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登基的第二年，改元“崇宁”，取“尊崇熙宁”的意思。随着朝堂新政气候的逐步转暖，蔡京知道，属于自己的时运终于等来了。
崇宁元年二月，赵佶擢升蔡京为端明殿学士；三月，将蔡京载提拔为翰林学士承旨、仍兼修国史；五月，再晋升蔡京为尚书左丞。与此同时，宰相韩忠彦与曾布因为无休止的争斗与倾轧，引起了赵佶深深的反感，最终两败俱伤、均遭罢相。
七月，赵佶在延和殿赐座，正式将蔡京扶上宰相高位，经历几十载春秋沉浮，蔡京终于正式登临大宋官场的最高峰。这一天，赵佶对蔡京说：“神宗创立新法，先帝哲宗继之，却又两遭变更，我现在欲继承父兄之志，你能帮助我吗？”
蔡京立刻起身，伏地顿首：“臣一定鞠躬尽瘁，尽死效忠。”这一幕，看上去着实是一副君有志、臣忠心感人至深的画面，但实质上，早就活成人精的蔡京肚子里面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当上宰相的蔡京可谓是权倾朝野、风光无两，但几经沉浮的他深深地明白，要想坐稳相位，得赶紧挣钱，得赶紧满足那个艺术皇帝的穷奢极欲，这样才能死死抱紧皇帝这个最大佬的大腿，才能久立官场而不倒。
不久后，蔡京放出了大招，推出了极具他这个时代特色的“新法”——对盐茶专卖、货币制度、漕运与方田法进行改革。仔细看来，蔡京“新法”的多个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在此时，所谓新法仅仅是借了王安石新法的一个名头，敛财才是真实目的。
拿茶法改革来说，以前是政府把茶叶全都收归过来，再卖给茶商。现在蔡京改变了专卖模式，政府只控制茶引，茶引是什么呢？就是茶叶的买卖份额，茶商买了茶引之后，就可以在份额内去贩茶、卖茶。
蔡京的茶法监查之严可谓滴水不漏，不仅靠卖茶引攫取高额利润，还令商人重复买引，如商人在陕西贩茶，除了在京师买引外，还得在陕西再买引，“是一件茶得两重卖引钱”，而且“余路依此”。
再比如钱法改革，他大量超额发行“交子”，但是蔡京所考虑的显然并没有我们的前太后刘娥那么多，他发行的纸币不仅不与商品总额挂钩，而且连基本的存款准备金都没有，这就导致市面流通的纸币远远超过了大宋所有的铜钱数量，百姓们根本无法凭票兑现。交子的实际购买力也一跌再跌，市场公信力就此失去，就这样，已经正常运行八十多年的大宋交子被蔡京搞废了。
然后他在全国发行了大量的当十钱、夹锡钱和钱引，“当十钱”是只用六个钱的铜量铸造的，政府却严令当作十个钱使用；夹锡钱里面掺杂了大量不值钱的锡，使得钱币价值大大缩水。这些本来就是王莽时期失败过的币改措施，蔡京施行后不久，果然货币秩序就陷入了混乱，紧跟着就开始了恶性通胀。
但不管民间多么疾苦，这一通组合拳打下去，“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国库盆满钵满，把赵佶高兴得合不拢嘴。而这么多钱花在哪里呢？蔡京把钱主要花在了两个方面。
这第一个是花在了社会福利上。在蔡京的主导下，大宋每年耗费数千万两白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的社会福利制度，设置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不同类型的社会福利机构，这全面的福利政策几乎涵盖一个人的出生到死亡所有时段，让千万穷人因此受益。
先说居养院，相当于现在的福利院，蔡京在各地州县都进行了设立，用来收养孤寡老人、残疾人士、流浪乞丐、贫困人口等群体。这居养院给的标准是相当的高，州县要给居养院配备炊事员、勤杂工、保姆、乳母，添置絮被衲衣、炊具饮膳。对于居养院中收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朝廷也都有具体规定。
再看安济坊，这是古代全额公费医疗的医院，专门给穷人、伤残军人治病的地方。崇宁五年，朝廷下诏要求，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行政单位，都必须要设立安济坊，“务使惠及无告”，穷苦人可以在里面免费拿药治病，也可以直接住院治疗。
然后说说漏泽园，崇宁三年，蔡京上书奏请“今欲推广先志，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这类似于现代的福利性公墓，由政府出面安葬因各种原因不能入葬的人。
对于安葬的标准，朝廷也有着很高标准的规定，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应葬者，人给地八尺，方砖两口”。每个死者，在园中画地八尺，下挖三尺，在方砖上记载死者姓名籍贯等为标志，并且按照《千字文》文字为序赋予编号。管理者要画好图籍作为档案保管，监司以图籍作为检查核对凭证。
这些耗费巨大的惠民政策，在现代的很多国家都会因为重重阻碍而很难实施，很难想象在九百年前北宋的昏君赵佶一朝，居然被一个举世公认的大奸臣蔡京在全社会推行了起来。
而这一系列政策也被后世很多人赞许，甚至还有人因此夸赞大奸臣蔡京是超越时代的改革家，史学家们对这一奇特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为此取了个名字叫“蔡京悖论”。
“蔡京悖论”已经争吵了千年，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尝试解答一下这个着名的悖论。
现在的我们一听说北欧的高福利就羡慕不已，那么是不是只要竭尽所有去满足社会生活的一切要求、只要是高福利社会就一定是好的呢？——真不一定，首要条件就是你得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才能搭建得起高福利制度，你还得有钱去支撑后续庞大的开销。
让我们再来看那个以古代农业为基础的北宋，它根本没有高净值的科技产业，也根本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经济加持，相应的，也就不可能会有实力去承担这么高的全社会福利费用。
