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巴丹半岛的丛林里，眼瞅着手底下那帮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的美菲联军是回天乏术了，只能在罗斯福总统的死命令下，怀着“我还会回来”的悲壮誓言，搭上鱼雷快艇，脚底抹油溜去了澳大利亚。剩下的几万盟军将士，在温莱特将军的指挥下，又苦苦支撑了一阵子，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全军覆没、举手投降的命运。巴丹死亡行军的惨剧，更是给美国人心里，又添了一道深深的伤疤。
这一回，咱们把目光转向亚洲大陆的西南边缘——印缅战线，看看那场同样惊心动魄、但更显悲壮的拉锯战，是如何打响的。
缅甸这地方，它就像一个楔子，深深地楔入了中南半岛的西部。往东，它与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当时已被日本控制）接壤；往北，它与中国的云南省山水相连；往西，则与英属印度的东北部门户阿萨姆邦隔着崇山峻岭。这地理位置，简直就是一块天然的战略棋盘，是其“南进”战略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延伸和必然环节。
当时的缅甸连接着中国抗战的最后一条陆上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自从日本占领了越南，切断了中越之间的“滇越铁路”之后，这条从缅甸首府仰光港卸货，通过铁路运至腊戍，再由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越崇山峻岭，最终抵达中国昆明的运输线，就成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从外部获得军事援助和战略物资的“生命线”（虽然这条线运输能力也有限，而且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只要把滇缅公路给掐断了，那困守在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中国军队，就等于被彻底孤立起来，早晚得因为弹尽粮绝而崩溃。这是日本人打的第一个如意算盘。
其次，占领缅甸，可以极大地巩固日本在泰国、马来亚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已占领地区的侧翼安全，形成一个更稳固的“战略后方”。
再者，缅甸本身也拥有一定的战略资源，比如石油（虽然产量不如荷属东印度）、柚木、大米等等，对日本来说，也是聊胜于无的补充。
更长远的看，如果日军能够成功占领整个缅甸，那么他们的兵锋就可以直接威胁到英属印度的东北门户！英属印度，那可是大英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也是英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和兵源、物资供应地。一旦印度受到威胁，英国必将手忙脚乱，不得不从其他战场（比如中东、甚至欧洲本土）抽调更多的兵力来保卫印度，这将极大地分散英国的军事力量，牵制其在整个二战全局中的战略部署。
所以啊，对于当时的英、中、美三方来说，缅甸的战略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滇缅公路，对中国来说，那是名副其实的“抗战输血管”，是最后一口“氧气”。
英军，则必须死守缅甸，把它作为保卫印度的“东方屏障”，一旦缅甸失守，印度危矣，整个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基础都可能动摇。
而美国呢？虽然在1942年初，它在太平洋上还处在手忙脚乱的战略防御阶段，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应对日本海军的攻势和稳定西南太平洋的防线上，但它也高度关注着远东大陆的局势。中国战场能否坚持下去，直接关系到它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的战略部署。如果中国垮了，那日本就可以腾出手来，将其数百万陆军主力投入到其他战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支持中国继续抗战，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就这样，缅甸这个看似偏远的热带丛林国家，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一下子就成了1942年初，亚洲战场上各方势力激烈角逐的又一个“血肉磨坊”。
负责执行进攻缅甸任务的，是日本陆军的第15军，司令官是饭田祥二郎陆军中将。这位饭田将军，在日本陆军中也算是个比较有经验的指挥官，虽然名气可能不如山下奉文那么响亮，但也同样深谙“闪电战”和丛林作战的精髓。
他手底下的第15军，主要由号称“祭兵团”的第33师团（以其在日俄战争旅顺攻坚战中充当“敢死队”的悲壮历史而闻名，战斗意志极其顽强）和“龙兵团”的第55师团（也是一支经历过侵华战争的老牌部队）等精锐部队组成，总兵力大约在3万5千人左右。虽然兵力不算特别多，但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刚刚在泰国尝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甜头，士气正旺。
1942年1月，就在山下奉文的第25军还在马来半岛上势如破竹的时候，饭田祥二郎的第15军，也从刚刚“友好合作”的泰国西部边境地区，兵分两路，向着英属缅甸的南部地区，发动了迅猛的攻势！
战役的推进，基本上是沿着从南到北的仰光—曼德勒—腊戍这条纵贯缅甸全境的铁路和公路干线展开的。日军充分发挥了其在兵员素质、丛林作战经验和空中支援方面的优势，采用多路穿插、侧翼迂回、轻步兵快速突击等多种战术，打得驻守在缅甸的英印军（主要是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差的殖民地部队和少数英国本土部队）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1月下旬，日军攻占了缅甸南部的重要港口土瓦和毛淡棉，切断了英军从海上获得增援和补给的通道。
2月，日军渡过天险萨尔温江，继续向北推进。
