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咱们说到，法国战败投降，这个在一战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法兰西英雄贝当元帅选择了屈辱的合作当了“法奸”，整个国家似乎都陷入了黑暗。但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一个高大的身影，毅然决然地飞往了伦敦，准备点燃反抗的火种。他就是夏尔·戴高乐。
这位在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将军，是如何在法国崩溃的时刻，挺身而出，扛起“自由法国”这面大旗的呢？他跟法国高层那些大佬们，又有着怎样复杂的过往？这一回，咱们就来聊聊这位性格孤高、意志如钢的将军——戴高乐。
夏尔·戴高乐，1890年出生在法国北部里尔一个信奉天主教、充满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氛围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爹亨利·戴高乐，是个历史和文学教授，更是一位亲身参加过1870年普法战争的老兵。在那场让法国割地赔款、丧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屈辱战争中，老戴高乐先生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目睹了法军的溃败和国家的耻辱。
这种家国情怀和对德国的警惕，可以说是从小就刻在了小戴高乐的骨子里。 耳濡目染之下，小戴高乐从小就对军事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似乎天生就带着一种忧郁、高傲，还有点“救世主”情结。在他年仅15岁的时候，这小子就写了一部幻想小说，在故事里，他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戴高乐将军”，率领着20万法军，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打败了德国侵略者，拯救了法兰西！ 瞧瞧，小小年纪，这“志向”就不是一般的大！他似乎早就把自己的人生，和法兰西的命运给捆绑在了一起。
怀揣着这份报国之心，年轻的戴高乐没走他爹那条教书育人的路，而是选择了投笔从戎。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他成功考入了被誉为“法国西点军校”的——圣西尔军校，这可是当时法国陆军军官的摇篮。
进了军校，戴高乐那“与众不同”的劲儿就更明显了。那时候，军校里最时髦、最受追捧的是啥？是骑兵！跨上高头大马，挥舞着马刀冲锋陷阵，那叫一个威风凛凛，帅气逼人！可戴高乐偏偏对这些不感冒，他一门心思地钻研起了当时还不太受重视的炮兵战术和步兵协同。 他觉得，未来的战争，光靠骑兵那点冲击力是不够的，得靠火力和步兵协同。
他这些想法，在当时以骑兵为荣、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军校里，自然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再加上他本人性格又比较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天生带着点距离感， 也不太擅长跟同学们搞关系、拉帮结派。所以啊，他在军校里朋友不多，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图书馆里啃书本、研究战史，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活脱脱一个“学霸”加“孤狼”的形象。
不过，“怪才”归“怪才”，学习成绩是实打实的。三年后（1912年），戴高乐以优异的成绩从圣西尔军校毕业。
毕业之后，戴高乐被授予少尉军衔（后来在一战前晋升为中尉），分配到了驻扎在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他军旅生涯中第一位、也是对他影响至深的一位“贵人”。
谁呢？就是时任第33步兵团团长的菲利普·贝当上校！
那时候的贝当，还不是后来那个饱受争议的维希政府首脑，而是一位治军严谨、颇具威望、在军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对这个身材高大、思想独特、虽然有点“刺儿头”但才华横溢的年轻下属戴高乐，是颇为赏识的。贝当经常在军事会议上点名让戴高乐发言，甚至还引用过戴高乐文章里的观点。可以说，贝当是戴高乐早期的“伯乐”和重要的导师。（当然，戴高乐也因为这份“知遇之恩”，对贝当一直心存敬意，直到后来两人因为对待德国的态度而彻底决裂，那是后话）
就这样，年轻的戴高乐，在他的“贵人”贝当的麾下，开始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军旅生涯。他磨练着自己的军事技能，也进一步思考着未来战争的形态。而一场即将席卷整个欧洲的更大风暴，也正在悄然酝酿之中……
好景不长，或者说，考验年轻军官成色的最好“熔炉”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戴高乐和他所在的第33步兵团，自然是第一批被派往前线的部队。打起仗来，这位高个子、平时有点“闷”的年轻军官（此时已晋升为上尉），简直像换了个人！作战极其勇猛，经常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当然，冲得猛，受伤的几率也大。在一战头两年，他就先后三次负伤，小腿中弹、手臂骨折……简直成了战地医院的常客。但每次伤好了，他又嗷嗷叫着重返前线，那股子犟劲儿，谁也拦不住。
真正的“大劫”，发生在了1916年惨烈无比的凡尔登战役中。在一次德军的猛烈进攻中，戴高乐率领他的连队死守阵地，打得异常顽强。激战中，他再次身负重伤（被刺刀捅穿了大腿，还有毒气中毒），当场昏死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德国人的担架上，成了战俘！
