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民国20年），世界经济危机没有如人民渴望那样，呈现减缓趋向，在全世界范围内，失业率、银行破产此起彼伏。
由于中国非常落后，再加上经过数年战乱，经济刚刚恢复，以及构筑起海关壁垒，国内经济呈现一片繁荣趋势，特别是在刚刚建立的第一批沿海沿江经济开发区，如广州、杭州、上海、南京等地，一些已经奄奄一息的欧美企业，听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国经济趋于稳定，在前5年时间，工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竟然达到15%，纷纷跑到中国上述四个沿海沿江开放城市进行投资。
在苏俄，借助于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斯大林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由于东方的崛起，再加上中国向来奉行对美国，对德国友好态度，资本主义剩余资本、机器设备没有如斯大林预期那样流入苏联，有相当大部分流入贫穷、落后，但勤奋、肯干的中国。
虽然在积极备战，但是在经济上，杨兴特别对美国、德国资本到来表示欢迎，与行政院副院长唐绍仪一起，每周都会接见1到2家美国、德国资本家，商讨合作问题，有时竟然向其降低地皮的优惠，以鼓励外国在中国建厂。
但是，在这大好局面下，世界不稳定影响因素逐渐显现，由于德国失业人数达到600万人，虽然中国聘请了数千人优秀的技术人才，购买大量的机器设备，但是杯水车薪，德国形势一片恶劣。这给特勒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声称经济危机是“政府无能”，是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和战争赔款及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共和国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
不久，经济危机就发展成为一场国家危机。由于经济萧条，国家税收下降，相反失业救济的支出却迅速增加。
1930年3月，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政府终因入阁各党在如何平衡国库
亏空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垮台。经济危机更使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对魏玛共和国政府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建立一个拯救德意志民族、给社会带来安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新政府。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希特勒一方面为国家社会主义展开更强大的宣传，对各阶层人民不断做出符合其愿望的慷慨许诺。
一方面又通过纳粹党的宣传机器，宣称该党不是一个阶级政党，而是“大众党”，并重点向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发动讨好攻势，以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种宣传不能不打动处在绝望之中的德国人民，他们相信希特勒的诺言能够兑现，因而纷纷聚集在纳粹的旗帜下。
危机前，纳粹党只有10.8万人，但到1931年，纳粹党员达到100万人。自1930年开始，纳粹党在德国各项选举中战无不胜，越来越显示其锐不可当之势头。
德国纳粹党上台，对中国军事政治影响颇大。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在中国军界，有400多名德国顾问，在中国经济界、教育界，有更多的德国人，由于他们带来太多的新技术，由于他们在国内各大学教授哲学，经济学，以及各项技术，他们一言一行毫无疑问影响中国精英阶层。
听说在军事顾问副团长赫尔曼－克里拜尔等人影响下，再加上赫尔曼－克里拜尔为老牌纳粹分子，与希特勒一起发动过啤酒馆事变，一起因此在德国坐过监狱，在德国纳粹党中有较高的影响力。
或者是感觉在德国呆不住了，或者是为了为德国纳粹党争取强有力外援，毕竟杨兴非常推崇俾斯麦的铁与血，毕竟中国国民党在1926年在全国取得政权，而此时德国纳粹处于一片低迷之中，反正赫尔曼－克里拜尔来到中国。
在其影响下，中国已经建立一小部分纳粹组织，他们鼓吹领袖崇拜，希望中国开辟战略空间，生存空间，要求中国对希特勒进行支持，以支持希特勒夺取全国政权。虽然在中国军队，那些鼓吹领袖崇拜的就是崇拜杨兴，但这还是让人颇为警惕，在杨兴计划中，是通过强军，在加上国内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从而将中国带进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
在得到军情处处长赵渭宾等人报告，对赫尔曼－克里拜尔等人，杨兴还是颇为警惕的，中国是需要一定领袖崇拜，但不是狂热的领袖崇拜。
因此，这天杨兴与外务部部长顾维钧亲自召见德国军事顾问团副团长赫尔曼－克里拜尔，告诉他，鉴于德国国内混乱局势，以及对希特勒建立大德意志，对德国复兴的支持，中国政府决定，在纳粹德国掌权之前，每年支持希特勒先生50万个大洋。
