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讲到，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宫里是“大权独揽，说一不二”，通过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扫除”，把那些敢跟他叫板的、或者他瞅着不顺眼的“老伙计”、“小兄弟”们，基本都给“物理超度”或者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种土豆”去了。整个苏联，从上到下，都笼罩在他那“慈父”的“特殊关怀”之下，人人胆战心惊，只剩下高呼“斯大林乌拉”这一种声音。
这国内算是“安定团结”了（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斯大林这心里啊，一点也不踏实。自家后院虽然打扫干净了，可院子外头，那可是群狼环伺，危机四伏啊！
虽然1939年跟斯大林签了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一块儿分了波兰，俨然一副“好哥们儿，有肉一起吃”的架势。但这两位“老狐狸”，谁不知道谁啊？那张纸，不过是权宜之计，糊弄鬼的玩意儿。希特勒想的是先稳住东线，腾出手来收拾西边的英法；斯大林想的是争取时间，赶紧扩军备战，顺便在东欧捞点好处。俩人都心照不宣：这“十年有效期”的合约，等哪天用不着了，说撕就撕。
斯大林知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早就把苏联这片广袤的土地，视为日耳曼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把斯拉夫人看作是“劣等民族”，早晚要拿来开刀。而希特勒也明白，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苏联，是他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最大障碍和心腹大患。这两个意识形态的死对头，迟早要有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
所以啊，在希特勒忙着在西线“平A”的时候，斯大林也没闲着。他要趁着这个宝贵的“战略缓冲期”，赶紧在苏联的西部边境线上，建立起一道坚固的“东方防线”，尽可能地把战火挡在国门之外，也为自己争取更多备战的时间。
在琢磨西边那摊子事儿之前，斯大林得先确保自家东边那一大片漫长的边境线别出乱子。那时候，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搞了个伪满洲国，还贼心不死，时不时地就想往北边，也就是苏联的远东地区和外蒙古（当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伸爪子，搞点小动作，试探一下苏联的底线。
您还别说，小日本这胆子还真不小。
1938年夏天，在靠近中苏朝（鲜）边境的一个叫张鼓峰（俄国人叫哈桑湖）的小山包上，日军和苏军就因为一块有争议的领土（其实就是个不起眼的小山头），稀里糊涂地就打了起来。 这就是“张鼓峰事件”（或称“哈桑湖战役”）。一开始，日军仗着人多，还占了点便宜。但斯大林哪能容忍小日本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撒野？立刻调集重兵，飞机大炮坦克一顿猛揍，硬是把日本人给打了回去，还让他们签了个停火协议。这一仗，虽然规模不大，但算是给了日本关东军一个下马威：别惹我，惹毛了，我真打！
日本人挨了一记闷棍，但似乎还没长记性。第二年，也就是1939年夏天（就在苏德快要签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他们又在外蒙古和伪满洲国的边境地区，一个叫诺门罕（蒙古语，也叫哈拉哈河）的地方，跟苏蒙联军干了一票更大的！这次，日本人投入的兵力更多，装备也更精良，一心想找回场子。
斯大林一看，这还了得？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他立刻派出了他手下的一员猛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这位爷后来可是卫国战争中响当当的“救火队长”和“胜利元帅”），带着飞机坦克大炮，去给日本人好好“上一课”。
朱可夫确实没让斯大林失望。他指挥苏蒙联军，在诺门罕地区跟日军打了一场现代化的大规模立体战。苏军的坦克集群、炮兵火力和空中优势，把那些还沉浸在“武士道精神”、“白刃冲锋”幻想里的日本陆军，打得是损失惨重，据说连关东军的精锐师团都给打残了。 这场“诺门罕战役”（或称“哈拉哈河战役”），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役我们放在后面会单独说）。
暂时稳住了东边，斯大林的目光就转向了西边那几个夹在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三个国家，在一战后趁着沙俄帝国崩溃的乱局，好不容易才获得了独立。但它们的独立地位，在两个强大的邻居面前，实在是太脆弱了，就像三只瑟瑟发抖的小羊，随时都可能被狼或者熊给叼走。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那份见不得光的《秘密附加议定书》里，早就把这三个小国划归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现在，希特勒正在西边忙着跟英法“联欢”，斯大林觉得，是时候把这几个“到嘴的肥肉”给吞下去了。
他没有像对待芬兰那样直接动武（毕竟这仨小国加起来的军事实力，还不够红军塞牙缝的），而是玩起了更“文明”、也更阴险的“和平演变”的把戏。
