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的剁骨刀与行李箱
2014年5月的苏州像个巨大的蒸笼，梅雨季的潮气裹着霉菌味，把每扇窗户都糊成了毛玻璃。常秀芳蹲在电子厂流水线前，镊子尖夹着芝麻大的电阻，手心里的汗把橡胶手套泡得发白。显示屏上的时间像只爬不动的蜗牛，晚上十一点零七分——再过五十三分钟，她就能逃出厂门，去巷口喝碗撒满白胡椒的小馄饨，让滚烫的汤熨平后颈的淤青。
“秀芳，你家那口子又在门口晃荡呢。”李大姐的睫毛膏沾着电子元件的荧光粉，像只误入电路板的花蝴蝶，“闻着那股酒气，隔三条街都能醉倒老鼠。”镊子“当啷”砸在操作台上，常秀芳盯着迸裂的塑料外壳，突然想起三年前被聂明辉踢碎的汤碗，裂口跟这形状分毫不差，连溅在围裙上的油点子都像重影。
聂明辉的影子掠过车间窗户时，常秀芳的左耳垂突然发烫。那道三厘米长的疤痕是去年元宵节留下的，他用皮鞋跟抽她时，鞋钉勾住了银耳坠，生生撕下半边耳垂。此刻她摸着结痂的伤口，触感像摸着块烤焦的橡皮，又硬又涩。低头看见工作服袖口滑开，腕骨处的淤青叠着淤青，深紫浅蓝交错，像团拧乱的电线疙瘩。
凌晨一点的出租屋飘着馊泡面味。常秀芳推门时被酒瓶绊倒，玻璃碴子扎进脚心的瞬间，她听见聂明辉在里屋笑，像只发情的公鸭。灯亮后，炕上堆着三个二锅头空瓶，他光着膀子抠脚丫，皮带耷拉在胯骨上，活像条被晒蔫的菜花蛇。
“捡破烂的知道回来？”他打了个酒嗝，眼尾的红血丝像爬满蛛网，“老子今晚问过村口算卦的，说你命里带煞，克夫克子。”常秀芳盯着墙上的日历，5月11日的红圈是女儿的生日，红笔边缘渗着水痕，像滴风干的血。十二年前的冬夜突然涌进脑海：聂明辉把老鼠药拌进小米粥，说喝了能治她咳嗽，而窗外的月亮白得瘆人，像块盖棺材的布。
皮带抽在肩上的声音像撕烂麻袋，常秀芳数着节拍——第一下左肩胛骨，第二下后腰眼，第三下刚好落在旧伤上。她盯着地板砖缝里的蟑螂，想起上个月发在qq空间的日志：“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块揉皱的抹布，脏了破了，主人却舍不得扔，偏要在地上反复踩。”刚发出去半小时，聂明辉就用手机砸她太阳穴，说她给老聂家丢人现眼。
这顿打持续到凌晨两点，当菜刀的刀刃刮过瓷砖时，常秀芳蜷缩成虾米。刀刃拖出的声响像蛇在蜕皮，她数着聂明辉的脚步声，一下，两下，直到鼾声如雷。爬起来时，小拇指像根冻硬的胡萝卜，直直地戳在旗袍领口，那是她藏了十年的结婚旗袍，领口的盘扣硌得锁骨生疼，布料早褪成浅粉色，却还留着当年在新疆买布时的阳光味。
菜刀握在手里比想象中轻。常秀芳望着炕上的男人，他的肚皮随着呼吸起伏，像只翻了壳的王八。刀刃落下的瞬间，她想起十七岁在老家杀猪，父亲说刀刃要找猪颈的软骨缝，那样下刀最利索。聂明辉的血溅在旗袍前襟时，她才发现这刀比杀猪刀钝得多，砍第三下时，刀刃已经卷了口。
“你说我肚子像被踩扁的面口袋。”常秀芳蹲在血洼里，用袖口擦他脸上的血沫，布料立刻被染成深褐色，“现在你的肠子堆在地上，倒像团煮烂的面糊。”吊扇“嗡嗡”转着，把血腥气吹得满屋子跑，她忽然觉得这味道比聂明辉的酒气好闻多了，至少不带着嫌弃和辱骂。
分尸用了三小时零一刻钟。锯子是聂明辉去年修猪圈买的，锯齿间还卡着木屑。锯到肋骨时，金属摩擦声像指甲刮玻璃，常秀芳却觉得这声音比他的骂声顺耳。内脏掏出来时，她想起在新疆摘棉花的午后，聂明辉被棉枝划破手指，她含着他的指尖吸血，那时的血是咸的，带着阳光的温度，而现在的血是凉的，混着脏器的腥臊。
凌晨三点，行李箱的拉链卡住了。常秀芳望着露出的青紫色手指，突然笑出声——这箱子是上周在小商品市场买的，老板说能装下两个成年人，她当时还觉得夸张。外甥王某来帮忙时，脸色比墙上的腻子还白，却不敢多问，只敢把烧纸灰扫进塑料袋，烟灰落在他鞋面上，像撒了把骨灰。
抛尸地的小树林长着七棵香樟树，常秀芳数得清楚。五月的蚊子围着行李箱打转，比聂明辉打她时的叫骂声还热闹。当铁锹铲起第一锹土时，她忽然想起十年前在新疆埋夭折的羊羔，那时聂明辉抱着她哭，说以后再也不让她受委屈。现在他躺在坑里，连句道歉都没有，只有泥土砸在行李箱上的“啪啪”声，像拍着一封寄不出去的信。
警方找到她时，她正在给电阻焊引脚，焊锡丝的青烟熏得眼睛发涩。审讯室的灯白得发蓝，像电子厂的流水线。当警察拿出染血的旗袍照片时，常秀芳摸着左耳垂的疤说：“以前总想着，等孩子大了，日子就会好起来。后来发现，有些男人就像生锈的钉子，扎在肉里只会越烂越深。”
看守所的床板有股霉味，却比家里的炕干净。常秀芳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形状像极了女儿画的太阳。她想起最后一次给女儿梳辫子，女儿摸着她手腕的淤青问：“妈妈的手链怎么每天都变颜色？”她笑着把辫子绕成蝴蝶结，说：“这是妈妈跟月亮借的颜料。”现在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却照不亮出租屋的炕，只照亮看守所铁窗的栏杆，像排整齐的刀疤。
庭审那天，苏州下着蒙蒙细雨。常秀芳看见聂家人坐在旁听席，婆婆用手帕捂着嘴，不知道是哭还是嫌法庭的消毒水味。法官问她有没有最后陈述，她望着窗外的法桐树，叶子上的雨珠滚成串，像极了巷口小馄饨汤里的葱花。“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女人不是案板上的肉，想剁就剁。”
散庭时，法警递来一封女儿的信。常秀芳摸着信纸上的泪痕，忽然想起分尸那晚，她把染血的旗袍塞进了行李箱。现在女儿说，旗袍已经洗干净，收在衣柜最上层，等她回家穿。可她知道，有些东西洗不掉，就像聂明辉留在她身上的疤，还有那些年的辱骂，早跟血肉长在了一起。
梅雨季结束的那天，看守所的玉兰花开了。常秀芳望着铁窗外的蓝天，忽然觉得，月光下的行李箱虽然沉重，却比装满辱骂的家干净得多。她摸了摸手腕上的淤青，这次的伤，或许能在牢里慢慢养好，而心里的伤，就跟分尸时的锯子声一样，虽已远去，却在记忆里刻下了永远的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