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交民巷周边街区化为焦土，6月23日被焚的翰林院的灰烬随风飘入使馆区，未燃尽的各种书籍残页散落水沟。崇文门箭楼被炮火击中，琉璃瓦坍塌砸死清军炮手数人。京城九门紧闭，漕运中断。护城河浮尸堵塞河道，水质发黑恶臭。骡马市场饿殍遍野，饥民割取死马肉充饥，引发集体中毒。
紫禁城内，慈禧命太监在乾清宫前架设“镇洋大炮”（木制涂漆道具），道士作法召唤“天兵天将”。与此形成讽刺对比的是，东交民巷的爆炸声震落太和殿檐角铜铃。一名清军参将私下与使馆守军交易，用两箱子弹换取一桶威士忌，醉后误入义和团营地被斩首。
日落前，义和团的最后一次进攻被排枪打退，街垒前的街道上密密麻麻地堆叠着拳民的尸体。使馆区的火已被扑灭，义和团出发阵地上燃起了火把，鼓噪声仍不绝于耳。这种没有现代军事常识的自我暴露的做法，令街垒后面的外国军官鄙夷不已，完全无视对面助阵的清军偶尔射来的冷枪。
也许是为了提振士气，也许是为了庆祝自己又活了一天，使馆区内的外国侨民在天色完全黑了下来之后，举办“围城音乐会”。小提琴家用烧焦的门板制作临时琴盒，演奏《马赛曲》时被流弹击穿左臂。
街垒后面守夜的军官在小提琴家被击中时发生的惨叫、和对面义和团阵地上哄哄闹闹的声音中，突然听到前面死人堆里传出淅淅索索的声音。这段时间锻炼出来的警惕性让他立即拉上了枪栓，在清脆的子弹上膛声音响起后，他听到不远处传来轻轻的话语：
“don’t shoot! Friend!”
“Ne tirez pas， nous sommes des amis !”
“Nicht schie?en， wir sind Freunde!”
“he cтpeлrnтe， mы дpy3ьr!”
“Ne l?j?n， barátok vagyunk!”
“Non sparate， siamo amici!”
“mην πupoβoλe?te， e?μaσte φ?λoi!”
虽然军官不能听懂所有的话，但他可以分辨出，对面轻声用好几种语言在说“别开枪，是朋友”。对面，王月生在一身义和团打扮下内衬后世软体防弹背心保护的身上大汗淋漓，之前混在人群中冲锋后倒在地上装死后的几小时间流逝的身体热量似乎一下子全都反扑了回来。自己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希腊语都悄声喊了一句，总有一款适合你吧。果然，沙袋后面传来了轻声的“doucement， avance tout seul !”（法语：不要出声，自己过来）。看来对面的是个法国兵。
几栋被损毁的建筑之间的空地上，避开义和团队伍的视线处，几堆篝火照亮了一大群男女老少的洋面孔。然后众人惊讶地看到一个浑身硝烟的法国军官，带着一个穿着这些日子几乎成为他们梦魇的义和团服饰的人从黑暗中走了过来，似乎身后的黑暗中还跟来了无数的妖魔鬼怪。一些孩子把头扎到母亲怀里，不少男人站起身举枪对准那边。一个法军军官高声向带人来的法军下级军官询问，对面回答说是从街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个自称外国人的朋友的中国人，没有武器，会好几国外语。
这边的气氛为之一松。待人走到火光照亮处，在篝火跃动的红光中，这个30岁的中国男人仿佛从1900年的血色夜幕中走出，成为历史与神话交叠的剪影。他上身的粗麻布短褂被硝烟熏成黑褐色，左肩撕裂的破口中露出草草包扎的染血布条，象征“神术护体”的红腰带已褪成暗赭色，边缘焦黑，似被火舌舔舐过。下身扎脚裤膝盖处磨穿，露出结痂的伤口，裤管沾满泥浆与干涸的血渍，凝固成板结的硬壳。
胸前歪斜挂着的“护心镜”（实为生锈铜盘）反射着篝火，裂痕如蛛网蔓延。腰间别着的九环大刀刀鞘空悬，刀刃可能已折损遗落战场。篝火从右侧斜照，将他半边身躯染成橙红，另一半则沉入阴影。火光中可见颧骨处的擦伤结痂，胡茬凌乱，干裂的嘴唇紧抿如刀锋。篝火在粗麻布料上投下跳跃的光斑，烧焦的布缘随热气颤动，如同无数细小灰蝶振翅欲飞。火光将他额头的汗珠映成琥珀色，与背后深邃的夜空形成冷暖对冲。衣襟上暗沉的血迹在高温下隐约泛出铁锈腥气。
篝火既是温暖源，也是祭坛火。他端坐光暗交界处，宛如一尊被战火重塑的民间神像：既是被历史碾碎的凡人，也是集体悲愿铸就的图腾。火光在他眼窝投下深影，瞳孔却异常明亮，仿佛燃烧着某种将熄未熄的执念——是对“刀枪不入”信仰的残存狂热？亦或是对屠杀惨状的麻木空洞？混迹在人群中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决定在日记中这样记录此时的场景。然后听到对方先用了好几国的语言向大家问好，然后用法语介绍了起来。是的，在前世的1900年，国际通用语言的格局与后世截然不同。尽管英语的影响力已随大英帝国的扩张显着提升，但法语仍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外交、文化和学术领域。
