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化波日桥上，一对恋人在张望等待，男的是独立师政委，也曾是省委宣传部长，女的是博巴政府一位藏族美女。两人在共同的战斗工作中产生感情，走到了一起。他们在这里迎接红二、六军团进入瞻化藏区，进入波巴政府。这座元末明初时，由藏族建筑大师唐通吉布承担设计的波日桥。是康巴地区年代久远，跨度最大的伸臂木质结构桥，素有康巴第一桥美誉，也是横跨雅砻江上唯一的藏式桥，长125米，宽3米，孔径跨度60米，由桥身、桥墩、桥亭三部分构成。桥墩用圆木与卵石片石相掺，外壁用圆木垒叠成墙，树藤缠结而成，不用铁钉，造型粗犷质朴。历经数年破旧失修，红军进入瞻化后，经常过路上桥担心行人不便，特别派人整修一新，加以维护，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军桥”。成为这片土地上一处靓丽的风景，凡是红军或苏维埃干部圆满地完成任务归来，或即将踏上新的征程执行任务。都会经过这座大桥，并在桥上停留话别，不论阳光还是月光，都会将他们的身影烙印在桥下水里面，久久不散。
独立师政委领受了任务，要在这里迎接和欢送二六军团的战友们。而红总部也计划着，当两支主力红军会师之后，再度北上时也将从波日桥通过。
师政委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他早早地来到了桥上，仔细查看每一个细节。他检查着桥板是否结实，用手轻轻摇晃，感受着它的稳固程度；他审视着扶栏，查看是否有破损的地方，以确保战友们的安全；他还观察着桥下的流水，判断是否会突然涨水，给行军带来危险；最后，他计算着桥面横排一次能够通过多少人，以便合理安排队伍的行进。
在确认了这些情况之后，师政委的目光转向了跟他一同前来的新婚妻子。这位漂亮的藏族女人，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若不是她身上那独特的藏族服饰，恐怕初次见到她的人都会误以为她是汉族女子。
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响应了号召，为实现民族平等、互相通婚做出了榜样。早在几个月前，绥靖地区成立川康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时，那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男人们欢天喜地，女人们笑语盈盈，人们娶妻结婚，好不热闹。当时，省委就有六名干部与藏族姑娘喜结连理。经组织审批，成为他这位省委宣传部长、独立二师政委的妻子的，正是站在他身边的三木顿珠。虽然他们是初次相见，但彼此却一见钟情，感情迅速升温，很快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师政委凝视着眼前的妻子，仿佛怎么也看不够，心中有千言万语，却又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通讯员匆匆赶来报告：“政委，老母亲过来了。”他急忙拉起妻子的手，说道：“走，快去见母亲。”他边走边想，一家人在红军队伍中相见竟是如此艰难。自从他们一家九口人投身红军队伍，便再未团聚过。他第一次见到母亲是在两年前，那时母子二人都已知晓父亲离世的噩耗，却都选择了隐瞒，最终还是母亲将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了他。第二次则是在西康宝兴城。那天傍晚，他又一次与带着三个孩子匆匆赶路的母亲不期而遇。行色匆匆间，他终究没有勇气将二哥和五妹夫妇的死讯如实告知母亲。
这次见到母亲，他心中感慨万千。他如今已经担任师政委一职，但眼前的场景却让他倍感压抑。母亲身旁站着年幼的弟弟和妹妹，妹妹年仅八岁，而母亲也已年过半百，身体状况不佳。当时，红军队伍正准备翻越新龙雪山，一路上铁流滚滚，战马嘶鸣，场面异常壮观。但在这壮观的景象背后，却是师政委内心的沉重与无奈。
弟弟和妹妹见到师政委后，纷纷喊他三哥。他们焦急地告诉他：“三哥，怎么办？娘不行了，娘腿肿了，走不动了。”听到这些话，师政委的心情愈发沉重。他深知母亲的身体状况，也明白红军北上的重要性，但面对母亲和弟妹的困境，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纠结。