举个例子类比一下，笔者的家乡是淮河以北一个很普通的三线小城市，但是早在九几年的时候，我们那里就耗费几十亿修建了方圆几百公里内唯一的民用飞机场，当时就有人对此非常自豪，借此吹嘘地方发展成绩。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由于过早的基建投资和地方经济发展不匹配，多年来压根没有人去乘坐飞机，各大航空公司也根本不愿意落飞机到这里来。坐落在城市西侧的机场常年空置，只落飞鸟不落飞机，好好的一个机场被人喊作了“养鸡场”，再加上每年的养护费用，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地方财政篮子里就那么多钱，这几十亿元在当时拿来搞其他领域，比如说投资产业升级、城市内部交通、外部铁路建设、地方科技场馆，都能对城市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等城市真正发展起来了，再去修建那些与之匹配的飞机场、地铁等等附属交通设施，才能相得益彰。
面对这种窘境，当时曾有人打过比方，说好比是明明家里穷得叮当响，还非要勒紧裤腰带买兰博基尼。而宋朝也正是这种情况，每年节衣缩食花费上千万两白银去搞这个面子工程，真还不如拿去搞国防建设、水利开发、农田建设等等国家发展急需的方面。
所以说，那个所谓的“蔡京悖论”难题就被咱们迎刃而解了：这不过是蔡京为了讨好赵佶、打造皇帝贤良爱民人设的一种手段罢了，同时也方便了蔡京自己从中牟利。朝廷支持如此庞大的项目，需要付出巨额资金，面对如此多钱财的诱惑，蔡京早就是垂涎万分，于是他上下其手，赚得盆满钵满。
回望彼时的北宋，宏大的福利马车正套在农业经济的瘦马上狂奔，户部账册里却藏着惊世魔术：某地居养院年度采购清单中，八百老弱竟消耗三千张貂皮褥子；安济坊的\"免费汤药\"成本堪比御医诊金；漏泽园每具尸体入殓费足够贫民全家吃三年。更精妙的是，所有福利机构采购必经\"蔡记商行\"，其利润之丰，让开封赌坊的庄家都自愧不如。
讽刺的是，当西夏使臣惊叹于汴京街头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时，他们没看见淮南路正在上演\"慈幼税逼卖亲子\"的人间惨剧，北方边境士兵的铠甲薄如宣纸，黄河堤坝的夯土掺着茅草——北宋的\"仁政泡沫\"在疯狂膨胀。
大宋这第二个重大开销是花在了过度消费上。一开始赵佶想大肆花钱，但还不太好意思，怕别人骂，为了减轻赵佶的心理负罪感，蔡京就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叫“丰亨豫大”，啥意思呢，就是说，要是大家都不花钱，那谁还去生产呢？只有消费这头的钱花得多了，那头搞生产的才能有积极性。
轻佻的赵佶早就按捺不住自己澎湃的物欲，这时候蔡京提出的“丰亨豫大”正好雪中送炭般地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本来一向崇尚节俭的宋朝皇室画风一转，变成了超乎想象的极度奢靡。
不光如此，蔡京更是号召整体国民一起“丰亨豫大”，他告诉全体国民，做任何事情都要隆重就能达到太平安乐，想买就要买，想花就要花，你要是没有钱，他还通过安乐坊、实济院等机构借你钱去消费。
古往今来，对于“只要拼命扩大内需就是促进生产”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很多人争论不休，而这一次蔡京用“丰亨豫大”的实践告诉我们，这是错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生产环节资料的提前消耗。让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养了一只鸡，这只鸡呢每天下两个蛋，你打算每天吃一个保证营养，再留一个孵小鸡，让鸡生蛋、蛋生鸡，好让日子慢慢富起来。
现在蔡京一上台就不一样了，他让你一天吃两个鸡蛋，这样就把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你会发现用于未来发展的生产资料少了；又过了几天，蔡京又说话了，他说：“你咋不吃肉呢？把鸡杀了吃肉吧。”到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在你大快朵颐之后，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都彻底没了。
撕开“丰亨豫大”的华丽外表，我们就慢慢发现了问题的本质原因：财富在流通环节增殖后，它既能够作为消费品消耗掉，也能够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再生产，蔡京就是鼓励大家都把财富给过多地给消费掉。短时间里看，市面上到处都是消费品，市场上一片繁荣，但这实际上是虚假的繁荣，生产资料的匮乏最终将导致经济链条的崩断。
蔡京的“丰亨豫大”就是一场全社会都参与其中的消费至死游戏，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假如你作为当时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说了，俺很理性，俺攒钱不乱花钱，那好，你可以存钱试试，蔡京币制改革导致的通货膨胀会很快收割掉你的财富。
崇宁三年的汴京虹桥上，蔡京手书的\"丰亨豫大\"金字招牌在阳光下闪着诡异的光。，这位当朝宰辅如同手持魔笛的捕鼠人，正用消费主义的旋律引诱整个帝国起舞。在宋人的杂记里，米行陈掌柜亲历了这场货币魔术，晨起时斗米百文，午间涨至百二十文，待到打烊前已突破两百文；更荒诞的是交子价值——早晨能买头活羊的纸币，傍晚只够换把蔫菜。市井流传着新谚语：\"蔡公钱，秋后蝉，早晨能买牛，晚上剩条绳。\"
在这场全民参加的击鼓传花游戏中，连皇城司的密探都成了行为艺术家。他们既要监视抱怨物价的百姓，又要偷偷用俸禄兑换金银——毕竟谁都知道，当十钱里的铜含量，比相爷的承诺还少三分。
经济的垮塌就在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