第一步：签“互助条约”，请君入瓮。 1939年秋天，就在波兰被瓜分之后，苏联分别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发出了“友好邀请”，要求它们与苏联签订所谓的“互助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允许苏联在这三个国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驻扎红军部队。面对苏联红军黑洞洞的炮口和陈兵边境的强大压力，这三个小国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捏着鼻子，含着眼泪，在条约上签了字。 苏联的军队，就这样“合法地”开进了波罗的海三国。
第二步：制造“危机”，扶植傀儡。 到了1940年夏天（那时候法国已经快不行了，希特勒的注意力都在西线），斯大林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开始指责波罗的海三国政府“违反互助条约”、“进行反苏活动”、“组织反苏军事同盟”。紧接着，苏联向这三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它们改组政府，允许更多的苏军进入。
在苏联的武力威胁和政治压力下，波罗的海三国的合法政府被迫垮台。取而代之的，是在苏联“指导”下成立的、由当地亲苏分子组成的“人民政府”。
第三步：“人民的选择”，并入苏联。 这些新上台的“人民政府”，一上台就干了三件事：宣布本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举行“议会选举”（当然，候选人基本都是共产党或其外围组织推举的，选举过程也毫无公正可言）；最后，新当选的“苏维埃议会”一致通过决议，请求“自愿加入”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大家庭！
1940年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欣然接纳”了这三个“兄弟共和国”的“请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就这样“和平地”、“自愿地”并入了苏联版图，变成了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 这场“和平演变”的戏码，演得真是滴水不漏，既达到了吞并的目的，又在表面上维持了“自愿加入”的假象。可怜这三个刚刚独立了二十多年的小国，就这样再次失去了主权，重新回到了“老大哥”的怀抱，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苏联统治时期。
搞定了波罗的海三国，斯大林的目光，又投向了北边那个倔强的邻居——芬兰。
芬兰这个国家，跟俄国的历史渊源也是剪不断理还乱。它曾经是沙俄帝国的一个大公国，一战后才获得独立。芬兰人对俄国（无论是沙俄还是苏俄）都充满了警惕和不信任。
斯大林为啥非要跟芬兰过不去呢？主要还是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 苏联的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离芬兰边境实在是太近了，直线距离也就三十多公里！这意味着，一旦有敌对势力（比如德国）利用芬兰作为跳板，列宁格勒这个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随时都可能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这让斯大林如鲠在喉，寝食难安。
于是，在1939年秋天（瓜分波兰、逼迫波罗的海三国签订互助条约之后），苏联向芬兰提出了一系列领土和安全要求，主要包括：
割让卡累利阿地峡的一部分领土给苏联，将苏芬边界向西北方向后推几十公里，以扩大列宁格勒的防御纵深。
将芬兰湾内的一些岛屿（如苏尔萨里岛）割让或租借给苏联，以加强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
将芬兰北部的雷巴契半岛的一部分割让给苏联。
允许苏联在芬兰西南部的汉科半岛建立海军基地，租期30年。
作为“补偿”，苏联也提出，可以将苏联境内东卡累利阿地区的一部分（面积比芬兰要割让的土地大不少，但大多是些鸟不拉屎的地盘）划给芬兰。
这些要求，在苏联看来，可能是“合理的”、“必要的”，是为了保障自身安全的“防御性”措施。但对芬兰来说，这简直是赤裸裸的领土勒索和主权侵犯！特别是卡累利阿地峡，那里不仅有芬兰经营多年的坚固防线（曼纳海姆防线），也是芬兰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区。汉科半岛更是扼守芬兰湾入口的战略要地。芬兰人觉得，一旦答应了这些条件，就等于把国家的脖子送到了苏联人手里，以后就得任人宰割了。
芬兰政府虽然也知道自己跟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实力悬殊，但他们骨子里那股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劲儿上来了！在外交元老巴锡基维和后来的战时领袖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元帅等人的主导下，芬兰政府虽然也进行了多轮谈判，表示愿意在某些次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在核心的领土和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
谈判，最终破裂了。
斯大林一看，软的不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他可能觉得，芬兰这么个弹丸小国，人口不过三四百万，军队也就十几万人，武器装备更是简陋不堪，跟苏联红军比起来，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只要红军大兵一到，芬兰人还不乖乖地举手投降？他甚至可能都没把芬兰当成一个真正的对手，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武装游行”，顶多几周就能解决战斗。