师政委沉重地对妹妹说：“小妹，你知道我的心情也难受。红军要北上，母亲身体不好，但就地安置是绝对不行的。可要是回家去，我们也已经无家可归了，我们的家早就没有了。”这时的母亲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看着师政委。她似乎也知道自己无法再承受第三次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辛，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这种痛苦如同刀割一般，深深地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师政委坐在椅子上，沉思片刻，他突然想起之前曾给红一团的张政委写过一封信。在那封信中，他请求张政委帮忙为他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寻找一些粮食。由于近期事务繁忙，他竟然还没来得及查看张政委的回信。这时，师政委像是突然被提醒一般，急忙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迫不及待地展开阅读，想要知道张政委在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只见张政委在信中措辞委婉地回复道：“师政委啊，实在不好意思，现在有太多人都向我索要粮食，我这里的粮食也非常有限啊。连老首长跟我要粮食，我都无法满足呢。真的非常抱歉，我只能随信给您带来一块银元，聊表心意。希望您不要嫌弃这点微薄的礼物。”师政委读完信后，心中有些失落，但他并没有抱怨。他默默地掂了掂手中那块银元的份量，感受着它的重量。然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粮食，以及那匹一直陪伴他征战的战马，都留给了母亲和弟弟妹妹。
弟弟见状，不禁担忧地问道：“三哥，你把这些都留给我们，那你自己怎么办呢？”师政委微笑着安慰弟弟说：“不用担心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一旁的警卫员看到这一幕，也主动站出来说道：“首长，我愿意留下来照顾大娘和弟弟妹妹，您就放心地去吧。”
就在这时，老母亲终于开了金口，她的话语如黄钟大吕一般：“不行，你们北上的战士一个也不能留，你们都必须北上。也不用担心我，我这把老骨头还行。我比王军长那丈母娘还小两个月，我还是大脚，能走。”老母亲伸出腿脚让大家看，浮肿的腿脚圆鼓鼓的。仅仅这几句话，师政委和他的弟弟妹妹，还有警卫员，无不为之动容，眼眶中似有泪光闪烁。警卫员瞅了瞅外面，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僵局，说道：“首长，快走吧，红二六军团的战友们要到了。”他那藏族妻子早已牵过马来等着了。师政委万般难舍地跃上另一匹马，强忍着离别的泪水，带着妻子和警卫员策马而去，仿佛不敢回头再看一眼他的母亲，他的弟弟妹妹，就这样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
北上必经之地的波日桥，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座桥宛如一条巨龙横跨在波涛汹涌的雅砻江之上，连接着南北两岸，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通道。师政委一行来到桥头，远远地就看到了格勒得沙政府藏族主席克基。这位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的藏族汉子，正站在桥边，与红军妇女独立团的汉族姑娘唐连长交谈着什么。他们二人也已结成了伉俪，成为了一对令人羡慕的伴侣。
独立团奉命在波日桥守卫，确保战友们能够平安过桥。唐连长和她的姐妹们精神抖擞地站在桥边，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克基主席则带领着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们，送上了一袋又一袋的粮食和衣服，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辣椒、草鞋等等物品，这些都是红军战士们急需的物资。新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桑吉喜悦和扎西旺徐，在女红军陶营长和曾政委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把粮食物资搬到马背上，然后用绳子仔细地捆绑起来。他们动作迅速而熟练，显然已经对这项工作非常熟悉了。
在人群中，少明珍依然带着谢红军、根红英缓缓走来。少明珍一边走，一边教两个小姑娘轻声地背诵着雪山的地名：“大炮山、新龙山……”这些名字在她们的口中念出来，仿佛带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人对那片未知的雪山充满了向往……
突然又来一队骑兵渐行渐近，为首的人翻身下马，师政委盯睛一看，原来是省委书记也来到了这里。跟着而来的还有雄国兵主席与姜亭富。师政委想想几个月前他们六对新人结婚，如今却有三对在这里出现，怎么单个出现的是省委书记呢？他们清楚地记得，那时省委书记迎娶的藏族姑娘确实美丽无双，被人称为金川之花。她的藏族名字叫做查比二姐，汉族名字叫羊英秀。