3月7日，缅甸首都、也是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仰光，在经历了日军的猛烈轰炸和地面进攻之后，宣告陷落！仰光的失守，对英军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不仅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在缅甸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和补给基地，也使得整个缅甸南部的防线彻底崩溃。
随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沿伊洛瓦底江向北追击，目标直指缅甸中部的重镇曼德勒；另一路则向东北方向，沿着通往中国云南的滇缅公路，向着战略要地东枝和腊戍猛扑过去，企图彻底切断中国的这条“生命线”。
面对日军这排山倒海般的攻势，驻守在缅甸的英印军，可以说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挨打、节节败退的窘境。
日军攻势初起，英印军溃退 (1942年1月至2月)
1942年1月，饭田祥二郎指挥的日军第15军，从泰国西部边境，兵分两路，向缅甸南部发动了突袭。当面之敌，主要是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差的英印殖民地部队和少数英国本土部队。这些部队，不仅对日军的作战特点和丛林战术缺乏了解，而且士气低落，指挥混乱，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凌厉攻势。日军的先头部队，如同热刀切黄油一般，迅速突破了英印军在边境地区仓促建立的防线，一路向北推进。英国驻缅甸总司令胡敦中将，面对日军的凶猛攻势，也是束手无策，只能下令部队边打边退，希望能退守到伊洛瓦底江以西地区，依托天险组织防御。
同古会战（2月至3月）：中国远征军的首次亮相与顽强抵抗
就在英印军全线溃退、仰光危在旦夕的危急时刻，一支来自中国的特殊部队，应英国方面的紧急请求，火速开赴缅甸，加入了保卫这条“国际生命线”的战斗。他们，就是后来名震中外的——中国远征军！
早在1941年底，中英两国就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约定一旦日本进攻缅甸，中国将派兵入缅协同英军作战。现在，承诺兑现的时刻到了。
1942年2月，由杜聿明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主力（包括当时中国装备最好、训练也相对精良的第200师、新编第22师等）作为第一批入缅部队，日夜兼程，沿着滇缅公路，开进了缅甸中部的战略要地同古。
同古，位于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和公路干线上，是阻止日军北上的一个重要屏障。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奉命在同古一线组织防御，掩护正在溃退的英印军，并迟滞日军的进攻。
从3月中下旬开始，日军第55师团主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同古地区的中国远征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中国守军虽然在兵力、火力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而且是异国作战，对地形也不熟悉，但他们凭借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同古城内和周边的阵地上，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昼夜不绝。中国士兵们依托着简陋的工事，用集束手榴弹、迫击炮甚至血肉之躯，与日军的坦克和步兵进行着反复的争夺。戴安澜将军亲临火线，在此期间，亲自下达一道命令，极大鼓舞了部下的士气：
“自我一下，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他要确保部队在他倒下后依然能坚持到底。
中国远征军作战虽然英勇，但最终因为伤亡过大、侧翼暴露、以及英军未能按计划提供有效支援等原因，被迫在3月底放弃同古，向北撤退。但他们在这场战斗中，以劣势兵力顽强抵抗了日军精锐师团十多天的猛攻，毙伤日军数千人（日军自称伤亡一千余人，但中方估计远不止此），有效迟滞了日军北上的速度，也为后续入缅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如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等）争取了宝贵的集结和部署时间。更重要的是，中国远征军在同古的英勇表现，向全世界（特别是那些还对中国军队战斗力抱有怀疑的盟国）证明了，中国军人，是敢于而且能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正面硬撼的！这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上的第一次亮相，虽然结局是撤退，但虽败犹荣！
中国远征军全面介入，多线救火，但败局难挽：
同古失守后，缅甸战局急转直下。英印军的防线进一步崩溃，日军势如破竹，继续向北、向东北方向快速推进。
为了挽救危局，已经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后续部队（包括甘丽初指挥的第六军、张轸指挥的第六十六军等），被迫在极其被动和混乱的情况下，沿着滇缅公路、中缅铁路（当时还在修建中，并未完全通车）以及伊洛瓦底江沿岸等多个方向，仓促投入战斗，试图堵截日军的攻势，或者救援那些被日军分割包围的英印军部队。
然而，此时的缅甸战场，对盟军来说，已经是“无险可守，无兵可用，无计可施”的绝境了。中国远征军虽然英勇善战，但他们毕竟是客场作战，对缅甸那复杂的地形、湿热的气候、以及肆虐的各种热带疾病（如疟疾、痢疾等）都极不适应。后勤补给也极其困难，很多时候，连基本的粮食和弹药都难以保障。更要命的是，盟军内部（中英之间，甚至中国军队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在指挥协同、战略部署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摩擦，难以形成真正的合力。