为了给动武找个借口，苏联方面还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计”。1939年11月26日，苏联宣称，在靠近苏芬边境的麦尼拉村遭到了来自芬兰方面的炮击，有数名苏军士兵伤亡。 这就是所谓的“麦尼拉炮击事件”。芬兰方面坚决否认是自己开的炮，并要求双方联合调查。但苏联根本不给芬兰辩解的机会，立刻以此为借口，宣布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11月30日，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苏联红军兵分几路，向芬兰发动了全面进攻！ “冬季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初期，苏联红军的指挥官们，和斯大林一样，都充满了盲目的乐观。他们以为，凭借着在飞机、坦克、大炮和兵力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可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迅速击溃芬兰军队，几天之内就能在赫尔辛基检阅部队。
然而，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芬兰军队虽然人少枪破，但他们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战争爆发时，正是芬兰酷寒的冬季。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深可及膝的积雪，对习惯了在温暖地区作战、准备不足的苏军来说，简直是噩梦！苏军的坦克、汽车在雪地里寸步难行，士兵冻伤严重，武器装备也经常失灵。而芬兰士兵则穿着白色的伪装服，踩着滑雪板，在林海雪原中来去如风，如鱼得水。
地利：芬兰的地形，湖泊、森林、沼泽密布，道路稀少，根本不适合苏军那种大规模、机械化的集团作战。而芬兰军队则巧妙地利用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尤其是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海姆防线”），层层设防，节节抵抗。
人和：面对强大的侵略者，芬兰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保家卫国的战斗意志极其顽强！他们熟悉地形，擅长滑雪和射击，每个人都成了保卫家园的战士。芬兰军队还创造性地运用了“莫洛托夫鸡尾酒”（就是土制燃烧瓶，据说名字就是为了讽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等简易武器，给苏军坦克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更让苏军头疼的是芬兰狙击手，他们穿着白色伪装服，神出鬼没，枪法精准，给苏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人员伤亡，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号称“白色死神”的西蒙·海耶，据说他一个人就干掉了五百多个苏军！
芬兰军队还发明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专门对付苏军那种沿着狭窄公路行军的纵队——那就是着名的“柴堆战术”。他们先用小股部队袭扰苏军行军纵队的两翼和后方，切断其补给线，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将苏军分割包围成一个个孤立的“柴堆”，再逐个歼灭。被围困在冰天雪地里的苏军，缺衣少食，弹尽粮绝，最终往往只能在绝望中被消灭或俘虏。
苏军的进攻，在芬兰军队的顽强抵抗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尤其是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星期里，红军损失极其惨重，伤亡人数触目惊心，武器装备也丢弃无数。那些曾经在演习场上耀武扬威的红军指挥官们，在芬兰的雪原上，被芬兰的“蚊子”（芬兰人对那些神出鬼没的小股游击部队的戏称）给叮得满头包，狼狈不堪。
苏联红军在冬季战争中的拙劣表现，震惊了全世界！ 人们原以为，这个拥有数百万大军、号称“红色巨人”的苏联，对付一个小小的芬兰，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结果却打成了这个熊样！这不仅让苏联的国际声望一落千丈（国际联盟甚至因此开除了苏联的会籍），更让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对苏联红军的真实战斗力产生了严重的高估。
当然，斯大林也不是傻子。战争初期的惨败，让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撤换了指挥不力的前线将领（比如伏罗希洛夫就被解除了部分指挥权），任命了更有能力的谢苗·铁木辛哥元帅接管指挥。同时，苏联也开始认真起来，调集了更多的兵力（总兵力增加到近百万），集中了更强大的炮火和空军力量，改变了战术打法，不再盲目轻敌，而是稳扎稳打，重点攻击。
到了1940年2月，经过重新部署和充分准备的苏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对曼纳海姆防线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这一次，苏军凭借着在炮火和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突破了芬兰军队的防线。
芬兰虽然仍在顽强抵抗，但毕竟国小力微，资源有限，外援也基本指望不上（英法虽然口头上支持，但实际援助少得可怜）。面对苏军源源不断的攻势，芬兰知道，再打下去，国家就有可能彻底覆灭。
最终，在1940年3月12日，芬兰被迫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和平条约。根据条约：
