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的西安火车站,寒风卷着雪花掠过广场,西广场派出所值班室的暖气刚开,玻璃上就凝了层白雾。
值班民警李伟正低头整理案卷,两个穿深色羽绒服的女孩突然闯进来,冻得通红的脸上满是焦急,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手里的笔顿在半空:
“警察同志,能帮我们找下领导吗?我们队长失联了!”
李伟抬头打量两人,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胸前别着个没见过的金属徽章,说话时还下意识摸了摸腰间——那动作,倒像极了常年佩枪的民警。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他追问。女孩们的回答更让他震惊:“我们是站前分局便衣大队的协警,找的是便衣队张队长!”
李伟的眉头瞬间拧成疙瘩。他在站前分局干了五年,从来没听说过“便衣大队”这个部门。
更离奇的是,近半年来,所里接到的七起失窃报案里,受害人都提到“有警察先到一步抓了小偷”,可那些“警察”既没移交嫌疑人,也没留下任何执法记录。
这两个女孩的出现,像一把钥匙,突然插进了这串悬案的锁孔。
诡异报案:消失的“便衣警察”
时间倒回2014年5月,西安火车站东广场的人流里,旅客周明正低头数着刚取的现金,口袋突然一轻——钱包和手机没了。
他刚要喊,就看见三个身影追着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跑过,其中两人穿警服,戴大檐帽,手里还攥着对讲机,另一人穿便衣,动作利落地将嫌疑人按在地上,掏出手铐“咔嚓”锁上。
“同志,我的钱包被他偷了!”周明跑过去,想跟着去派出所做笔录。
穿警服的男人却回头摆摆手:“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们把人带回去录完口供,会联系你。
”说着就押着嫌疑人往地铁口走,转眼就消失在人群里。
周明在广场等了两个小时,没等到任何消息,只好去西广场派出所报案。
李伟听他说完,心里犯了嘀咕:火车站片区执勤的警种确实多,铁路公安、公交分局、特警都有可能。
但按规定,抓了现行必须带受害人回所做笔录,还得开扣押清单,哪有让人在原地等的道理?
他当即联系了周边几个派出所和分局,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接到这个案子,也没有那三个民警”。
更奇怪的是,接下来的半年里,类似的报案接连出现:
7月,一名大学生的笔记本电脑被偷,“便衣警察”抓了人却没还电脑;
9月,有商户报警称手机被盗,“警察”不仅没做笔录,还因为商户多问了两句,推搡着发生了争执;
11月,甚至有受害人说,“警察”抓了小偷后,只让他写了张“收到赃物”的字条,连警官证都没亮全。
“这些人到底是谁?”李伟和同事们开会分析,“要是假警察,胆子也太大了,敢在火车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执法’;要是真警察,怎么会完全不按程序来?”
他们调取了每次案发地的监控,可要么是角度不好,要么是“警察”戴着口罩,始终看不清脸。
直到12月那两个女孩找上门,线索才终于有了突破。
卧底协警:交了五万块的“警察梦”
在派出所的询问室里,女孩李娜和王萌终于说出了真相。
李娜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年6月,她在招聘网站上看到“西安市公安局站前分局便衣大队招协警”的信息。
上面写着“月薪2800,转正后有编制,包住宿”,还留了个联系人电话,署名“赵姐”。
她打过去,电话那头的赵姐声音热情:
“我们这是内部招聘,不用考试,但要交3000块入网费,录公安系统信息用,再交5000块装备押金,警服、对讲机都得统一发。”
李娜想着能当警察,没多想就凑了8000块,按赵姐说的,在火车站一号售票厅的地下通道里见了面。
那天,赵姐穿着一身藏蓝色警服,肩上别着两杠一星的肩章(后来李娜才知道,那是伪造的二级警督肩章)。
