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一天天长大，拿了奖状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妈妈，你看！老师夸我啦！”邓亚梅摸着女儿的头，心里涌上阵阵酸楚：“董浩，你要是在，该多高兴啊。”女儿也问过：“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邓亚梅只能哄她：“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了，挣钱供你上大学呢。”
日子就这样在艰辛和期盼中过去。董建华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成了枝江医院一名优秀的胸科医生。眼看着女儿出息了，母女俩的生活终于透出些光亮，厄运却再次毫无征兆地降临。董建华被查出患了淋巴癌。
医院的诊断像一记重锤，砸碎了邓亚梅刚刚看到的一点希望。女儿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化疗的痛苦让她眉头紧锁。医院组织了捐款，徐明院长带着全院职工捐了钱，最权威的专家也来会诊。可邓亚梅看着昂贵的账单和女儿日益憔悴的脸，她知道，必须找到董浩。他是女儿的生父，是血缘上的亲人，是唯一的指望，也许能带来一线生机。邓亚梅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男人，那个失联三十多年的自己的男人。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哪怕董浩现在真正是一个现代版的陈世美，我也要找到他……
此刻，上海街头，邓亚梅从沉重的回忆里挣脱出来。她甩甩头，仿佛要把那些酸楚的过往甩掉。她再次低头，仔细辨认着手中那张被汗水浸得字迹有些洇开的纸条——上海国棉五厂2分厂。那是她唯一的线索，也是女儿活下去的希望所在。
她鼓起勇气，拦住一个看上去面善的中年男人，递上纸条，用带着浓重湖北口音的普通话，急切而笨拙地问：“同志，请问……国棉五厂2分厂，怎么走？”男人看了看纸条，又看了看眼前这个风尘仆仆、满脸焦虑的农村妇女，脸上露出一丝疑惑，但还是耐心地给她指了方向。邓亚梅连声道谢，紧紧攥着那张小小的全家福照片，朝着男人指点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汇入了茫茫人海。她的脚步疲惫却异常坚定，每一步都踏在寻找丈夫和挽救女儿的路上。
她辗转问路，靠着几个热心人的指点，终于找到了国棉五厂2分厂，那略显陈旧的灰色大门。她向门卫打听董浩。老门卫眯起眼想了半天，摇摇头：“董浩？没这个人啊。我在厂里看门快二十年了，没听过这名字。”邓亚梅的心猛地一沉，赶紧掏出那张被摩挲得发软的黑白照片递过去：“您再仔细看看？他……他以前是在这个厂。”
老门卫接过照片，凑到眼前，浑浊的眼睛在照片上扫了几个来回，最终还是摇头：“不认得。姑娘，你是不是弄错了？或者他早就调走了？这厂里真没这个人。”邓亚梅最后一点力气仿佛被瞬间抽空，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照片从她无力的手中滑落，掉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她才木然地弯腰捡起照片，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照片上年轻的董浩和襁褓中的女儿正对着她笑。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个时候，厂门口小卖部的老爷爷好奇的凑过来，插嘴问问我来意。他知道我来意后说：“这个人我认识，原来就在这个厂，他爱抽烟，经常在我这里买卷烟哩……”
这位老爷爷顿了顿继续说：“不过，他早已调走了，临走那天还在我这里买了一包烟和一袋糖果，说要请同事客”。
邓亚梅眼巴巴的望着老爷爷讲着董浩的故事。
“后来呢？”老爷爷。
“后来好久没有来我小卖部买香烟，我疑惑不解问厂里同事，他厂里同事告诉我，他调到机械七厂了”，对，就是去七厂了！
她又开始辗转问路，疲惫地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下车后又走了很久，终于在一片工业区找到了上海机械七厂。厂区很大，机器轰鸣。她再次找到门卫，几乎是带着哭腔重复着董浩的名字，递上那张承载着她全部希望的照片。这次的门卫年轻些，他看了看照片，又看看邓亚梅焦急绝望的脸，犹豫了一下，说：“大娘，您别急。董浩……这个名字我好像有点印象，但不熟。这样，我帮您问问我们领导？您等等。”
邓亚梅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连点头。门卫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他脸上带着一丝困惑：“大娘，我们领导说……这事儿有点复杂。您要找董浩？他让我们送您去边防管理局大院那边问问，说那边可能……更清楚些。”
“边防管理局？”邓亚梅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丈夫董浩，一个普通的工人，怎么会和边防扯上关系？门卫肯定地点点头：“没错，领导是这么交代的。您别怕，我帮您叫个三轮车送您过去。”邓亚梅脑子里一片混乱，机械地跟着门卫的安排，坐上了等在门口的三轮车。车轮碾过上海的街道，路边的景象从工厂的灰墙铁门渐渐变成了整齐的行道树和安静肃穆的院落围墙。她紧紧攥着包袱和那张照片，心跳得厉害，一种巨大的不安和莫名的预感笼罩着她。
三轮车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门口停下。门口持枪的卫兵站得笔直。邓亚梅下了车，三轮车夫似乎也感受到此地的气氛，收了钱后迅速离开了。她站在那威严的大门前，手心全是冷汗，脚步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她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走向站岗的卫兵。
“同志……我……我找人。”她的声音干涩发颤。
卫兵严肃地看着她：“找谁？有证件和介绍信吗？”
邓亚梅慌忙点点头头，一边展开介绍信，一边急切地解释：“我……我叫邓亚梅，从江东省枝江市来。我找董浩！他是我丈夫！”她手忙脚乱地从包袱里翻出那张小小的黑白全家福，颤抖着递过去，“这是他！这是我！这是我女儿！同志，我女儿得了重病，快不行了，求求你，让我找他……”
卫兵看了看介绍信，又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又审视着眼前这个衣着土气、神情凄惶绝望的农村妇女，眉头紧锁。他显然无法处理这样的情况，对着肩头的步话机低声说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干部制服的人从里面快步走了出来。卫兵把照片递给他，低声汇报了几句。那个管理局干部接过照片，目光锐利地扫过邓亚梅的脸，又低头仔细看了看照片，脸色变得异常凝重。他沉默了几秒钟，对邓亚梅说：“你跟我来。”
边防管理局干部带着邓亚梅走进戒备森严的大门，穿过宽阔整洁的庭院和安静的走廊，来到一栋独立小楼前。他示意邓亚梅在楼下稍等，自己拿着照片快步上了楼。邓亚梅站在空旷的楼前空地上，周围是肃穆的寂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她紧张得几乎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楼门，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楼门开了。刚才那位干部陪着一位头发花白、身姿依旧挺拔的首长走了出来。首长看上去六十多岁，穿着笔挺的制服，神情威严中透着一种阅尽沧桑的沉静。他一步步走下台阶，目光如炬，径直落在邓亚梅身上。
那位引路的干部在首长耳边低语了几句，将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递到了首长手中。
邓亚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张了张嘴，用尽全身力气，声音嘶哑地再次说出了自己来上海的目的和自己的情况”她的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和深入骨髓的绝望。
老首长接过照片。他布满岁月痕迹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最终停留在照片上那个襁褓中婴儿的笑容上。时间仿佛凝固了。他那双见过无数风浪、本该波澜不惊的眼睛，骤然间睁大了，瞳孔深处仿佛有惊涛骇浪在翻涌。他猛地抬起头，锐利如鹰隼的目光死死盯在邓亚梅那张写满风霜与焦虑的脸上，似乎要将她整个人穿透。
就在这一瞬间，他手里一直拿着的那个厚厚的蓝色硬皮笔记本，像是失去了所有支撑，“啪嗒”一声，直直地掉落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沉闷的声响在寂静的院子里异常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