4月上旬，远征军一部在缅甸北部掸邦高原的重要交通枢纽东枝，与日军第56师团（这支部队以山地作战见长，战斗力强悍）发生激战。远征军一度坚守住了阵地，但最终因为侧翼被日军穿插迂回，后路受到威胁，被迫放弃东枝，继续向北撤退。
整个4月份，中国远征军就像一个疲于奔命的“救火队员”，在缅甸中北部那广阔而又陌生的战场上，东西驰援，南北转战，虽然也打了一些局部的胜仗，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个战局的颓势。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装备精良、战术灵活的日本侵略军，更有那无处不在的丛林、泥沼、疫病以及日益临近的雨季……
仁安羌大捷——黑暗中的一抹亮色
就在缅甸战场上一片愁云惨雾、盟军节节败退的时候，一场由中国远征军独立完成的、堪称奇迹般的救援行动，却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给绝望中的盟军带来了一丝久违的振奋和希望。这就是后来名扬中外的——仁安羌大捷！
1942年4月中旬，大约7000多名被切断退路的英军（主要是英缅第一师和第七装甲旅的残部）及其家属、随军记者等，被日军第33师团的一部分兵力，死死地包围在了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仁安羌油田地区。这批英军，弹尽粮绝，水源断绝，又处在日军的炮火威胁之下，随时都有被全歼或渴死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英军指挥官斯利姆将军，这位爷后来可是英军在缅甸战场反攻的灵魂人物）心急如焚，向中国远征军发出了十万火急的求救信号。
接到求救命令的，是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是孙立人将军。孙立人，这位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深受西方军事思想影响的儒将，临危受命，果断决定，派遣其麾下最精锐的第113团（团长刘放吾上校），星夜兼程，火速驰援仁安羌！
第113团的官兵们，在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以惊人的速度向仁安羌油田地区急行军。他们赶到战场后，立刻向包围英军的日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反击！中国士兵们作战极其勇猛，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和反复冲杀！
经过两天两夜的浴血奋战，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之后，孙立人指挥的第113团，硬是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灵活的战术，成功地击溃了当面之敌（日军一个加强大队），打开了一个缺口，将被围困数日的7000多名英军官兵和500多名西方侨民、记者等，安全地解救了出来！
仁安羌大捷，虽然在整个缅甸战役的全局中，可能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局部战斗，但其意义却非同小可！这是中国远征军在入缅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也是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它不仅极大地提振了当时已经跌入谷底的盟军士气，也让那些曾经对中国军队战斗力抱有偏见的西方盟国，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中国军人的英勇善战和牺牲精神。孙立人和他的新38师，也因此一战成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成为了中国军队参与国际反法西斯合作的一个重要象征。
腊戍会战——退路断绝，缅甸失守
仁安羌的胜利喜悦尚未完全散去，缅甸战场的整体局势，却依然在向着对盟军越来越不利的方向发展。
日军在占领了缅甸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之后，并没有满足。他们兵分几路，继续向北、向东北方向猛攻，其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彻底切断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一条陆上大动脉——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的缅甸境内终点站，是位于缅北掸邦高原的重要交通枢纽——腊戍。这里不仅是铁路的终点，也是公路运输的起点，更是中国远征军赖以获得国内补给和与后方联系的关键咽喉。一旦腊戍失守，滇缅公路就将被彻底切断，中国远征军的退路也将受到严重威胁。
1942年4月下旬，日军第56师团等精锐部队，在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之后，向着腊戍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驻守在腊戍及其周边的中国远征军部队（主要是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的一部分），虽然也进行了抵抗，但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4月29日，腊戍宣告陷落！
腊戍的失守，对整个缅甸战局来说，是一个致命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的“生命线”，被日本人彻底掐断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陆路联系，至此完全中断（除了后来那条更加艰险的“驼峰航线”）。部署在缅甸境内的数十万中国远征军、英印军以及大量的华侨和难民，一下子就陷入了前有日军追击、后无退路、三面被围的绝境之中！有组织的撤退，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曼德勒与八莫——绝地撤退前的挣扎
腊戍失守后，缅甸战场的形势已经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盟军的防线彻底崩溃，部队建制被打乱，指挥系统失灵，到处是溃兵和难民。
