的士兵都动员起来，向全国下令说：“我今年六十二岁了，要亲自挂帅出征；我小儿子才十四岁，也会冲在士兵们前面。各位年纪跟我一样大，或者跟我小儿子一般小的，都得出发。”这样一共集结了二十多万人。吴王还向南联络闽越和东越，闽越和东越也派兵响应。吴王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河，和楚军会合，然后派使者给各诸侯送信，列举晁错的罪状，打算联合各路诸侯一起杀掉晁错。吴、楚联军一起攻打梁国，攻破了棘壁，杀了好几万人。他们乘胜前进，士气高昂得很。梁孝王派将军迎击，结果梁军的两支队伍都被打败，士兵们纷纷往回逃。梁孝王只能据守睢阳城。
当初，汉文帝快不行的时候，告诫太子说：“要是国家有紧急情况，周亚夫那可是真正能担当领军重任的人。”等七国反叛的消息传来，景帝就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去攻打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将军栾布攻打齐国；又把窦婴召回来，任命他为大将军，让他驻扎在荥阳，监督齐国和赵国方向的军队。
当初，晁错修改的法令有三十条，这可把诸侯们给惹毛了，吵吵嚷嚷的。晁错的父亲听说后，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即位，你执掌政务，削减诸侯的封地，搞得人家骨肉分离，好多人都在抱怨你，你这是图啥呢？”晁错说：“必须得这样啊。不这么做，天子的威严树立不起来，国家也不安稳。”他父亲说：“刘家的天下安稳了，可咱晁家就危险啦，我走了，离开你回老家去！”于是就喝药自杀了，还说：“我不忍心看到大祸临头！”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就以诛杀晁错为名一起造反了。
景帝找晁错商量出兵的事儿，晁错居然想让景帝亲自带兵，自己留在京城守着；还说：“徐州、僮县附近那些吴国还没攻下的地方，可以送给吴国。”晁错一直和吴国的国相袁盎关系不好，只要晁错在场，袁盎就躲开；袁盎在场，晁错也躲开，两人从来没在一个屋里说过话。晁错当上御史大夫后，就派官吏去调查袁盎接受吴王财物的事儿，袁盎因此获罪，后来景帝下诏赦免，把他贬为平民。吴、楚反叛后，晁错对丞相府的属官说：“袁盎收了吴王好多钱，一直替他隐瞒，说他不会造反，现在果然反了，我想奏请皇上治袁盎的罪，他肯定知道吴王的谋反计划。”属官说：“这事儿在叛乱没发生前处理，还能断绝后患，现在叛军都往西打过来了，再治他的罪有啥用呢！而且袁盎应该不会参与谋反计划。”晁错犹豫不决。有人把这事儿告诉了袁盎，袁盎害怕了，连夜去见窦婴，跟他说吴王造反的原因，希望能面见景帝，亲口说明情况。窦婴进宫向景帝报告，景帝就召见了袁盎。袁盎进宫的时候，景帝正和晁错商量调兵运粮的事儿呢。景帝问袁盎：“现在吴、楚造反了，你觉得该咋办？”袁盎回答说：“这事儿没啥可担心的！”景帝说：“吴王靠着山里铸钱，海边煮盐，招揽天下豪杰，准备了这么久才起事，要是没十足的把握，他能反吗？你为啥说他成不了事儿呢？”袁盎回答说：“吴王是有铜盐这些好处，可他哪能招揽到豪杰呢！要是他真能得到豪杰相助，那些人也会辅佐他守道义，不会造反了。吴王招揽的都是些无赖子弟、逃亡的人，还有铸钱的奸商，所以才一起被诱惑着作乱。”晁错也说：“袁盎这主意不错。”景帝问：“那该怎么办呢？”袁盎说：“请陛下让左右的人回避。”景帝让其他人退下，就剩晁错还在。袁盎又说：“我要说的事儿，臣子不能听。”景帝只好让晁错也回避。晁错赶紧躲到东厢房，心里那叫一个气。景帝最后还是问袁盎，袁盎说：“吴、楚送来的信里说，高皇帝分封子弟，各有封地，现在奸臣晁错擅自处罚诸侯，削减他们的土地，所以才造反，他们想西进杀掉晁错，恢复原来的封地就罢兵。现在的办法只有杀掉晁错，派使者赦免吴、楚等七国，恢复他们的封地，这样不用打仗，叛军就能退兵。”景帝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就怕事情没这么简单啊。