查比二姐的容貌堪称绝美，是丹巴美人谷美女的典型代表。用“貌美如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她年仅25岁，正值青春年华，秀外慧中却又不失妩媚，英姿飒爽且充满活力，浑身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仿佛春天里绽放的花朵一般，令人赏心悦目。不仅如此，查比二姐还是家中的独生女，备受父母的宠爱，犹如掌上明珠一般。她自幼聪明伶俐，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不仅能熟练掌握汉语，还精通藏语，可谓是才貌双全。
也许正应自古红颜多薄命的俗语，命运却对羊英秀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她十八岁那年，疼爱她的父母未经她同意，便擅自做主为她招了一个入赘郎君。这段婚姻起初还算美满，查比二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的丈夫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不辞而别，从此杳无音讯。
没过多久，查比二姐的父亲就因病离世了，这给她们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查比二姐不仅要照顾年幼的女儿，还要照顾年迈的母亲，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就在这个时候，红军来到了她们的家乡。查比二姐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心中对红军充满了好感和敬意。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红军。
由于查比二姐会说汉藏两种语言，而且她年轻活泼、办事干练、工作热情负责，很快就成为了红军中的一名翻译。后来，她还担任了波巴政府的妇女部长，负责组织和领导妇女们的工作。在工作中，省委书记注意到了这位活泼漂亮的妇女部长。他被查比二姐的聪明才智和工作能力所吸引，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有一次，在有张主席和总政委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省委书记当着众人的面，大方地拿出一个本子，又递上一支铅笔，然后笑吟吟地对查比二姐非常直爽地说：“强扭的瓜不甜，婚姻自由，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跟我结婚，愿意的话，就在本子上打个勾，不愿意的话，就打个叉。”
面对省委书记如此直白的表白，查比二姐虽然有些害羞，但她心中其实早已喜欢上了这位省委书记。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在本子上划了一个勾，表示愿意与省委书记在一起。
他们喜结连理的当日，便马不停蹄地随红军踏上了转移的征程，一路向着炉霍与道孚进发。但从南方来的省委书记却在这藏区水土不服，不幸染上了一种要命的疾病——斑疹伤寒。妇女部长犹如温柔的天使，无微不至地悉心照料着他，她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每日不辞辛劳地挤牦牛奶给丈夫饮用，绞尽脑汁想尽各种方法，一点一滴地调养着书记那虚弱的身体。就在书记的身体稍有起色之时，妇女部长却收到了母亲病危的家书，她心急如焚，整日以泪洗面，对母亲的病情忧心忡忡，对女儿的思念更是如潮水般汹涌。书记见她如此痛苦，毫不犹豫地同意她返回老家探望母亲，而她也在得到许可后，如离弦之箭般迅速地踏上了归途。
谁曾想羊英秀回到家中，母亲已经离世，女儿也惨遭反动派毒手。她欲哭无泪，悲痛欲绝，犹如万箭穿心般痛苦。这一来一回，竟耽误了十多个昼夜，待她再次折返去追寻红军和丈夫时，红军却因战情突变早已转移到那遥不可及的地方了。从此他们便如参商般天各一方，再无重逢之日。省委书记形单影只，郁闷到了极点。见到他们这般恩爱的几对夫妻，成双入对，如胶似漆，也无暇顾及其他，只是微微颔首，权当打过招呼，便自顾自地忙着去安排工作了。
而在波日桥头，送行的群众不解地。问道：“你们要往哪里去？”“什么时候再回来？”少明珍和谢红军、根红英互相看看，异口同声地说：“去北方打日本鬼子咯，下一个鼠年我们就回来。” 她们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仿佛在向这片土地许下了一个庄重的承诺。甚至，一些男战士们对着雅砻江东岸的大声喊话：“我们要走了，到北方打日本鬼子去，下个鼠年我们就回来！” 那充满豪情壮志的话语，在山谷间回荡，彰显着红军的无畏与担当。波巴政府的干部、青年骨干以及众多积极分子，连同雅砻江的老百姓们，都聚集在路旁，眼中满是眷恋与不舍。他们看着红军战士们收拾行囊，准备远行，心中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