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1900年12月。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下町一带。这里是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最为密集的区域，临近着名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周围遍布着为留学生开设的廉价公寓（“贷间”）、书店（如着名的“文求堂”）、文具店以及迎合中国学生口味的餐馆。宝芝林就挤在这些店铺之间，位于一条不甚宽阔但人来人往的街道旁。
王月生按图索骥找到了这里。别看已经设立了十年，但王月生还是第一次来日本，当然更是第一次来这里。门面极其朴素低调。一扇对开的木门，漆色已有些剥落，露出木头的原色。门上悬着一块乌木牌匾，用遒劲的楷书写着三个鎏金大字——“宝芝林”。匾额不大，颜色也偏暗，在冬日灰蒙蒙的天色下并不显眼。临街的窗户不大，装着老式的木格栅窗棂，糊着半透明的油纸，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偶尔能看到窗台上晾晒着一些常见的药材，如陈皮、菊花或几串红辣椒，算是唯一的外在标识。与两旁或洋气或热闹的店铺相比，它显得格外沉静甚至有些陈旧，毫不起眼，很容易被匆匆走过的行人忽略。若非那块牌匾和隐约飘出的药香，会以为这是一户普通民居。
昨夜接他的杨彪在门口等到了王月生，伸手推开沉重的木门，首先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郁而复杂的气味：各种中药材交织的苦、辛、甘、香——甘草的甜润、当归的浓郁、艾灸的烟火气、薄荷的清凉、消毒酒精的微刺，以及若有若无的、新熬煮中药特有的温热气息。这气味如同一个无形的标识，瞬间将人拉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
前厅空间方正，光线不算明亮，主要依靠几盏悬挂的煤油灯和透过油纸窗的散射光。正对着门是一个深色的、顶天立地的大药柜，无数个小抽屉整齐排列，每个抽屉上都贴着工整的毛笔字标签，写着药材名，如“茯苓”、“党参”、“黄连”、“三七”等。药柜前是长长的柜台，台面光滑发亮。
柜台一角放着几本厚重的线装药典和账册，一个黄铜的算盘。旁边有一个小型的西式玻璃药柜，里面陈列着一些基础西药：阿司匹林药瓶、碘酒、纱布、绷带、红药水、奎宁片等，标签用中、日文双语书写。墙上挂着几幅人体经络图和穴位图。
一位穿着深色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气质儒雅沉静的老药师正给一位穿着学生装、捂着腮帮子的年轻留学生看牙疼。他仔细看了看学生的口腔，又搭了脉，然后熟练地拉开药柜的几个抽屉，用精巧的小铜秤称量药材，包成几个纸包。旁边柜台后，一个约十五六岁的机灵的学徒正按另一位客人递上的方子抓药，动作麻利。角落里，一个穿着粗布短袄、似乎是码头工人的中年华人，手臂上缠着新换的纱布，正对着一位略懂些西医包扎的助手，可能是店主或药师家人，连声道谢。助手正用酒精棉球擦拭器械。
前厅侧面有一道不起眼的布帘。杨彪掀开布帘，王月生走了进去，景象豁然开朗，空间感与前厅的局促形成鲜明对比。一条不算长但宽阔的走廊通向深处，走廊两侧有几扇门。尽头右侧是一个宽敞的大房间，靠墙砌着几个传统的土灶，带烟囱通向室外，也配有一两个烧煤球的西式炉子。案板、水缸、碗橱一应俱全。墙上挂着腊肉、干辣椒、蒜头等食材，充满烟火气。几张长条木桌和长凳摆放在中央。
此刻正是午饭时间，气氛最为热烈。六七个留学生围在炉灶旁和案板前，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他们操着南腔北调的官话、粤语、闽南语，大声交谈、嬉笑。一个湖南学生正满头大汗地炒着一锅红彤彤的辣椒炒肉，呛人的辣味弥漫开来，引来几声咳嗽和笑骂。一个广东学生熟练地用小刀处理一条鲜鱼，准备煲汤。几个北方学生正围着一大盆面团，擀皮儿包饺子，手法各异但充满热情。角落里，一个看起来家境稍好的学生，正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珍贵的家乡大米，准备蒸饭。这里充满了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炒菜的滋啦声、乡音的喧闹、食物的香气（辣椒、米香、鱼汤的鲜味），是思乡之情的具象化，也是最富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地方。