但为了天下，我也不在乎牺牲一个人。”袁盎说：“我就想出这个主意，还请陛下仔细考虑！”于是景帝任命袁盎为太常，让他秘密准备出发。十几天后，景帝让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弹劾晁错，说：“晁错不尊陛下的德信，离间群臣和百姓关系，还想把城邑送给吴国，没有臣子应有的礼数，大逆不道。晁错应当腰斩，他的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都要公开处死。”景帝批复：“可以。”晁错还啥都不知道呢。壬子日，景帝派中尉去召晁错，骗他上车，拉到集市，晁错穿着上朝的衣服就在东市被斩了。景帝随后派袁盎和吴王弟弟的儿子宗正德侯刘通出使吴国。
谒者仆射邓公当时担任校尉，上书谈论军事，见到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军中过来，听说晁错死了，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想造反都想了几十年了，这次因为被削减封地发怒，以诛杀晁错为名造反，其实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晁错身上。我还担心天下的有识之士以后都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啥这么说？”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势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请求削减他们的封地来尊崇朝廷，这是对国家长远有利的事儿。可计划刚实行，他就被杀了，这对内堵住了忠臣的嘴，对外给诸侯报了仇，我觉得陛下这么做不合适。”景帝长叹一声说：“你说得对，我也后悔啊！”
袁盎和刘通到了吴国，吴、楚的军队已经在攻打梁国的营垒了。刘通因为是吴王的亲属，先去见吴王，传达景帝的诏令，让吴王跪拜接受。吴王听说袁盎来了，知道他是来劝说的，笑着回答说：“我已经是东帝了，还拜谁呀！”他不肯见袁盎，把袁盎留在军中，想胁迫他当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就派人把他围住，还想杀了他。袁盎找机会逃脱，回去向景帝报告。
太尉周亚夫对景帝说：“楚军剽悍轻捷，正面交锋很难取胜，我想把梁国先放一放，不去救，切断叛军的粮道，这样就能制服他们。”景帝同意了。周亚夫乘坐六辆驿站的马车，准备到荥阳会合各路军队。走到霸上的时候，赵涉拦住周亚夫劝说道：“吴王一直很富有，招揽敢死之士好多年了。他知道将军您要出兵，肯定会在殽山、渑池这些险要狭窄的地方设下伏兵。军事行动讲究隐秘，将军您为啥不往右走，经过蓝田，出武关，到洛阳呢？这样顶多比原定路线晚一两天，但能直接进入武库，然后敲起战鼓。诸侯们听到消息，还以为将军您是从天而降呢。”周亚夫按他说的做了，到了洛阳，高兴地说：“七国造反，我坐着驿站马车到这儿，没想到能安全到达。现在我占据荥阳，荥阳以东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他派人去殽山、渑池一带搜索，果然发现了吴国的伏兵。于是周亚夫请赵涉担任护军。
周亚夫率领军队向东北进发，到了昌邑。吴国攻打梁国打得很猛，梁国多次派使者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都不答应。梁国又派使者向景帝告状。景帝派人命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还是不执行诏令，坚守营垒，就是不出去迎战；却派弓高侯等人率领轻骑兵从淮泗口出发，绕到吴、楚军队后面，切断他们的运粮通道。梁国派中大夫韩安国和楚国丞相张尚的弟弟张羽为将军。张羽作战勇猛，韩安国沉稳持重，这才稍微挫败了吴军。吴军想往西进军，梁国坚守城池，他们不敢往西，就冲向周亚夫的军营，到了下邑，想和周亚夫交战。