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宁波绿洲珠宝行满地的碎玻璃、1994年长兴龙达公司金库前凝固的血渍、2004年诸暨百货商店除夕夜的弹壳，这些本该随着时光褪色的画面，此刻正像尖刀般扎进他早已千疮百孔的记忆。
“都是我做的。”徐利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他抬起头，眼底布满血丝，“从1993年台州医院那次开始，临海、长兴、宁波、诸暨……七起案子，没一个错的。”
这句迟来二十余年的供述，终于让公安部督办的“浙江第一悬案”迎来了曙光。而此时距离徐利在诸暨一家烟雾缭绕的棋牌室内被抓获，已经过去了整整七个月。
除夕夜的枪声：未完成的抢劫
2004年1月22日，农历除夕。诸暨市的街头还飘着年夜饭的香气，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在夜空里炸开，家家户户的窗户都透着暖黄的光。
但在诸暨市第一百货商店的三楼平台上，一个穿着黑色线裤、戴着护膝的身影正像壁虎般贴着墙根蠕动，腰间别着的手枪在夜色里泛着冷光——他就是徐利。
这是他婚后在诸暨实施的第二次抢劫。彼时的他，在妻子杨某眼里还是个“做药材生意”的丈夫，女儿刚上小学，每次出门前都会抱着他的腿喊“爸爸早点回来”。
可没人知道，这个看似顾家的男人，早已把家产挥霍在赌桌上，还欠下了一屁股赌债。
徐利的呼吸压得极低，手指紧紧攥着撬棒，指节泛白。他沿着排水管道爬进二楼走廊时，值班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值班保安夏某均匀的鼾声。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鞭炮微光，徐利看见夏某趴在桌上，怀里还抱着个热水袋——那是妻子特意给他准备的，怕他夜里值班冷。
“砰！”突然响起的鞭炮声让徐利浑身一僵，他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手枪，确认保险栓是打开的。
几秒钟后，他轻轻推开门，从口袋里掏出事先磨好的尖刀，一步步走向夏某。刀刃划破空气时发出细微的“咻”声，就在刀尖即将碰到夏某衣领的瞬间，夏某突然动了一下，热水袋从怀里滑落在地，发出“咚”的闷响。
“谁？！”夏某猛地惊醒，还没等他看清来人，徐利的尖刀已经刺了过来。
夏某下意识地偏头，刀刃擦着他的脸颊划过，在颧骨上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剧痛让夏某瞬间清醒，他一把抓住徐利的手腕，两人扭打在一起。
混乱中，徐利扣动了扳机，“嘭”的一声枪响在寂静的商场里格外刺耳，子弹击中了夏某的大腿，鲜血瞬间浸透了他的棉裤。
“救命！杀人了！”夏某的嘶吼声顺着走廊传开，徐利知道不能再等了。他一把推开夏某，转身就往三楼平台跑，慌乱中连掉在地上的撬棒都没顾得上捡。
跑到平台时，他听见楼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赶紧翻身爬上排水管道，滑到地面后钻进一条小巷里。
除夕夜的鞭炮声掩盖了他的喘息，可裤腿上溅到的鲜血，却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串刺眼的红点。
这次抢劫最终一无所获，但徐利并没有收手。他回到家时，妻子还在客厅里等着他，桌上摆着温好的饭菜。
“今天生意怎么样？”杨某接过他的外套，丝毫没注意到他袖口残留的血迹。徐利敷衍地笑了笑，“还行，就是有点累。”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听着身边妻子均匀的呼吸声，脑海里却不断回放着夏某痛苦的表情，直到天快亮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少年劫：从盗窃犯到抢劫者
徐利的人生，早在十七岁那年就埋下了罪恶的种子。他出生在临海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早逝，母亲靠在菜市场打零工养活几个孩子，家里穷得连过年都舍不得买新衣服。
徐利初中毕业就辍学打工，在工厂里搬过砖、在餐馆洗过碗，可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他嫌工资低，又吃不了苦，总想着能“快速赚钱”。
1989年，17岁的徐利在一家电器店里闲逛时，看见柜台里放着一台崭新的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还是稀罕物，他想起邻居家的孩子有一台，每次放学都拿出来炫耀。
鬼迷心窍的徐利趁店员不注意，把录音机塞进怀里就跑。可没跑多远，就被店员抓了个正着。最终，他因盗窃罪被临海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监狱里的三年，并没有让徐利改过自新。相反，他看着同监室的“大哥”们谈论着如何“干大事”，心里的贪念反而越来越重。
1992年刑满释放后，他还是老样子，打工嫌累，做生意没本钱，很快就又陷入了经济拮据的困境。1993年9月，徐利因重感冒住院，在台州医院待了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里，他发现医院的挂号收费间晚上只有一个人值班，而且里面经常放着当天的营业额。
