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神婆的墨魂忏
光绪三十四年谷雨，铜铃与木鱼声打破荒鬼村的晨雾。来自三个村落的神婆——杏花村的张仙姑、柳叶村的李婆婆、松针村的王神婆——联袂而至，她们的红绸裙摆扫过“蒙正堂”台阶时，裙角“驱邪”符纹突然褪色，露出底下用白狗血写的“避债”二字。
“听闻贵村墨魂显灵...”张仙姑的卦筒里掉出枚铜钱，正面“招财进宝”被磨得发亮，背面却刻着“替孙长卿挡灾”，“我等特来供奉香火...”话音未落，阿秀的裁纸刀（刀柄已缠上祈福红绳）突然出鞘，刀刃映出三位神婆袖中藏的改命符——每张符上的“寿”字都用婴儿胎发勾边，“福”字里掺着仇家的指甲灰。
刘老鬼蹲在老槐树下筛麦种，指缝间漏出的金色麦粒滚成“忏”字。“神婆的香灰里掺着谎，”他的烟袋嘴磕着树根，露出里面藏的半片黄符，“二十年前，你们用‘鬼缠身’骗走黑蛋家的耕牛，那牛骨现在还埋在杏花村西头。”张仙姑的卦筒“当啷”落地，滚出的不是卦签，是用牛骨刻的“贪”字符。
正午的“还魂碑”前，三位神婆被迫卸去妆扮。李婆婆鬓角的银饰掉出颗牙齿——属于当年被她咒为“克夫”的寡妇；王神婆的肚兜里掉出绺头发，正是松针村失踪孩童的。她们用来画符的朱砂笔，笔杆刻着“财”，笔头却是用荒鬼村村民的头发搓成的。
“那些‘鬼缠身’的把戏...都是孙长卿教的...”张仙姑颤抖着撕开符纸，里面掉出半张地契，“他说...用‘鬼’字吓人，比用刀杀人更省心...”符纸灰烬中，“鬼”字裂成“白”和“厶”，在碑面聚成“魄”字，仿佛无数被她们害死的冤魂正在索命。
深夜的山神庙遗址，三位神婆跪在“蒙正堂”的沙盘前。李修文递给她们麦秆笔和清水：“先学写‘人’字，再学做人。”王神婆的手刚触笔，沙盘里的水突然变黑，映出她逼死的寡妇托梦场景——那女人抱着牛骨喊“还我公道”，牛骨上的“冤”字与沙盘里的墨字重叠。
“鬼不是用来怕的，是用来念的。”刘老鬼将黑槐花泡的墨水推到她们面前，“用这墨写忏悔，冤魂会闻到花香。”张仙姑咬破舌尖，在黄纸上写下第一句：“我骗杏花村周寡妇，说她面有凶煞，需卖牛换符...”鲜血渗进墨字，“骗”字的马字旁变成“言”，竟成“谝”字，意为巧言相欺。
五更天，三位神婆的忏悔书被烧成纸蝶。蝶群飞向各自的村落，落在被害者的坟头，竟化作了白色的麦穗。阿秀在每个坟头种下醒世麦种，种子破土时，坟前的杂草自动退去，露出刻着真名的木牌——那是被神婆们用“鬼”字掩盖的真相。
正午，杏花村的村民们抬着找回的耕牛来到荒鬼村。牛背上的“灾”字符被雨水冲刷，显露出原本的“吉”字。张仙姑跪在牛前，用麦秆笔在牛背写下“对不起”，笔迹未落，牛眼竟流出泪水，在地上写成“恕”。
柳叶村的李婆婆将神坛改造成了义诊台。她用蒙学的《本草纲目》取代了符书，药柜上的“驱邪”牌换成了“救人”匾。第一个来看病的虎娃指着她的银针笑：“婆婆的针比符纸管用！”李婆婆摸着虎娃的头，发现自己指甲缝里的朱砂已被麦汁洗去，露出干净的粉色。
松针村的王神婆在村口搭了个施粥棚。她用来画符的铜盆里盛满了麦香粥，每个来喝粥的人都能得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善恶有报，回头是岸”——字迹是用醒世麦的浆汁写的，在阳光下会透出“善”字暗纹。
暮春的细雨中，三位神婆在荒鬼村的老槐树下立了块“祛魅碑”。碑面刻着：“世上本无鬼，人心自迷障，若要神佛佑，先做良善人。”碑顶摆着她们的符筒、肚兜和朱砂笔，这些物件在雨中渐渐生锈、褪色，最终变成了普通的农具。
刘老鬼看着三位神婆教虎娃们编花环，忽然想起黑蛋说过的话：“鬼故事都是人编的，人要是活明白了，鬼就没地方呆了。”他摸出铜烟袋里的鹅卵石，石面“判”字不知何时被磨成了“伴”，旁边还有虎娃们刻的“婆”字——那是给三位神婆的新称呼。
远处的山梁上，墨魂们的黑马队踏过雨后的彩虹。这次他们的马鞍上挂着的是装满麦种的布袋，所到之处，曾经被符纸污染的土地上长出了茂盛的庄稼，每株庄稼的叶片上都滚动着露珠，露珠里映着“真”“善”“美”的字样。
当第一声蛙鸣响起时，荒鬼村的蒙学里传来朗朗书声。三位神婆坐在教室后排，跟着虎娃们一起念：“人之初，性本善...”她们的红绸裙摆已换成了素色粗布，裙角绣着的不再是符纹，而是麦穗和槐花。
（本章完）
核心叙事要点：
1. 迷信与文字的双重解构：通过神婆符纹下的“避债”字、牛骨刻的“贪”字符，揭露“鬼神之说”实为“文字骗术”的本质，完成对封建迷信的祛魅。
2. 忏悔仪式的日常化呈现：用麦秆笔写忏悔、纸蝶化麦穗等情节，将“灵魂救赎”转化为可参与的日常行动，弱化宗教神秘色彩，强化世俗化忏悔逻辑。
3. 神婆形象的功能性转化：从“造鬼者”到“祛魅者”，通过改神坛为义诊台、符盆变施粥盆等细节，展现传统迷信职业者的现代性转型，赋予角色新的社会价值。
4. 自然意象的祛魅呼应：
- 符纸→麦穗：迷信道具转化为生产资料，象征虚妄归位真实。
- 墨泪→露珠：罪孽之水净化为生命之水，完成“污染→治愈”的意象闭环。
5. 乡村文明的多元共建：神婆、秀才、村民共同参与“祛魅碑”的树立，标志着乡村从“蒙昧共同体”向“理性共同体”的进化，凸显文字伦理对乡村治理的整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