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六点，天色泛白。
程望从审讯室回到办公室，脱下风衣，整个人像是从冰水里捞出来的。他在椅子里坐了许久，没有开电脑，也没翻资料，只静静地望着窗外——市区的高楼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医院大楼的灯一排排亮着，急诊科开始了新一轮换班。
他知道，林东海的死亡，不会仅仅是刑案层面上的“杀人”。
这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砸进了整个医疗系统与患者信任之间早已岌岌可危的湖面，激起的，不只是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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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第三天，网络舆论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患者杀医”四个字登上热搜，仅仅三个小时内，媒体自媒体、短视频平台已出现数十条相关解读。评论区沸反盈天——
“医生是不是也该反思，患者不是数据，是人。”
“再痛也不能杀人，法律不是出气筒。”
“医疗暴力是可耻的，但背后没人关心病人困境。”
“我们老百姓没地方说理。”
随着案件细节一点点被挖出，贺建文长期的焦虑、对药物副作用的质疑、医患之间沟通崩塌等片段不断被放大。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医生群体站出来发声——
“我一天接诊六十个病人，中午连水都喝不上。”
“患者家属一个电话催三遍检查报告，一边说‘慢点做别出错’，一边盯着你几分钟出结果。”
“我们不是神，也不是防弹衣。”
“我们想救人，但不想死在岗位上。”
……
网络上的争论撕裂着本就脆弱的信任，也撕裂着医院内部。
林东海遇害后，心内科整个科室情绪近乎崩溃。
程望接到一通来自市一院医务处主任的电话，言辞克制，却带着压抑的愤怒与疲惫：“程警官，林主任是我们医院业务骨干，科室技术带头人，医德医风一直优异。这种结果，对我们是一场灾难……希望警方尽快公布真相，正面回应。”
“真相会公布，但我们得确保每一步都严谨。”程望平静回应。
对方叹了口气：“我们不是怪你们，我们只是怕……怕这种事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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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下午，贺建文的妻子赵倩带着律师，来到公安分局要求会面。
她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外套，神色憔悴，眼眶浮肿，一句话都没多说，只是把手里的一封信递给办案人员：“这是他让交的。”
程望拿到信。
纸张皱巴巴的，字却写得极工整。
“……我没有奢望原谅，也不渴望任何开脱。我只想告诉这个世界，我真的痛。我不是为了报复林医生，我是为了让有人看到，病不是病人的错，情绪不是疯子的专利。”
“如果有可能，请让我埋得离家近一点。别让我的儿子，再走太远的路来看我。”
信末，贺建文签了自己的名字，右下角画了一只很小的“听诊器”。
“他画这个做什么？”刘瑾皱眉。
程望沉声道：“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想证明自己并不恨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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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案件调查推进，贺建文的作案流程逐步厘清：
— 一个月前，他注册新外卖账号，熟悉医院夜间出入口规律；
— 两周前，在线购买手术刀与一次性医用鞋套、口罩；
— 三天前，踩点确定林东海值班时间与独自离岗通道；
— 案发当晚，他提前两个小时藏匿于男厕；
— 杀人后逃至城北废厂藏匿工具，转移服装，次日以家庭名义向警局自首举报“发现尸体”；
— 整套计划缜密无比，不像情绪爆炸，更像延迟执行的报复剧本。
“你觉得他有反社会人格？”刘瑾低声问。
程望沉默了片刻，道：“他不是反社会……他是彻底失望。”
“那他值得怜悯吗？”
“怜悯不等于免责。”程望语调平静，“他的痛是事实，林东海的死也是。”
“所以你同情他？”
“我同情的，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想被听见、但没被听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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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正式批捕贺建文。
审查意见书中指出：犯罪嫌疑人作案预谋充分，行凶手段极端，虽存在一定医疗沟通障碍背景，但主观恶性大、社会影响恶劣，依法不予从宽。
消息发布当晚，有人点燃蜡烛为林东海守夜，也有人在留言板上写下——
“希望我们活着的时候，不需要用死亡证明自己存在。”
程望读着这些，忽然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句话：
“世上最深的沟，是医生的白大褂与病人的病床之间。”
可再深的沟，也该有人试图搭桥，而不是架刀。
这一次，是血把桥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