“我叫Eason wong，是一名中国云南的国际商人。为了让大家充分相信我为什么愿意此时此刻来到被几乎所有中国人敌视和攻击的这个地方，我愿意抛弃中国人普遍的谦虚的习惯，告诉在座的诸位，我同时还是跟美国的摩根先生和英国的德文郡公爵进行过科学项目合作的人，是跟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汤姆逊先生就科学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的人，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与当地的朋友合资建立汽车工厂、轮胎工厂的人”。周围众人脸上从开始的疑惑变成惊讶再变成震撼，然后又隐藏着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时，一只手从人群中举了起来。
“我是《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从您完美无缺的外语中可以听出来您应该是一位去过文明世界、了解文明世界的中国绅士。可是正像您说的，您为什么要此时此刻来此地呢？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吗？”显然这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了解不少中国文化。
“泰晤士报的记者吗？很凑巧，我认识您的一位同事莱昂奈尔-詹姆士先生”。
“哦，没错，莱昂奈尔跟我挺熟的，我俩之前一起采访过南非的战斗。他跟我说起过跟一位中国幸运儿在赛马场一起赢过钱”。
“哦，东萨塞克斯郡Lewes Racecourse赛马场”，王月生笑道，“他是个机灵的家伙”。
也许是听到久违的西方生活小细节，也许是因为自己身边人跟这位陌生人找到了交集，在场所有人似乎都一下松弛了下来。各种声音和语言纷纷抛了过来：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那些中国人要杀死我们所有人吗？”
“我们的军队什么时候到来？”
......
王月生伸手向大家做了个安静的手势，声音慢慢小了下来。王月生道，“抱歉，各位，很多事情不是我这样一个中国偏远地区的普通商人能够知道并且回答的，尤其是我也是得知中国华北的危险信号后匆忙赶回来。我可以不吹嘘地说，我可能在世界上所有人之前，包括当时就身处中国的各位之前，甚至在中国的领导者和这次运动的众多参与者之前，就意识到了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一年前的去年7月中旬，人在莫斯科。从莫斯科到中亚，经西域和中国西部的戈壁沙漠崇山峻岭，历时整整一年，方于前日夜间到达北京。而今天就冒着被众位开枪击杀在街垒前的风险，隐身于义和团民之中向各位的枪口冲锋”。说着，肩头伤口一疼，不禁咧了咧嘴。旁边早有英国使馆医生dr. poole上前为其包扎。王月生点头致谢，接续道，
“我今日冒死前来，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平民能够给予的最大帮助。我知道大家可以理解，如果我一年前，不，甚至一个月前，向在座诸位，或者各位国家的外交部门发出预警，不会有人相信，甚至会对一个中国普通商人的信息置之不理。但我还是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
说着，王月生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走上前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明恩溥把纸张交给一旁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的几位公使看，见上面是几个地址，分别在俄国使馆花园的假山某处、北堂（西什库教堂）某忏悔室角落地下、英国使馆和法国使馆的洗衣房某处地下。几人低声吩咐了几句，旁边有人飞快离开。
过了一会，好几拨人都兴冲冲地跑了回来，怀里大包小包，兴奋地说，“各位，都是药，正经的上好的西药，疗伤的、治疗疟疾的、退烧的、杀菌的，全都有。还有好多食物。我们拿不动”。大家都激动地看向王月生，却发现他已经伤累交加、听到好消息精神放松之下，昏迷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