手里拿着个黑色皮夹,打开晃了一下,里面有张印着“赵秀珍”名字的警官证。
“以后你就跟我,每天11点在这儿集合,巡逻抓小偷、吸毒的。”赵姐说着,给了她一件没有警号的警服,还有个不能通话的玩具对讲机。
王萌则是通过亲戚介绍来的,她交的钱更多——除了入网费和装备押金,赵姐还说“单位要分宿舍,得交块分房押金,转正了就退”。
两人跟着赵姐巡逻,每天从东广场走到西广场,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跟上去,抓到小偷后,赵姐会打电话叫“张队长”过来。
“张队长叫张长河,四十多岁,总是穿便衣,腰里别着个真手铐。”李娜回忆。
“每次我们抓到人,他就说‘你们先去巡逻,我把人带回去处理’,过会儿回来,还会给我们发50块钱‘奖金’,说‘辛苦你们了’。”
可他们干了半年,除了每月1800块的“工资”(赵姐说扣了1000块分房押金),既没见过所谓的“单位”,也没办过任何入职手续。
直到12月19号,赵姐突然失联,电话打不通,地下通道的集合点也没人,两人慌了神,才想到来派出所找“上级”。
“你们交的钱,有收据吗?”李伟问。李娜和王萌摇摇头,只说赵姐还介绍了不少人来,有亲戚也有老乡。
根据她们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找到了另外11名受害人,其中最惨的是26岁的小赵。
小赵原本在洛南县的工地上搬砖,去年4月,赵秀珍(他远房表姐)给他打电话:
“我在西安认识个领导,能帮你弄进公安系统当便衣警察,月薪3000,就是要交5万块打点费。”
小赵砸锅卖铁凑了钱,跟着赵秀珍见了张长河。张长河带着他去医院做了个体检,发了套警服,说“手续我帮你办,你先上班”。
半年里,小赵抓了十几个小偷,每次都交给张长河,直到赵秀珍失联,他才知道自己可能被骗了。
“我还以为真能当警察,再也不用搬砖了。”小赵在派出所里红了眼,“那5万是我妈治病的钱啊。”
假派出所的“产业链”:从招聘到“执法”
随着受害人陆续找到,一个以张长河为核心的假警队网络逐渐清晰。
民警通过调取赵秀珍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发现她和一个叫张长河的男人联系频繁,两人的账户里有多次大额转账,最多的一笔是4.2万元,来自渭南的一个账户。
“那个4.2万元的汇款人,可能也是受害人。”李伟立即带队去渭南调查,很快找到了汇款人王女士。
王女士在渭南火车站附近摆摊卖煎饼,去年9月,一个穿警服的女人(就是赵秀珍)常来买煎饼,聊天时说自己爱人是“铁路公安的张队长,能安排有编制的工作”。
王女士的儿子刚失业,她心动了,先后给张长河转了4.2万元,直到12月看到张长河被警察带走,才知道自己的积蓄全打了水漂。
“他说要给我儿子办铁路公安的正式编制,还带我们去看了‘单位’,就在西安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旧办公楼里,门是锁着的,他说‘现在下班了,明天再来’。”
王女士抹着眼泪,“我每天凌晨3点起来摊煎饼,一分一分攒的钱,就这么没了。”
与此同时,西安警方已经对张长河和赵秀珍发起了网上追逃。
2014年12月20日,渭南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发现了一个穿便衣、腰间鼓鼓囊囊的男人。
上前盘查时,男人突然慌了,伸手想掏什么,被民警按住——他腰间别着的,竟是一副真手铐。
“我是警察!站前分局便衣大队的!”男人大喊,掏出个黑色皮夹,里面是张伪造的警官证,
照片上是他本人,姓名栏写着“张长河”,单位栏印着“西安市公安局站前分局便衣大队”。
可当民警问他警号时,他支支吾吾:“警号……我记不清了,忘带了。”
在张长河的行李里,民警搜出了四套警服(有春秋装也有冬装);
三个对讲机(都是不能用的模型);
五副手铐(其中两副是真的,来源不明);
还有一叠空白的“扣押清单”和“询问笔录纸”。
当天,张长河就被押回了西安。
几乎同时,赵秀珍也在渭南的一家婚庆公司里被抓获。
这家婚庆公司,正是张长河和朋友合伙开的,两人平时就住在公司的储物间里。
面对民警的讯问,赵秀珍哭着说:“我也是被骗的!张长河说他是便衣大队的大队长,能帮我办正式编制,我才帮他招人的!”