芬兰被迫割让了整个卡累利阿地峡（包括芬兰第二大城市维堡）、拉多加湖西岸和北岸地区、芬兰湾内的一些岛屿、以及北部的雷巴契半岛的一部分。
芬兰还将汉科半岛租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租期30年。
芬兰失去的领土，比苏联在战前谈判中要求的还要多！ 这场战争，芬兰虽然保住了国家的独立，但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那么，双方的伤亡情况如何呢？
苏联方面：据战后（苏联解体后）公布的相对可信的数据，苏军在冬季战争中阵亡、失踪、被俘的人数高达约12万至17万人（甚至有更高的估计），受伤人数更是多达20多万！此外，还损失了大量的坦克、飞机和各种武器装备。对于一个军事大国来说，在对付一个小国时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实在是令人汗颜。
芬兰方面：芬兰军队阵亡约2万5千人，受伤约4万多人。平民也有伤亡。虽然损失也很大，但相比苏联，芬兰人用较小的代价，给侵略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这场持续了105天的“冬季战争”，最终以苏联的“惨胜”而告终。苏联虽然在领土上达到了最初的战略目标（甚至超额完成），但其军事声望却跌入了谷底。
冬季战争中红军的拙劣表现，像一盆冰水，狠狠地浇在了斯大林和苏联军事领导层的头上。他们终于（或者说，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刚刚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红军，其内部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问题！
指挥员素质低下： 大批富有经验的优秀指挥员在清洗中被杀害或关押，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虽然“政治可靠”但军事才能平庸、缺乏实战经验的“速成”干部。他们在战场上指挥僵硬，墨守成规，根本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复杂要求。
战术思想落后： 红军的战术思想还停留在内战时期的“人海冲锋”阶段，对装甲兵、空军的协同作战，对冬季作战的特殊要求，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
武器装备问题： 虽然苏联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新式武器，但很多部队装备的还是老旧的武器，而且缺乏有效的维护和保养。冬季作战的特种装备（如白色伪装服、滑雪板、防冻润滑油等）也严重不足。
官僚主义和虚报浮夸： 军队内部弥漫着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训练水平低下，战备松懈。为了迎合上级，虚报战绩、掩盖问题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痛定思痛，斯大林也知道，再这么下去，别说跟德国打了，恐怕连自身的安全都成问题。于是，在冬季战争结束后，他开始对红军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撤换庸才，启用干将： 像铁木辛哥这样在冬季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将领得到了重用。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开始意识到，那些被他关进监狱或劳改营的“军事专家”和有经验的指挥员，可能比那些只会喊口号的“政治完人”更有用。于是，他开始下令，陆续释放了一批在押的、被认为“有价值”的红军军官。
这其中，就有一些日后在卫国战争中名声大噪的将领。比如罗科索夫斯基，这位未来的苏联元帅，波兰裔的红军将领，在1937年大清洗中被诬陷为“波兰和日本间谍”，遭到逮捕并受到严刑拷打（牙齿都被打掉了好几颗）。他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多，直到1940年3月，也就是苏芬战争刚刚结束、斯大林开始反思军队问题的时候，才在铁木辛哥等人的力保下被释放出来，并官复原职（虽然身上还背着“处分”）。还有像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这位在苏芬战争初期指挥第七集团军因表现不佳被撤职，战后虽然一度重新被启用，但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又因为莫名其妙的“叛国罪”被逮捕，同样遭受了酷刑。幸运的是，战争的爆发让他很快就被释放出来，并被派往前线指挥作战，后来也成为了苏联元帅。
当然，这种“手软”和“释放”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完全是出于斯大林个人的实用主义考量，绝不意味着他对大清洗政策本身有任何的“忏悔”或“否定”。更多的人，则永远地消失在了古拉格的冰雪之中。
加强训练，改进战术： 红军开始认真总结冬季战争的经验教训，加强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改进战术条令，重新重视诸兵种协同作战和冬季作战的特殊要求。
恢复军衔，整顿纪律： 为了提升指挥员的权威和军队的正规化水平，1940年5月，苏军恢复了将官军衔制度（之前只有职务称呼），并加强了军队的纪律建设。
尽管采取了这些补救措施，但大清洗对红军造成的深层创伤，远非一朝一夕就能弥补的。指挥体系的断层，优秀人才的流失，以及军队内部弥漫的恐惧和不信任气氛，都将在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中，让苏联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但在这场苏芬战争的背后，有一个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