在缅甸中部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英印军依托着这里作为中缅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曾试图组织防御，但最终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迫放弃城市，继续向北撤退。
残余的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部队，在杜聿明、史迪威（当时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缅美军司令）等人的指挥下，开始向缅甸北部的八莫地区集结，希望能在这里组织起最后一道防线，或者至少能为后续的撤退争取一些时间。
5月初，日军也追击到了八莫一线。双方在八莫周边地区，再次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但此时的盟军，早已是强弩之末，缺衣少食，弹尽粮绝，士气低落，根本无法与士气正旺、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有效的对抗。八莫的防线，也很快就被突破。
悲壮撤退：惠通桥断后与野人山惨剧
缅甸全境的失守，已经无可挽回。摆在残余的数万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从日军的重重包围和追击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撤回中国境内或者印度。
撤退的道路，主要有三条：
一路，是沿着伊洛瓦底江河谷向北，进入缅北克钦邦那片被称为“野人山”的、方圆数百里的原始热带雨林地区，然后翻越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进入中国云南。这条路，路途最远，也最艰险，但也是当时杜聿明率领的远征军主力选择的撤退路线。
另一路，是由孙立人将军率领的新38师等部队，在完成了仁安羌解围任务后，因为与主力失去联系，被迫向西撤退，最终进入了英属印度境内。这条路相对安全一些，但也同样充满了艰辛。
还有一路，则是滞留在缅甸南部的一些零散部队和华侨难民，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小道，向东或向北突围，但大部分都未能成功。
其中，最为惨烈、也最为后人所铭记的，无疑是杜聿明率领的远征军主力，那场穿越“野人山”的死亡大撤退！
“野人山”，那可不是一般的山林，那是一片真正的“绿色魔窟”！那里山高林密，瘴气弥漫，毒蛇猛兽出没，根本就没有路！再加上正值缅甸的雨季，连绵不断的暴雨使得山洪频发，道路（如果还能称之为路的话）泥泞不堪，寸步难行。数万名中国远征军官兵、伤病员以及随军的家属和难民，就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开始了他们长达数月之久的死亡行军。
饥饿、疾病（疟疾、痢疾、霍乱、脚气病……）、疲惫、绝望……无情地吞噬着这些曾经英勇的战士的生命。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靠吃树皮、草根、野果甚至观音土充饥，最终活活饿死。很多人因为感染了各种疾病，又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在高烧和痛苦中死去。还有很多人，在翻越陡峭的山崖、或者渡过湍急的河流时，失足坠落，或者被山洪卷走。更有甚者，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无休止的折磨和绝望，选择了自杀……
在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参战兵力约为9万人。根据战后统计和各方史料汇总，这次远征的损失极为惨重：
阵亡人数：约人
负伤人数：约人
野人山丛林撤退中失踪或病亡：约人
总减员人数：超过人，占部队总数的近一半。
其中，丛林撤退造成的非战斗性减员尤为严重，是整个战役的最大悲剧之一。大量士兵因疟疾、痢疾、饥饿、失温或迷失方向在野人山中丧生，留下极为惨痛的历史记忆。
就在远征军主力在野人山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负责断后任务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在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掩护主力撤退的过程中，不幸身负重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的部下们抬着他，艰难地向国内转移。但终因伤势过重，又缺乏有效的医疗救治，这位在同古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血将军，最终在缅北的茅邦地区（靠近中缅边境），壮烈殉国，时年仅38岁！在牺牲之前，戴安澜命人将自己从担架上抬起来，穿上军服，面向祖国方向，并高喊：反攻！
戴安澜将军的牺牲，在当时举国震动，蒋介石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也为他题写了挽词，称其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其英雄事迹，至今仍在中华大地传颂。
而在中缅边境线上，为了阻止日军的追击，保障大部队能够安全撤回国内，杜聿明将军在万般无奈之下，下达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命令——炸毁横跨在怒江天险之上、连接中缅两国的最后通道——惠通桥！
1942年5月5日，随着一声巨响，这座曾经承载了无数抗战物资和希望的钢索吊桥，在浓烟和烈火中断裂，坠入了波涛汹涌的怒江之中。惠通桥的炸毁，虽然有效地阻止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追击，但也使得一部分未能及时过桥的远征军官兵和难民，被永远地困在了缅甸的丛林之中，他们的命运，也大多是凶多吉少。
至此，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极其惨痛的失败而告终。