周亚夫坚守营垒，就是不跟他们打。吴军粮食吃完了，士兵们饿得不行，多次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出来。周亚夫军营中夜里突然有人受惊，士兵们互相攻击，混乱一直蔓延到主帅营帐前，周亚夫却稳稳地躺着，就是不起来，过了一会儿，军营又安定下来。吴军假装攻打营垒东南方，周亚夫却派人防备西北方，结果吴军的精兵果然冲向西北，但攻不进去。吴、楚的士兵好多都饿死或者叛逃了，于是只好退兵。二月，周亚夫派出精兵追击，把叛军打得大败。吴王刘濞扔下军队，带着几千名壮士趁夜逃跑；楚王刘戊自杀。
吴王刚开始起兵的时候，吴国大臣田禄伯担任大将军。田禄伯说：“咱们把军队都集中起来往西进攻，没有别的出奇的路线，很难立下大功。我希望能带领五万人，沿着长江、淮河逆流而上，占领淮南、长沙，进入武关，和大王会合，这也算是一条奇计啊。”吴王太子劝谏说：“父王是以造反为名起兵，这军队可不能随便交给别人，万一别人也背叛您，怎么办呢？而且单独带领一支军队行动，会有很多麻烦，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吴王就没答应田禄伯的请求。
吴国的年轻将领桓将军劝吴王说：“我们吴国步兵多，步兵在险要地形作战有利；汉朝车骑多，车骑在平地作战有利。希望大王经过的城池不要去攻打，直接往西，迅速占领洛阳的武器库，取用敖仓的粮食，凭借山河的险要地势来号令诸侯，就算不进入函谷关，天下也基本平定了。要是大王慢慢走，停下来攻打沿途的城邑，等汉军的车骑一到，冲进梁国、楚国的郊野，那可就坏事了。”吴王征求各位老将的意见，老将们说：“这年轻人，冲锋陷阵还行，哪懂得什么大谋略！”于是吴王没有采纳桓将军的计策。
评论
这段历史详细展现了七国之乱期间的紧张局势与各方博弈，其蕴含的诸多因素对西汉王朝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叛乱一方来看，吴王的动员与决策充分显示出其野心勃勃，但在战略规划上却存在诸多失误。他拒绝田禄伯的分兵奇计以及桓将军直取洛阳的建议，反映出其在军事决策上过于保守，未能充分发挥叛军优势，错失可能的胜机。这也表明在重大决策中，若不能兼听则明，仅凭主观判断，极有可能陷入困境。
而西汉朝廷这边，朝堂上围绕着平叛策略和晁错的去留展开了激烈博弈。景帝与晁错商讨军事时，晁错提出的一些建议，如让景帝亲征、割地予吴等，显得不够成熟，反映出他虽有削藩的决心，却在应对叛乱的实际策略上有所欠缺。袁盎则以诛杀晁错来平息叛乱的提议，虽看似解决燃眉之急，实则短视。这一决策不仅牺牲了晁错，更寒了忠臣之心，充分暴露出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复杂。
周亚夫的军事策略无疑是平叛的关键因素。他准确判断楚军特点，采用以梁国为诱饵、断绝叛军粮道的战术，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执行过程中，他坚决不救梁国，顶住各方压力，体现出其坚定的战略定力。赵涉的建议则为周亚夫的军事行动增添了一份智谋，通过改变行军路线成功避开伏兵，占据有利地形，为平叛奠定基础。
七国之乱是西汉初期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总爆发，这场战乱深刻影响了西汉的政治格局。它让西汉朝廷认识到地方诸侯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巨大威胁，促使朝廷后续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重塑政治秩序。同时，这段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政治与军事经验教训，在决策、用人、战略规划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