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十一载的长安城，青龙寺的晨钟穿透薄雾，惊醒了皇城根下的街巷。彼时的颜真卿刚过不惑，任武部员外郎，尚是仕途上的新锐。某日，他应楚金禅师之邀踏入寺院，只见数十名工匠正围着一方青石板凿刻，碎石飞溅中，未来将名动天下的《多宝塔感应碑》已初现轮廓。阳光透过殿宇飞檐，在碑身上投下斑驳光影，仿佛预示着这块石碑将承载的不仅是佛教典故，更是一位书法巨匠青涩而蓬勃的艺术起点——它日后会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展厅里，以端严秀劲的笔触，诉说盛唐佛教的兴盛与颜体楷书的萌芽。
一、碑铭之源：高僧弘法与文人书丹的佛缘际会
多宝塔碑的诞生，始于一场跨越二十载的佛教弘愿。唐玄宗开元年间，高僧楚金禅师在长安西明寺梦见多宝佛塔，遂立志建塔供奉。据碑文记载，楚金禅师“诵经万遍，感佛现光”，在建塔过程中更有“舍利涌现”的灵异事件——这类带有传奇色彩的叙述，实则是唐代佛教借助神异故事弘扬佛法的常见方式。当宝塔于天宝十一载落成时，已官至谏议大夫的岑勋（大诗人岑参之弟）为之撰写碑文，而书写碑铭的重任，竟落到了时年四十四岁的颜真卿肩上。
这一选择背后暗藏深意。颜真卿出身儒学世家，却与佛教渊源颇深：其家族中多人信奉佛教，兄长颜杲卿曾为僧人撰写碑铭，他本人早年在洛阳福先寺求学时，便与高僧有过交往。楚金禅师选中颜真卿，或许正因看中他兼具儒家士人的声望与对佛教的亲和态度。更值得玩味的是，颜真卿此时刚经历仕途第一次贬谪（因弹劾权臣被外放平原郡），归京后任闲散官职，这种“不得志”的境遇，反而让他有精力投入书法创作。碑文中“道无不在，机感则通”的表述，既是对佛法的阐释，也暗含着他对人生际遇的感悟。
关于此碑的流传，民间曾有“夜刻昼显”的传说：工匠们雕刻时，每至夜晚碑面便浮现金光，所刻文字自然成型。这种神化记载虽不可信，却反映了时人对碑刻的敬畏。事实上，多宝塔碑在唐代就已声名远播，据宋代《宝刻类编》记载，当时文人“模拓者日以百数”，连日本遣唐使都曾携带拓本东渡——这种早期的文化输出，让多宝塔碑尚未入土便已成为书法范本。至北宋年间，此碑被移入西安碑林（时称京兆府学），历经千年战火而未损，堪称金石奇迹。
二、碑刻之本：形制、书体与佛典密码
多宝塔碑通高285厘米，宽102厘米，厚30厘米，由整块石灰岩雕成。碑首为典型的唐代螭首样式，两条交缠的螭龙怒目圆睁，鳞片雕刻细腻，与碑身的端庄文字形成刚柔对比。碑身正面刻文34行，每行66字，共2000余字，碑阴及两侧原本刻有后人题跋，但因长期捶拓，部分文字已模糊。最珍贵的是碑额处的“多宝塔感应碑”六字，由岑勋以隶书题写，与颜真卿的楷书正文相映成趣，展现了唐代碑刻“篆隶楷”兼具的艺术追求。
从书法形制看，此碑是颜真卿早期楷书的典范之作，与晚年《颜勤礼碑》的雄浑截然不同。细观笔画，横画起笔多作“切锋”，如“一”“二”等字，锋芒毕露却不生硬；竖画则取“垂露”之姿，如“中”“年”等字，挺拔如竹节，收笔处微顿蓄势。最具特色的是“点”的写法：或如桃形饱满（如“空”“宝”的顶点），或如匕首斜切入纸（如“永”字侧点），每一笔都暗含“侧锋取势”的技巧。这种笔法明显受到初唐书法大家褚遂良、虞世南的影响，却又融入了颜真卿自己的理解——比如“捺”画的“一波三折”，比褚体更显厚重，已初现“颜体”筋骨。
碑文内容可分为三部分：首叙多宝塔建造缘起，详述楚金禅师的灵异梦境与建塔过程；中述佛塔的形制与供养功德，特别提到“舍利入塔时，光照天地”的神异事件；末为赞偈，以韵文形式弘扬佛法。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多次出现“密宗”元素，如“陀罗尼咒”“曼荼罗坛”等记载，这与楚金禅师兼修密宗的背景相符，为研究唐代密宗传播提供了实物资料。历史学家陈垣曾指出，碑文中“天宝七载敕内侍赵思偘监理”的记载，可补《唐六典》中宫廷与佛教关系的细节。
三、考古发现：从唐代寺院到碑林展厅的千年守护