走廊左侧第一间布置雅致安静。几张矮几，铺着素色席子，放着几个蒲团。靠墙有书架，摆满了中文书籍报刊，包括新到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派刊物，甚至可能有革命派的小册子，但这些都是留学生们自己带来的，负责内院打扫的日本仆妇并不清楚，很少涉足此地的药房掌柜当然更加不知，呵呵。角落里有围棋盘、象棋盘。此时，正有三四个留学生围坐在一个矮几旁。一个年长些、气质沉稳的学生，可能是某个学会的负责人，正在低声但激昂地读着一份手抄的新闻或文章。其他人神情专注，偶尔低声插话讨论，眉头紧锁。另一角，两个学生正凝神对弈围棋，落子声清脆。空气中弥漫着清茶的香气和一种严肃思考的氛围。
走廊左侧最里面的大房间是最大也最“现代”的空间。平时摆放着几十把折叠椅，前方有一个小讲台，墙上挂着黑板。最显眼的是房间深处一台蒙着布的、体积不小的手摇电影放映机和一块悬挂的白色幕布。墙角堆着几个装着胶片的铁盒。讲台旁还放着一架脚踏风琴。此刻并非集会或放映时间，房间显得空旷安静。只有两三个学生散坐在椅子上，各自埋头看书或写着什么，可能是功课，也可能是文章、信件。一个学生在风琴上轻轻弹奏着一段简单的旋律，琴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带着一丝忧郁。墙上黑板上还残留着上次演讲或讨论留下的粉笔字迹有些“变法”、“自强”、“民权”之类的词语。
走廊尽头设有简单的盥洗室，还有一小间供紧急留宿的客房，给生病或遇到困难的学生暂住。
根据杨彪汇总的外部，包括日本警方对此地的坊间风评和密探的奏报，这里常有旅日华人社团的领袖，前来联络或提供支持。流亡日本的维新派或革命党人士，如梁启超、孙中山等或其追随者，通常在深夜或极端隐蔽的情况下在这里秘密会晤或发表演讲。他们的到来会让气氛骤然紧张又兴奋。同情中国留学生的日本友好人士如学者、记者等，也前来交流或提供帮助。为生计奔波的在日华人劳工，也会来此求医问药或寻求同胞的帮助，但很少有闲暇在此逗留。尽管除了看病抓药，其他的所有设施都是免费为在日华人提供的，甚至包括那个可以自己开伙的食堂，只要自带食材来自己动手加工即可，颇让一些华人可以来此做一道家乡美食与同胞分享，并缓解思乡之情。
留学生是这里绝对的主角。他们来自中国各省，年龄、背景各异。有穿着崭新洋装、意气风发的官费生；有穿着洗得发白的学生服、略显拮据的自费生；有剪了辫子的激进青年，多半藏在帽子里；也有留着辫子但眼神同样充满求知和忧虑的学子。他们或为学业、或为生计、或为寻求救国之道而聚集在此。脸上带着离乡背井的思愁、对未来的迷茫，以及强烈的求知欲和改变现状的渴望。
店主，包括药师和助手是这个“庇护所”的创建者和维护者。店主，也就是那位老药师，是旅日多年的老华侨，深谙世故，有爱国心，有足够的人脉和智慧在复杂的时局下维持这个地方的运转和安全。他们不仅是医者、商人，更是这些年轻学子的保护者、倾听者，有时甚至是秘密信息的传递者。他们的眼神往往透着阅尽沧桑的平静和一种默默的守护。
杨彪带着王月生敲开一道不起眼的小门，进到旁边店主的后宅。在老药师的书房内，王月生见到了自己派在日本的几个骨干人员。除了杨杰昨夜见过，其他人都是久别重逢，在门口排队与王月生一一拥抱。
王月生招呼大家在一张硕大的八仙桌边随便就座。他一直觉得这种八仙桌，或者西方亚瑟王开会的骑士圆桌，远比后世那种长条会议桌要更加人性化，避免了各种座次上的排序和与会议主席亲疏远近的心理因素。
药房的老掌柜周伯生，也就是外面坐堂的那位老医师，并不是王月生派驻的人员。他本人曾在上海中西医学院任教，十年前随学生来到东京，坐镇这家“宝芝林”一展其平生所学，有大量的医书可读，没有东家要求药房盈利的需求，只要对中国留学生和华工治病救人，甚至有时东家允许搭上医药费，老头乐不思蜀。
代宝芝林总部掌管此处的是周大夫的徒弟，上海来的陈焕之，不是老营学员，但其实是跟老营的几位王月生最为倚重的中方教员同一资历的，现在其他外派西方诸国的老营学员见了他，按辈分要叫一声师叔的。他也是王月生在此地的名义上抓总的人物。当然东京的警方或者中国留学生都只认为他是个替老师做些药房经营的行政事务、处理对外关系、热心在日华人公益的药房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