“不如抢医院吧。”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野草般在徐利心里疯长。
出院后，他花了五十块钱从一个地摊上买了一把假手枪，又在药店买了绳子和胶带。
9月6日晚上九点多，徐利穿着一件借来的夹克，把假手枪藏在怀里，慢悠悠地走进台州医院。
他绕着住院部转了两圈，趁护士站没人，偷偷溜进更衣室，拿了一件白大褂套在身上。
穿上白大褂的徐利，瞬间有了“底气”。他低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装作巡房的医生，一步步走向一楼的挂号收费间。
值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此时正趴在桌上打盹，桌上还放着一个装满现金的铁盒子。
徐利深吸一口气，猛地从口袋里掏出假手枪，顶在阿姨的太阳穴上，“别动！动一下就开枪！”
阿姨吓得浑身发抖，刚想喊人，徐利就用另一只手掐住了她的脖子。“把钱交出来！”
徐利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变调，他看见阿姨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可心里却没有一丝同情。
阿姨哆哆嗦嗦地打开铁盒子，里面有八千多块现金——这在1993年，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
徐利一把抢过铁盒子，又用绳子把阿姨的手脚捆住，用胶带封住她的嘴，然后迅速逃离了医院。
跑出医院大门时，徐利听见身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他不敢回头，一路狂奔，直到钻进一片树林里才停下来。
他靠在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打开铁盒子，看着里面一沓沓的现金，嘴角忍不住向上扬起。那是他第一次靠“抢劫”赚钱，也是他彻底坠入深渊的开始。
绿洲珠宝行：百万赃款与两条人命
第一次抢劫得手后，徐利很快就把八千多块钱花光了。他买了新衣服、新手表，还经常去赌场“潇洒”，可钱总有花完的时候。
1994年，他又先后在临海城南信用社和长兴龙达公司实施抢劫，还杀了两个人。
在长兴龙达公司抢劫时，他劫走了价值七十余万元的黄金饰品、珠宝玉器和现金，把黄金熔化成块后分批卖掉，赚了一大笔钱。
可这些钱，很快又被他挥霍一空，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输得一塌糊涂。
“得找个更大的目标。”1995年11月，徐利揣着仅剩的几百块钱，坐上了从临海到宁波的大巴车。
他在宁波街头转了好几天，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中山东路的绿洲珠宝行——这家珠宝行规模大，里面的黄金、白金饰品琳琅满目，而且晚上只有两个保安值班。
为了这次抢劫，徐利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买了两支真枪，还准备了撬棒、尖刀和绳子。
12月6日凌晨，宁波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徐利穿着一件厚重的棉袄，把枪和工具藏在怀里，悄悄来到绿洲珠宝行的顶楼。
他找到电梯机房，撬开房门后，顺着电梯井道往下爬。井道里又黑又冷，他的手被金属扶手划破，鲜血直流，可他却一点都不在乎。
爬到一楼时，徐利用撬棒撬开电梯门，悄悄溜进营业大厅。大厅里亮着一盏应急灯，他看见两个保安——徐某和郑某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还拿着瓜子。
徐利深吸一口气，突然从怀里掏出枪，对准两人，“不许动！举起手来！”
徐某和郑某吓得瞬间僵住，手里的瓜子撒了一地。“你……你是谁？想干什么？”郑某的声音带着颤抖，慢慢举起了手。
徐某则趁徐利不注意，悄悄往旁边的柜台挪了挪，想伸手去按报警器。“别动！”徐利眼疾手快，对着徐某的背部开了一枪，“嘭”的一声，徐某应声倒地，鲜血从他的背部渗出，染红了沙发。
郑某吓得魂飞魄散，“别杀我！别杀我！我什么都听你的！”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
徐利走上前，用枪托狠狠砸在郑某的头上，郑某瞬间昏了过去。随后，他用绳子把两人的双手反绑，用毛巾堵住他们的嘴，然后开始撬珠宝行的饰品柜和保险箱。
撬柜门的声音在寂静的大厅里格外刺耳，徐利的心跳得飞快，他一边撬，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很快，他就撬开了十几个饰品柜，把里面的黄金项链、手镯、戒指和白金饰品全都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布袋里。据后来统计，他这次劫走的财物价值高达110余万元。
临走前，徐利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徐某和郑某。他知道，留下活口会有后患。于是，他举起枪，对着两人的头部各开了一枪。
枪声过后，大厅里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徐利粗重的呼吸声。他扛起装满赃物的布袋，顺着电梯井道爬回顶楼，然后消失在夜色里。