也就在戴高乐被俘、在德国战俘营里苦熬岁月、琢磨着怎么越狱的时候，他曾经的团长、那位慧眼识珠的菲利普·贝当，却因为在凡尔登战役中指挥得力、成功顶住了德军排山倒海的进攻（喊出了“他们绝不能通过！”的口号），声望和军衔是坐着火箭往上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从1916年初到1917年中），他就从一个上校团长，一路飙升为集团军司令（后来更成为法军总司令），最终成为了拯救凡尔登、乃至拯救法兰西的民族英雄！ 一师一徒，一个成了阶下囚，一个成了救国星，这命运的对比，也是够强烈的。
对于一个视荣誉和祖国高于一切的军人来说，当战俘无疑是巨大的耻辱。但戴高乐可不是那种会乖乖认命的人！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战俘生涯中，他被关押在德国不同的战俘营里。干啥呢？主要干两件事：一是学习德语、研究德国（知己知彼嘛）；二是琢磨着怎么越狱！，因为在戴高乐看来，即便战争结束，与德国的再次开战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戴高乐先后策划并实施了五次越狱行动！ 挖地道、翻墙头、化妆……各种招数都试过。可惜啊，大概是因为他那1米96的大个子实在太显眼了，每次都还没跑远就被德国人给抓了回来，还被关了更长时间的禁闭。但这五次失败的越狱，反而更能体现出他那永不放弃、极其坚韧的性格。他就是那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得跟你对着干”的主儿！
一战结束，戴高乐终于回到了法国。战后的几年里，他继续在军队中任职，也在思考着战争的未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再次塑造了他的军事思想。
1919年到1921年，戴高乐被派往刚刚获得独立、正在与苏维埃俄国进行殊死搏斗的波兰，担任法国军事顾问团的成员，负责培训波兰军官。
在波兰那广袤的平原上，戴高乐第一次近距离、大规模地观察到了坦克在实际作战中的运用！而且啊，说出来您可能都想不到，很多人以为坦克大规模集群作战是德国人发明的，其实不然！在苏波战争中，波兰人为了对抗苏俄的骑兵和步兵，就已经开始尝试集中使用他们手里那些（虽然很老旧的）坦克，发动冲击了！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坦克集群作战，还真就是波兰人先搞起来的！
戴高乐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看到，即使是那些性能不咋地的“小铁皮车”，一旦集中起来，配合得当，就能对步兵和骑兵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彻底坚信：坦克，这种钢铁怪兽，绝不仅仅是步兵的辅助工具！它将是未来陆地战争的主宰！ 谁能掌握集中使用、快速机动的装甲部队，谁就能赢得未来的战争！这种思想的火花，在他心中熊熊燃烧起来。
从波兰回来后，戴高乐就成了法国军界一个坚定的“坦克制胜论”鼓吹者。他开始潜心研究装甲兵战术，并且在1934年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虽然当时在法国没啥人理他）的军事着作——《建立职业军》，后来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未来的陆军》。
在这本书里，他石破天惊地提出：
马奇诺防线靠不住！ 未来的战争是运动战，不是阵地战！指望一道静态的防线来保卫国家，那是自欺欺人！
必须建立独立的装甲师！ 法国应该组建一支完全由职业军人构成、装备精良、高度摩托化、拥有强大火力和机动性、能够独立遂行纵深突破任务的装甲部队！这支部队将是未来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
空地协同是关键！ 装甲部队的突击，必须得到强大空中力量的密切配合和支援！
您听听，这不就是后来德国人玩的“闪电战”的那一套理论吗？ 戴高乐在1934年就提出来了！可以说，他绝对是当时法国军界乃至世界军界，少数几个预见到未来战争形态的“先知”之一！
可结果呢？“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往往是不受欢迎的。
当时法国军政高层，脑袋里装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对马奇诺防线的迷信。他们觉得戴高乐这小子简直是“离经叛道”、“哗众取宠”！
老将军们说： “坦克？那玩意儿跑得是快，可皮薄馅大，碰上反坦克炮就是个死！还是得靠步兵和重炮稳扎稳打！”
政客们说： “修马奇诺防线花了那么多钱，你现在说没用了？还让我们再花钱搞什么装甲师？没钱！
就连他那位曾经对他青眼有加、如今已是法兰西军界泰山北斗的“恩师”贝当元帅，虽然在一战后对戴高乐这位才华出众的“爱徒”颇为照顾和提携， 在军界给了他不少机会（比如推荐他去军事学院任教、在最高军事委员会工作等），但在军事思想上，这位靠着凡尔登防御战成名的老帅，骨子里还是更相信步兵和堑壕的作用，对于戴高乐这套把坦克捧上天、强调高速进攻的“装甲军理论”，始终是抱着怀疑甚至是不赞成的态度。 连“恩师”都不完全支持（甚至可能觉得这学生有点“忘本”，不走正道），其他那些思想更保守的老将军们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戴高乐的书在法国没卖出几本，他的理论被束之高阁，他本人也因为思想“过于超前”，在军界的晋升之路一直不太顺畅，甚至受到排挤。（有趣的是，反倒是德国人把他的书翻译过去，认真研究了一番...这里面就有后来的“闪电战”之父古德里安）
就这样，怀才不遇的戴高乐熬到了1940年。当德国人的坦克真的像他预言的那样，以“闪电般”的速度撕裂了法军防线时，法国高层才在慌乱中想起了这个曾经的“乌鸦嘴”。