1935年，考古人员在西安西明寺遗址（今西北大学附近）发掘时，发现了多宝塔碑的唐代原址痕迹——碑座四周留有柱础遗迹，证明此处原是一座佛塔碑亭。通过地层分析可知，此碑自唐代立于寺中后，未经历大规模迁移，直至北宋被移入府学。这种“原地保存”的状态，让碑文免受搬运损坏，成为唐代碑刻中保存最完好的作品之一。出土时，碑身仅有几处细微裂纹，经检测是石灰岩自然风化所致，而非外力破坏。
更重要的发现在于碑阴的宋代题记。这段刻于北宋元佑年间的文字，详细记录了“京兆尹取此碑入府学”的过程，还提到当时有工匠“重刻碑阴题名”。考古人员通过拓片比对发现，宋代拓本与现存碑文几乎完全一致，唯碑阴部分因后世加刻而略有差异。20世纪90年代，西安碑林博物馆对碑文进行光谱分析，发现表面附着一层极薄的氧化钙膜，这是千年间地下水渗透与空气氧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虽让部分文字略显“包浆”，却形成了天然保护层。
文物修复专家还在碑身底部发现了唐代工匠的刻痕密码：左侧有“采石于鄠邑终南山”的小字，右侧刻有工匠姓名“李君瓒”。通过与《唐代工匠名录》比对可知，李君瓒是天宝年间着名的碑刻大师，曾参与乾陵述圣纪碑的雕刻。这种将采石地与工匠姓名刻于碑底的做法，在唐代官碑中极为少见，为研究唐代碑刻的制作流程提供了直接证据——从石料开采、运输到雕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
四、价值之光：书法、宗教与时代的三重镜像
在书法艺术的坐标系中，多宝塔碑是“颜体”形成的关键节点。与初唐楷书“尚法”的极致（如欧阳询《九成宫》的一丝不苟）不同，此碑在严守法度的同时，注入了“写意”的精神——比如“口”部的处理，外框并非绝对方正，而是略带弧形，如“国”“图”等字，仿佛有呼吸之感；“横折”处不刻意顿笔，而是自然过渡，如“门”“闻”等字，线条流畅而有弹性。这种“法中求变”的探索，为颜真卿后期突破楷书程式奠定了基础，也让多宝塔碑成为后世学习楷书的入门经典——从宋代朱熹到近代沈尹默，无数书家的习字生涯都从临摹此碑开始。
从宗教史角度看，碑文是唐代密宗盛行的鲜活见证。楚金禅师作为不空三藏的弟子，是将密宗引入长安的重要人物，碑文中“诵陀罗尼万遍”“结坛供养”等记载，展现了密宗“口诵真言、手结印契、心作观想”的修持特点。更珍贵的是，文中提到的“多宝塔”形制——“七层八面，高三百尺”，与现存西安大雁塔的唐代形制高度吻合，为研究唐代佛塔建筑提供了文字参照。佛教史专家汤用彤曾评价：“多宝塔碑所记，实唐代密宗传播之实录也。”
而在时代精神层面，此碑折射出盛唐文化的兼容并蓄。一方面，颜真卿以儒家士人的身份书写佛教碑文，体现了“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碑文中“上资皇帝，下及众生”的表述，将宗教功德与皇权崇拜结合，反映了唐代佛教“依附王权”的特征。当我们细品碑中“四海晏然，八纮清泰”的字句时，既能感受到开元盛世的余韵，也能隐约察觉到安史之乱前夜的隐忧——这种时代情绪的微妙流露，让多宝塔碑超越了普通宗教碑刻的范畴，成为解读盛唐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如今，多宝塔碑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一展室的显要位置。每日都有学书者在此驻足，或铺纸临摹，或凝神细观。那些被千万次触摸的文字，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宝”字的宝盖头如飞鸟展翅，“塔”字的竖弯钩似游龙摆尾，“佛”字的单人旁若垂露欲滴。它像一位沉默的师长，用端严的笔画教导后人何为“法度”，又以灵动的笔意昭示何为“生机”。在碑石的裂隙间，不仅封存着盛唐的佛事盛况，更凝固着一个书法家对艺术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