这次抢劫，徐利赚了上百万元。他把赃物分批卖掉，然后拿着钱去赌场挥霍，每天都泡在赌桌上，输了就继续赌，赢了就去买奢侈品。
那段时间，他住高档酒店，穿名牌衣服，身边围着一群“朋友”，可他心里却始终空荡荡的。
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总会想起绿洲珠宝行里那两具冰冷的尸体，吓得浑身冷汗。
二十年追凶
徐利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警方对系列抢劫杀人案的调查力度不断加大，他开始变得越来越谨慎。
2007年，他原本打算抢劫诸暨市嘉瑞珠宝店，可没想到在实施计划时，高压电线遇到防盗窗后发热冒火，被保安发现，只好仓皇逃离。
从那以后，徐利收敛了很多，他卖掉了房子还赌债，然后和妻子、女儿过起了看似平静的生活。
可他不知道的是，警方从未放弃过对他的追查。这起系列案件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办案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卷宗堆了满满一柜子。
直到2023年3月29日，诸暨警方通过技术手段，终于在一家棋牌室内将徐利抓获。
案件移交到绍兴市检察院后，检察长胡东林亲自挂帅，成立了由公诉部主任杨琦等员额检察官组成的办案组。
为了还原真相，办案组的成员们放弃了国庆节假期，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审阅卷宗、分析证据。
他们面对的，是二十余年的时间跨度，是散落各地的证据，还有错综复杂的案情。
“必须把案子办成铁案。”胡东林在办案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为了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办案组先后8次召开与侦查机关的联席会议，提出了100余条意见建议，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固定现场痕迹、作案工具等客观性证据。
他们还查阅了20年前现场拍摄的视频资料，找到了记录现场勘查材料的侦查人员原始笔记本和原始胶卷，对这些材料的原始状态进行拍照固定。
9月27日至10月17日，胡东林、杨琦、章丹先后多次来到诸暨市看守所提审徐利。
每次提审，他们都会准备详细的提纲，一点点核实案件的细节。“1995年绿洲珠宝行抢劫时，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枪？”
“长兴龙达公司的金库门是怎么撬开的？”面对这些细节问题，徐利起初还想隐瞒，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最终还是低下了头，一一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为了更好地了解徐利的犯罪心理，9月30日，检察官们还专门询问了他的妻子杨某。
杨某得知丈夫的所作所为后，当场崩溃大哭，“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她向检察官们讲述了徐利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这些信息为后续激发徐利的忏悔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办案组终于形成了长达236页、14.7万字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
10月20日，绍兴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抢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对徐利提起公诉。11月10日，该案在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最后一次提审时，徐利看着检察官递过来的被害人照片，突然捂住脸哭了起来，“我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我的妻子和女儿……自从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每天都活在痛苦和恐惧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法庭上，当法官宣读起诉书时，徐利的头始终低着。他知道，自己欠下的二十余年血债，终究要用余生来偿还。而那些被他伤害的家庭，也终于等到了迟来的正义。
如今，“浙江第一悬案”已经尘埃落定，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远未结束。徐利的人生，本可以有另一种可能——如果他能踏实工作，如果他能抵御诱惑，如果他能在第一次犯错时及时回头……
可人生没有如果，一旦踏入深渊，就再也无法回头。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段黑暗历史的终结，更是对每一个人敲响的警钟：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