他们匆忙给了戴高乐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第4装甲师的指挥权。戴高乐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指挥着他那装备参差不齐的坦克部队，在蒙科尔内等地，硬是朝着德军不可一世的装甲矛头侧翼，发动了几次虽败犹荣的反击！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法国坦克兵不是不能打，法国坦克也不是不如德国坦克，关键在于怎么用！他的反击虽然没能扭转战局，但却是在一片溃败中罕见的亮点，也为他赢得了“准将”的军衔和国防部次长的职位。
然而，个人的努力无法挽救体制的失败。当他眼看着法国高层在失败面前惊慌失措、争吵不休，尤其是当他得知自己的恩师贝当元帅竟然准备向德国屈膝投降、组建维希政府当“法奸”的时候，戴高乐内心的痛苦、愤怒和挣扎可想而知！
当时贝当组建新政府后，还希望把戴高乐这位他曾经赏识的门生留在身边，甚至有意让他担任维希法国的国防方面要职。 但这让戴高乐陷入了巨大的两难境地：一边，是曾经提携自己、对自己多次照顾有加的恩师；另一边，是他誓死效忠、如今却即将沦丧的祖国法兰西的自由和荣誉。
是选择留在维希政府，或许能在体制内做些事情，但难免背上与侵略者合作的骂名？还是选择一条前途未卜、甚至可能被视为“叛国”的流亡抵抗之路？
戴高乐没有犹豫太久。他那颗高傲而坚定的心告诉他：绝不能当“法奸”！绝不能向纳粹德国低头！ 他决心离开法国，到当时唯一还在抵抗德国的盟友英国去，继续战斗！
于是，他开始秘密联系当时在法国的英国联络官，丘吉尔的私人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 在得到丘吉尔的默许后，就在1940年6月17日早上，当贝当发表寻求停战讲话的广播还在空中回荡时，戴高乐借口去机场为即将返回伦敦的斯皮尔斯将军送行。在机场上，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那一刻，他趁着众人不注意（或许是斯皮尔斯有意配合），猛地跳上了英军的飞机！ 飞机随即起飞，载着这位未来的“自由法国”领袖，飞离了即将沉沦的祖国，飞向了充满不确定性的伦敦！这场“胜利大逃亡”，堪称惊险！
戴高乐这一走，无疑是彻底与贝当和维希政权决裂了！这也彻底惹恼了他的恩师贝当。 贝当政府很快就宣布开除戴高乐的军籍，并以“叛国罪”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他死刑！ 一对曾经的师生、战友，就这样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到了伦敦，戴高乐几乎一无所有，但他有一样东西是谁也剥夺不了的——那就是他的信念和声音！
1940年6月18日， 就在他抵达伦敦的第二天，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戴高乐向所有能收听到广播的法国人，发表了他那篇足以载入史册的《告法国人民书》！
他用他那特有的、庄严而洪亮的声音宣告：“法国输掉了一场战役，但法国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他指出，导致失败的是敌人的机械化力量和战术，而不是法兰西民族的勇气。他强调，这场战争是世界性的战争，法国并非孤立无援，它拥有广阔的海外帝国，可以依靠英国的海上力量，还可以指望美国的工业资源。他还号召所有在世界各地、不愿屈服的法国士兵、工程师、技术工人，加入到他的行列中来，团结起来，继续抵抗！ 他最后用那句掷地有声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无论发生什么，法兰西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这篇演说，虽然当时在法国本土听到的人可能并不多（维希政府严密封锁消息），但它却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它成为了“自由法国”运动诞生的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法国没有死！抵抗，仍在继续！
而刚刚上任、急需盟友共同对抗德国的丘吉尔政府，也对戴高乐的行动给予了关键支持。英国政府很快就正式承认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是“代表所有继续战斗的自由法国人的合法机构”， 并为他在伦敦设立总部、招募人员、组建军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和便利。英国的这一“第一时间”的承认，对于当时力量极其弱小的“自由法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意义重大！ 它给了戴高乐一个合法性的基础，也让他那星星之火，有了燎原的可能。
戴高乐是凭借着一股不屈的意志和对法兰西的无限忠诚来到了伦敦，开始了艰难的抵抗事业。但此刻的他，在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眼中，还只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的“流亡者”。 如何支持他，如何让他那“自由法国”的旗帜真正发挥作用，那还是后话。
对于身处战争最前沿、独自面对纳粹德国巨大威胁的丘吉尔来说，眼前最迫在眉睫、最让他头疼的问题，根本不是怎么扶持戴高乐，而是怎么处理那支停泊在地中海和法国港口、实力依然完整的法国海军舰队！ 这支强大的力量，一旦落入希特勒之手，将对英国的海上生命线构成致命威胁！丘吉尔夜不能寐，反复权衡。他不敢相信维希政府的保证，更不敢相信希特勒的“承诺”。
为了大英帝国的生存，他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一个极其痛苦、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被法国人原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