这可让克里拜尔颇为诧异，要知道，其流落到中国，主要是希望通过军事援助方式，使纳粹获得外力支持，想不到中国国民党，这个纳粹看着可以作为第三号外援国家（第一号当然是意大利、第二号是日本，中国在纳粹党人获得如此声望，主要是鼓吹卑斯麦的铁与血，将强军放在第一位，虽然中国经济还非常落后，但是毕竟全国统一）
想不到来到中国不到不到半年，虽然在中国宣传绝对服从领袖，宣传一些民主无用论思潮，如此获得上百名中国军官的欣赏，很多人纷纷暗地里结成团伙，宣誓效忠中国自己的领袖。
现在想不到取得如此巨大成绩，中国政府决定每年资助纳粹50万个大洋，这可以说是一笔大捐款，即使在德国纳粹党在国内越来越深得民心，但多是小额捐款。
所以，拿到如此大笔的捐款，让克里拜尔颇为激动，想到有了这笔捐款后，自己在纳粹党的地位必然得到迅猛提升。
这时，杨兴发言道：克里拜尔将军，请向元首致意，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的遭遇非常同情。
中国虽然在国际地位非常低，但是作为朋友，中国政府在道义上支持德国为打破凡尔赛和约所做得的任何努力，也希望与德国友谊长存。
让人惊讶的是克里拜尔在表示感谢后，一个劲问这笔援助款项如何处理，是否有任何附加条件，这让杨兴颇为惊讶，一想才知道，在西方，各种政治援助是附有附加条件的，现在50万大洋，在前世也是一大笔政治援助，何况是在20年代末期，可以说援助数额太大了，这让做事一板一眼的德国人相信，中国政府这笔外交援助，可能附带有任何政治条件。
想到这里，杨兴笑道：克里拜尔将军，对这笔外交援助，在以后，在掌权前，中国政府每年会通过50万外交援助，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看到满是不信任的眼睛，杨兴笑道：克里拜尔将军，要是说有条件的话，那么就是感谢克里拜尔先生，德国专家对中国的支持你们的支持，对中国人非常重要，你们在中国的价值，远非这一百万所可比拟的。
就是希望德国强大，一个强大的德国，就是这次援助的条件。
看到面部渐渐松弛下来后，顾维钧笑道：哦，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希望克里拜尔成为总司令与德国元首之间联系纽带，克里拜尔先生成为这笔款项的执行人，到底钱如何花，由克里拜尔先生负责。
如此克里拜尔离开中国，如此让方兴未艾的领袖崇拜再次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像在德国、意大利、日本那样泛滥成灾。
而希特勒，自从得到克里拜尔的援助款项后，大为兴奋。
要知道，在此时，希特勒虽然获得德国军界、政界的支持，但是由于反犹太主义，确没有获得德国大资本家支持这笔款项对纳粹来说，还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援助款项，因此，希特勒亲自给杨兴写了笔回信，除表示支持外，也希望共同反苏俄立场。
如果说希特勒，属于未来投资的话，但是在远东，日本由于经济危机，极右翼势力抬头，以日本陆军相南次郎为首的日本军方，鼓吹满蒙生命线，将原来田中奏折：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具体化，明确提出满蒙生命线，关东军已经由1个师团增加到3个满编师团，再加上朝鲜驻军3个满编师团，日本在亚洲大陆已经有大军15万人，兵力可以说与国民军东北军区持平。
在南满铁路上，由于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
在日本国内，作为曾经担任关东军大都督，作为臭名昭彰的田中奏折炮制者之一的南次郎，极力与日本间谍土肥原贤二、河本、石原莞尔、东条英机等人向呼应，在日本国内积极活动，向日本首相、日本外相、大藏省施压，要求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日本军部认为，在中俄中东争端的时候，中国集中了二十余万军队，对只有10万余人的苏俄军队，竟然完全采取守势，对入侵之敌，只是驱逐，而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就地消灭，到最后，居然接受屈辱的《中东铁路管理备忘录》，完全恢复俄罗斯在中东铁路的权益。
日本狂妄的认为，一个日本师团，可以抵抗3倍苏军，正如日俄战争事情，对苏俄部队，只要渗透到其后面，马上就崩溃。
因此，日本关东军认为，反苏自卫战争表明中国军队与苏军只是在同一个水平而已，这表明，一个日本师团，解决2个中国军绰绰有余的。
因此，日本军部认为，中国是外强中干，再加上这几年鼓吹发展经济，对外挑衅的反应强度，根本难张作霖在时也不如，所以认为只要关东军表现出足够的强硬姿态，只要日本陆军大军压境，占领满洲是可能的。
而与此同时，日本挑衅行为连连遭到中国驻军的抵制，一个个阴谋开始破产后，杨兴隐隐感觉到战争不可避免。
最先是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
万宝山事件，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虽然杨兴第一次获得万宝山事件报告，但是考虑到若是发动武力冲突，可能对中国稳定发展局势造成影响，当即将该案件压下去，没有允许中国警察前去支援，本来以忍无可忍的心态处理，原以为这次事件能够平息，但谁知日本人就是想找事，找来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日本借此向日本民众宣扬仇华情节，在日本极右翼势力鼓噪下，日本民众发动多起游行示威活动，到中国大使馆游行示威，中国驻日大使汪精卫吓得连连道歉，但是事端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