她供述,2013年,她在西安火车站认识了张长河,张长河穿警服,戴警官证,说能帮她解决工作,两人很快同居。
张长河给她办了伪造的警官证和警服,让她帮忙“招聘协警”,收的钱两人平分。
“我以为他真是警察,直到你们抓我,我才知道是假的。”赵秀珍反复强调。
可民警调查发现,赵秀珍跟着张长河“工作”一年多,既没领过正式工资,也没去过任何公安单位,甚至连张长河所谓的“办公室”都没见过,这显然不合常理。
“就算一开始被骗,时间长了也该察觉不对劲。”李伟说,“她收的钱里,有不少是亲戚老乡的,明显是知情不报,甚至合伙诈骗。”
荒诞真相:假警察的“执法”套路
在审讯室里,张长河起初还想狡辩,直到民警拿出他伪造的警官证、收赃款的银行流水,还有受害人的指认笔录,他才终于松了口。
张长河今年45岁,陕西福建人,早年在火车站附近做过生意,后来亏了本,就动了歪心思。
2013年,他听说火车站片区警种多,老百姓分不清,就花几百块钱做了假警官证和警服,又从黑市上买了两副真手铐,开始冒充便衣警察“执法”。
“刚开始就是想抓小偷弄点钱。”张长河低着头。
“我发现抓了小偷后,只要装得像,受害人就会信,我把小偷带到没人的地方,让他交‘罚款’,一般几百到几千块,交了就放了。”
后来他觉得一个人干太慢,就找了赵秀珍,让她帮忙“招聘协警”,收的“入网费”“押金”两人分。
为了让协警们相信,他还会给他们发“工资”(其实是用收来的押金发的),抓到小偷后给“奖金”,让他们更卖力地“工作”。
“那些协警抓了小偷,我就把协警支开,说‘你们去巡逻,我处理就行’,然后把小偷带到隐蔽的地方要‘罚款’。”
张长河说,“要是遇到反抗的,我就亮下手铐,一般人都怕了。”
至于他所谓的“便衣大队”,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之前协警们问起“单位”,他就说“办公室在装修,暂时在外面执勤”;
问起警号,他就说“便衣警察不用警号”。
甚至有一次,一个协警提出要去分局盖章,他找了个借口说“分局最近忙,以后再说”,硬是把这事糊弄了过去。
更荒唐的是,张长河还虚构了一个“老孙”的身份,说老孙是“站前分局便衣大队的老民警,负责处理案卷”,想把自己的责任推给这个不存在的人。
可民警查遍了站前分局的所有档案,都没找到“老孙”这个人,连赵秀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他就是想找个替罪羊。”李伟说,“我们还发现,他所谓的‘分房押金’,根本就是骗钱的幌子。
他把收来的31万,除了给协警发工资、买假装备,剩下的全挥霍了,买了手机、电脑,还在渭南开了婚庆公司。”
截至案发,张长河和赵秀珍共诈骗14名受害人,涉案金额31万元。
其中,赵秀珍的儿子小王也是受害人之一——小王今年20岁,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过。
去年年初,赵秀珍给他打电话,说能帮他当警察,让他辞了咸阳的工作来西安。
小王来了后,张长河给他做了体检,发了警服,还说“手续我帮你垫了2万多,以后从工资里扣”,小王直到母亲被抓,才知道自己的“警察梦”全是假的。
2015年1月,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张长河、赵秀珍批准逮捕。
那些被骗的受害人,虽然大部分赃款没能追回,但终于看清了骗局的真相。
李娜后来找了份文员的工作,她常跟身边的人说:“想当警察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别信什么‘内部招聘’‘后门关系’,都是骗人的。”
小赵则回了洛南,重新去工地上搬砖,他说:“那5万块钱就当买了个教训,以后再也不贪小便宜了。”
李伟在处理完这个案子后,特意在火车站广场贴了警示海报,上面写着“人民警察招录必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无任何‘内部指标’‘花钱办事’渠道,谨防诈骗”。
他还带着同事们在广场上宣传,教老百姓如何辨别真假警察:
“真警察执法时会主动出示警官证,有警号,会带受害人回派出所做笔录,不会收‘押金’‘罚款’,更不会私下放了嫌疑人。”
这个荒诞的假派出所案,虽然告一段落,但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
在西安火车站,每天依然人来人往,真警察们穿着制服在广场上巡逻,他们的警号清晰可见,遇到群众求助时,会耐心地解答,认真地处理每一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