随着缅甸的全面陷落，日本的“帝国长臂”，已经伸到了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缘。残余的英印军部队，被迫后撤到印缅边境的阿萨姆平原地区，依托着布拉马普特拉河等天然屏障，重新构筑防线，准备抵挡日军可能对印度本土发动的进攻。
此时的英属印度，局势也变得异常动荡和微妙。
一方面，日本人的“胜利”和“亚洲人的亚洲”的宣传口号，在印度国内，也确实忽悠了一些人。特别是那些长期致力于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激进派人士，比如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他曾是国大党的重要领导人，后来因为与甘地政见不合而出走，并寻求与轴心国合作来争取印度独立），更是将日本视为“解放印度”的希望所在。在日本人的支持和策动下，鲍斯在东南亚组织起了一支由印度战俘和当地印度侨民组成的“印度国民军”，打着“打倒英国殖民统治，建立自由印度”的旗号，准备配合日军，向印度本土发动进攻。
但另一方面，日军在缅甸的残暴行径和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也让很多印度人看清了其“解放者”的虚伪面目。更重要的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虽然不得人心，但它毕竟经营多年，根基深厚，依然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英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安抚印度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呼声，争取他们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丘吉尔甚至派出内阁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前往印度，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等主要政治派别进行谈判，许诺在战后给予印度更多的自治权甚至独立地位（虽然这些谈判最终因为双方分歧过大而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就连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曾以“亚洲同胞”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劝说丘吉尔，希望英国能更开明一些，给予印度更多的政治权利，以稳定后方，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英国虽然在缅甸惨败，但其在印度的统治根基尚在，并且开始在阿萨姆平原地区重新集结和整训部队，准备未来的反攻。而中国方面，虽然滇缅公路被切断，但并没有放弃抵抗。在美国的帮助下，一条更加艰险、也更具传奇色彩的空中补给线——“驼峰航线”——开始悄然酝酿和投入运营。
这条航线，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比如汀江、查巴、杜姆杜马等地）起飞，需要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包括横断山脉等一系列平均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高山峻岭），以及气候极其恶劣、气流极其复杂的“死亡空域”，最终抵达中国西南部的云南昆明、呈贡等地。
这条航线不仅飞行高度极高（很多时候需要在七八千米以上才能避开山峰和恶劣气流），而且沿途缺乏有效的导航设施和备降机场，天气变化莫测，经常遭遇强烈的上升气流、下降气流、乱流、结冰、雷暴等危险情况。再加上日本战斗机时不时的袭扰，使得在这条航线上飞行，简直就是一场与死神掰手腕的赌博！
据战后统计，在“驼峰航线”运营的三年多时间里（1942年–1945年）：
共损失运输机超过600架。
遇难飞行员与机组人员超过1500人。
平均每架飞机飞一次驼峰的死亡风险接近3%。
部分航段的坠机率甚至高达10%。
由于大量坠毁的飞机散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群山与峡谷之中，阳光下常能看到铝制机翼与残骸在雪地中反光，因此这条航线又被称作“铝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充满了死亡和艰险的空中走廊，在美国陆军航空队空运总队和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其中也包括“飞虎队”出身的美籍飞行员）共同努力下，硬生生地架起了一条生命通道。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这条航线累计向中国运送了超过65万吨战略物资，包括飞机零件、汽油、军火、药品、粮食、甚至一整套美式汽车组装流水线。
它虽然运量有限、代价高昂，但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它却如同一根脆弱却坚韧的“空中输血管”，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战场注入了宝贵的生命力，也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历史丰碑。
就在日本占领缅甸之后，准备继续西进攻打英属印度的时候，东京方面一度野心勃勃，甚至打算在孟加拉湾与英国海军一决雌雄。但就在这时，一件突如其来的“小事”，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脸上——那就是，1942年4月，一支前所未有的美军轰炸机编队，悄然飞越太平洋，闯进了日本的“国门”，在白昼之下空袭了东京！
此举一下让日军战略方向发生了改变，让英军在东南亚压力骤降。也因此，东南亚战场也迎来了一段相对比较长的平静期。
这场轰炸规模虽小，却在战略和心理层面引发了巨大的震荡。日本高层如梦初醒，意识到本土并非坚不可摧，西进的野望顿时冷却，转而将目光投向如何巩固本土防御，压制美军反攻的跳板岛链——而这场空袭的代号，正是：“杜立特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